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讓文物活起來」「文博文創」等新動向，標誌著文物工作由過去的被動性保護，進入了和傳承創新相結合的綜合性保護利用新階段， 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與利用也成為近期一個頗為時髦的詞彙。
其實，回顧歷史，國人對於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古玩——文物——遺產」這麼幾個不斷遞進的發展階段。如果說古玩主要是基於個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這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是有悠久傳統的，而文物則是清末民初國家開始正式介入對古物古蹟的保護、管理之後的新概念，當然其內涵也由文玩清供擴展到幾乎所有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考古、歷史和古生物等遺存。1930年，國民政府出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古物保存法》。至於文化遺產，則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首先予以明確界定的，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出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進一步將文化遺產分為有形（物質）與無形（非物質）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指文物一類的古物古蹟，後者則主要指語言、戲劇、音樂、舞蹈、宗教、神話、禮儀、習慣、風俗、節慶、手工藝等不能夠固化的人類財富，兩者共同構成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保護與傳承也具有相同和相通之處。因此，博物館界在世紀之交多次以「博物館與無形文化遺產」為題召開會議 ，2007年國際博協大會在修改其章程時，正式將無形遺產納入博物館定義的工作範疇中。我國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並開始申報世界遺產後，文化遺產的概念很快得到普及；2003年國務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個周六為中國文化遺產日後，我國進入全民關注和參與遺產事業的新時代。2016年，國務院再次發文，將中國文化遺產日更名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以適應遺產觀更為廣泛的包容性。
古玩——文物——遺產這三個階段以及相關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遺產內涵層面的物理性擴展，也體現了遺產與人類關係的全面變化——遺產作為歷史與祖先的饋贈，不僅具有傳統認可的歷史、科學與藝術三大價值，也具有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功能與作用，已然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因此，就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來說，這也不僅僅是過去大家通常認為的政府與專家的事情了，而應該是政府主導、專家指導、動員社會全面參與的現代社會的一項事業和社會實踐，而這也正是新時期我國文物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目標。
與文化遺產階段相適應，需要探索包括政府、部門、機構、專家、公民及其他相關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適應現代社會多元主體的保護與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保護模式；需要探索管理型保護、規劃型保護、技術型保護、養生型保護等多種保護實踐的結合，需要探索更多形式的利用型保護、發展中保護的動態保護——遺產的保護利用已經成為一項整合科技、法規、政策、社會實踐的系統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綜合性的遺產理論與方法 ，儘可能全面地減少遺產面臨的自然與人為的破壞性因素，以實現遺產本體的延年益壽和遺產價值的最大化。
我認為，對於當下中國遺產事業的這些需求，生態博物館的探索與實踐具有很強的借鑑意義。生態博物館是超越傳統博物館圍牆，探索將自然與人文遺產綜合保護、展示和利用的一套理論和方法，它緣於博物館界服務社會發展的良好願望，以重構自然與文化、遺產與人民、過去與現在的新型關係為重心，與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深層生態系統及理論、生態文明建設等都有關係。回顧生態博物館發展歷史，反思生態博物館實踐的得失，無論對於文博界還是當下中國，都具有現實的啟迪意義。
什麼是生態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是20世紀70年代博物館界出現的一個新現象，它突破了傳統博物館「建築+藏品+展覽+服務」的模式，而是一種以特定區域為單位、以其中整體的且相互關聯的自然和人文遺產為對象，將包括當地人及其生產、生活的各種要素進行綜合的動態的保護、展示和可持續利用並發展的沒有圍牆的「活體博物館」 ，它強調保護、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與遺產的活態關係，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與人文生態。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最早於1971年由法國人弗朗索瓦·戴瓦蘭和喬治·亨利·裡維埃所提出。當時，三年一屆的國際博物館協會即將在法國格雷諾柏舉行，為了商討法國環境保護部部長在大會致辭中應該講什麼，作為當時國際和法國博物館界領軍人物的弗朗索瓦·戴瓦蘭和喬治·亨利·裡維埃一起商討，提出將各界普遍關注的生態問題和博物館的文化問題進行對接，將eco和museum兩個詞合在一起，形成生態博物館一詞，以表明博物館界對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態度，以及博物館在回應社會發展現實問題中的角色和作用 。
