記者 | 林子人編輯 | 朱潔樹1
「美國發生的所有政治問題，或遲或早，終將轉化為司法問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託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下這樣一句話。
在《紐約客》雜誌專職作家、CNN首席法律分析師傑弗裡·圖賓（Jeffery Toobin）看來，這一論斷極其貼切，且適用至今。事實是，作為美國國家機構三分支之一的聯邦最高法院早已成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鬥法之地，而非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不考慮政治紛爭，僅以法律為依據作出判決。
在傑弗裡·圖賓的新作《誓言》中，他詳細回顧了歐巴馬第一個總統任期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重要判決、人員變動以及與白宮、國會之間的關係等。控槍、墮胎、競選資金、醫保等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都在那段時間裡轉化為司法問題，呈現於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面前。而在2019年的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當下美國社會的撕裂早已在當時就埋下了伏筆。
8月15日，譯林出版社邀請《誓言》譯者、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於霄及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鄭戈來到上海書展現場，以「從最高法院開始，讀懂當代美國政治」為題展開討論。鄭戈指出，法院一直以來在美國政治傳統中佔據非常高的地位，這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色，鑑於不同國家對法律職業群體的認知程度不一，這一制度安排很難複製到其他國家，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要理解美國當代政治，就必須了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從歐巴馬醫保案到聯合公民案：美國最高法院的博弈與決斷
鄭戈指出，在歐巴馬第一任期（2008年-2012年）期間，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了幾個對美國未來發展影響非常大的案件，其中在書中有詳細討論的一個案件就是歐巴馬醫保案。在西方發達國家當中，美國是社會福利保障程度最低的國家，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有覆蓋全民的醫保的時候，美國長期缺乏覆蓋全民的醫保計劃，因此歐巴馬上任後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落實全民醫保。
2010年3月21日，眾議院以219：212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修訂後的《患者保護及可負擔醫保法案》，民主黨總統、國會議員十年的工作和努力終於有了結果。然而批評聲隨即出現，以共和黨為代表的保守派以該法案違憲為由，訴至地方法院。「因為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奉行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果要強制醫保的話，跟美國的基本憲法原則是有牴觸的。歐巴馬醫保法案就是這本書裡面所講的最重要的憲法案例之一。」
書中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另外一個案例是聯合公民案。這個案子主要探討的是候選人在競選時獲得的捐助是否應該設置上限。同歐巴馬醫保案一樣，聯合公民案也是一次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鬥爭。「自進步時代以來，共和黨就是一個被金錢利益操縱的政黨。一個多世紀以來，共和黨實際上反對對企業或個人參與選舉施加的每一項限制，而民主黨堅定地支持這些限制，這是兩黨之間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因此，當首席大法官選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這一領域的法律時，對他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幫助共和黨。」圖賓在書中這樣寫道。
上述這兩個案件經過了無數爭論、博弈與妥協，最終民主黨和共和黨各有輸贏。儘管對於輸家來說，這樣的判決無異於「世界末日」，然而來自最高法院的決定依然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鄭戈援引圖賓的觀點指出，最高法院能夠為社會重大問題提供最終方案，「錯誤的答案比沒有答案要好很多，當沒有人知道在美國社會裡發生一個問題要怎樣解決的時候，最高法院可以給它一個至少還不那麼糟糕的答案。」
最高法院的判決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的法律體系以先例為準則，有嚴密的論證系統。「不管最高法院推翻一個先例也好，尊重一個先例也好，它背後都有非常重要的說理，而且這些說理是能夠形成共識的一套規則和語言體系。」
然而應該承認的是，尊重先例和嚴密論證並不意味著最高法院的絕對正確。鄭戈以聯合公民案為例指出，該案中代表聯邦政府出庭的首席政府律師辦公室律師馬爾科姆·斯圖爾特就不慎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的圈套。該案原本只涉及一個問題，即非盈利組織是否能製作涉及總統候選人的影像作品，在選舉前公開播放，讓選民去了解一位候選人的「真相」。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答案的是否定的。然而保守派大法官狡猾地將這個問題轉化為：如果不是一部紀錄片，而是一本書，政府是否同樣有權利禁止它的出版？斯圖爾特未經考慮就回答「是的」，落下了口實，將政府置於不利的境地。
「圖賓這本書的深刻和複雜之處，恰恰在於打破一些神話，」鄭戈說，「一方面它沒有走極端，說最高法院是完全不講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讓我們看到，講道理並不能絕對地為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贏得權威。」
《誓言》新書分享會嘉賓鄭戈（左）與於霄（右）
政治光譜向右偏移：從最高法院人員構成看美國政治走向
與此同時，鄭戈也提醒我們注意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不意味著社會進步的必然發生。事實上，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交鋒在後歐巴馬時代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當最高法院承認同性戀婚姻的合法性後，美國保守派就開始推動旨在恢復宗教自由的社會運動，用宗教自由來抵制同性戀婚姻的自由，去年訴至最高法院的傑作蛋糕店訴科羅拉多州民權委員會案（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就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鄭戈解釋稱，在這一案件中有兩個憲法價值觀發生了衝突，一個是同性婚姻的自由，另一個是宗教信仰的自由。當同性戀人預訂結婚蛋糕時，蛋糕店店主如果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信仰上完全不能接受同性戀，他拒絕向對方提供結婚蛋糕就是在實踐宗教自由。鄭戈指出，為該案撰寫判決書的搖擺派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給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意見，即政府能夠保障同性戀者在法律和行政意義上的婚姻自由，但並不能保證普通公民不會歧視同性戀者，因為這就屬於公民宗教自由的範疇。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問題的複雜性——平等與自由之間永遠是有衝突的。而一種自由和另一種自由之間也會發生衝突。所以說美國最高法院的故事表面上看來是美國的故事，可能跟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關係，但在這些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非常普遍的問題。」鄭戈說。
在《誓言》出版後，甘迺迪大法官退休，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去世，川普任命了兩位大法官，讓最高法院的天平再度向保守方向傾斜。於霄告訴現場讀者，備受尊重的自由派大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目前大法官們擔心白宮或國會提案要求當最高法院大法官超過70歲時提名新的大法官，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數量增加至15人，這樣將大大加劇最高法院內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但對於金斯伯格來說，和這個方案成為現實相比，她更擔心的是最高法院的權威被公眾質疑——這對最高法院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兩位新法官的加入，原本就持非常保守政治立場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反倒被襯託為一個中間派，這意味著，美國整個政治光譜在朝保守方向移動。
「哪怕下一任美國總統不再是共和黨人，而是一個民主黨人，但最高法院的構成使得美國的整個政治走向仍然趨於保守，更何況川普很有可能連任。這樣的情況就使我們了解到，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美國，僅僅去看總統做了什麼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了解美國國會和最高法院。」鄭戈說。
《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美】傑弗裡·圖賓 著 於霄 譯譯林出版社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