裡維埃曾經多次試圖給生態博物館下定義並不斷予以修訂，1976年他去世之前的最後一次定義被認為是一個具有進化特徵的定義，突出了生態博物館變化且關注、參與社會發展的特性。該定義中，他提到生態博物館是一個資源中心，一個實驗室，一個學校，也是一面人們——尤其是當地人和環境之間可以相互映照的鏡子。但是，歸根結底，他認為生態博物館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和當地人民共同設想、共同建設、共同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
應該說，生態博物館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如上文所提的國際博協大會在法國召開和環境保護問題的大爆發等歷史背景與機遇等。二戰之後，隨著工業化的縱深發展以及發達國家後工業時代的到來，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A Silent Spring）一書，引發了美國乃至全世界對於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切關注。卡森在書中描述的那個「聽不見鳥鳴」的小村鎮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4月22日，美國數千萬人走上街頭進行大遊行，呼籲保護環境，保護地球，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國際地球日。這當然也使得自詡為社會發展服務的博物館界深受觸及。
必然性則體現在生態博物館悠久的歷史淵源和博物館界一貫秉持的開放與變革態度，以及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高度關注與積極參與。裡維埃是國際博協的首任主席，他推動建設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博物館，也曾經參與過一些自然類博物館和法國自然保護區的博物館展示工作，非常欣賞瑞典工業化進程中保存鄉土遺產的戶外博物館實踐，也關注過德國祖國博物館運動及其在鄉村保護和社會動員方面的作用。戴瓦蘭是法國博物館界的思想家與後起之秀，當時正擔任國際博協主席,他非常關注法國後工業化進程中一些工業城鎮的發展轉型，以及作為歐洲農業大國的法國鄉土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等問題，並嘗試以博物館的方法為其提供解決方案。在1971至1982和1975至1979年間,他分別參與了創新型的克蕊蘇—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lndustry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與索匹卡底(sau picardie)生態博物館的工作，並總結生態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撰寫了《社區主動：研究與實驗》（1991年）一書。
作為生態保護與社區營造的同義詞，生態博物館被提出後，首先在法國和加拿大法語區傳播開來，並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包括歐洲大陸、美洲和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中國等，臺灣地區也有不少實驗和探索 。在這個過程中，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意組織的以「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為題的聖地牙哥博物館圓桌會議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次會議對博物館的一系列新變化進行理論反思和概括，其議題之一是「博物館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會議認為，應該提倡博物館的包容性、參與性，提出了希望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整合性博物館概念。希望博物館專業人員要走出博物館圍牆，改變博物館的結構和定位，擴展博物館的功能，融入社會和社會發展。經過十天的熱烈討論，會議發表了《聖地牙哥圓桌會議決議》，會議的共識還被寫入了1974年國際博協大會新修訂章程中關於博物館的新的定義，成為了國際博物館界的行業性共識。因此，這次會議被認為是新博物館學運動的裡程碑，博物館服務社會成為博物館界極具號召力的旗幟，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漸漸為博物館理論界所接納並成為一種服務社會及其發展的直接手段。
其實，在博物館史上，1970年代已構成了博物館界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包括生態博物館在內的新博物館運動被視為博物館界繼19世紀末的專業化以來的二次革命。此後的博物館將不再是那種充滿精品和精英的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成為更加親民的社會發展與變革的服務者、參與者和推動者，博物館從從前的神壇屈尊降紆為一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性論壇，一個各種文化兼容並包並相互交融的接觸地帶，而生態博物館更像是一個關於生態文明的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