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1 12:3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 | 戴建業
通常情況下，我不太相信「天才」一類的論調，但石先生的記憶力的確讓人不可思議。他的泰山大人錢基博先生是我校的名教授，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之後旋即病逝，後生小子無緣一睹錢老的風採。他的內兄錢鍾書先生，記憶力之強讓人瞠目結舌，可錢鍾書先生門牆高峻，我們大多數人都只能得之耳聞。我大學聽石先生講秦漢文學，研究生畢業後又回到先生身邊工作，有幸得以追隨先生杖履。石老師在教研室裡活動時，即使講笑話也常常「言必有據」，即使閒談也習慣性地「引經據典」。引用典故從高堂典冊到稗官野史風俗掌故，在課堂傳授之外，在縱意談笑之中，處處都能「見到」先生學問的淵博。
我們文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石老師生前的時候還是「四世同堂」，我的老師和老師的老師都是石老師的「徒子徒孫」。大家學有疑難第一時間就想到去問石老師，只要是中國經史子集中的疑難，先生有時能直接說出原文，有時告之查找的出處，很少有把他「問倒」的時候，正如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序》中所說的那樣：「小叩輒獲大鳴，實歸不負虛往。」石聲淮先生兄弟四人都是各自領域的名家。兄長石聲漢留學英國倫敦大學並獲植物生理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同濟大學、武漢大學、西北農學院等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是我國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農史學家和農業教育家。晚年致力於整理、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科學遺產工作，先後完成《齊民要術今釋》、《農政全書校注》等14部巨著，是中國農史學科重要奠基人之一。石老師的三弟石聲河先生，是我校前身華中大學歷史系教授。四弟石聲泰先生在美國獲工學博士後留美工作，解放初回到上海參加新中國建設，是上海冶金研究所著名專家。兄弟眾人中有一人聰明只算特例，兄弟四人個個都聰明絕頂就只能歸結於遺傳——石先生及其兄弟的成就，快要讓我相信天才論了。
石聲淮石老師雖然身高一米八以上，但以石老師晚年的模樣揣測，他學生時代可能還算不上「英俊青年」。大家都知道師母錢鍾霞女士是錢基博先生的掌上明珠，是國寶錢鍾書先生的小妹。錢師母優雅多才而又溫婉賢淑，石老師可能主要是憑自己的學問才華贏得錢師母的芳心，成為錢基博先生的快婿。我同學中武漢大學語言學教授萬獻初兄，前年在《國學名師與經典背誦——並記石聲淮先生一二事》博文中說：「華師廣傳錢基博選石聲淮做女婿的軼聞：錢基博的女兒錢鍾霞美麗端方，二十五六歲還侍伴老父而未論婚嫁。這時錢基博的得意門生石聲淮也是單身，但個子不高，其貌不揚，然老師卻非常喜歡這個才華出眾的學生。一天，錢基博在家裡一手牽過女兒，一手拉過石聲淮，把倆人的手放在一起，鄭重地宣布倆人結為夫妻。錢鍾霞本不情願，但不敢違抗父命，只好依從。」石老師另一得意門生傅道彬兄，在這篇博客後面跟帖表達過「抗議」：「石聲淮先生身高一米八二，在老一輩學者中堪稱巨人，怎麼成了『個子不高』，可見作者有誤。『其貌不揚』，也不準確，至少我看到的晚年石聲淮先生是儒雅的有風度的。」萬獻初兄記載的這則軼聞顯然是以訛傳訛，說錢老先生為千金擇得佳婿不假，說師母是違背心願遵從父命則不可當真。這可能有違歷史的真實，對我們石老師也不公平。石老師年輕時估計說不上風流倜儻，但絕不能說他「其貌不揚」。他說話語調平和徐緩，舉止從容安詳，閒談時很有點兒冷幽默，在教研室常常弄得大家忍俊不禁。這樣既有才又有趣的幽默男性，石老師與錢師母肯定「琴瑟好和」。石老師淵博的學問一半得自他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一半可能要多謝師母為他所做出的「無私奉獻」。
記得師母逝世半年後，石老師有一天到教研室對大家說：「我現在會下麵條了。」一位老師笑著問他：「石老師，要怎樣下麵條呢？」「要等水燒開後再放進麵條。」我們聽後都笑得肚子疼。可見，師母在世的時候沒有讓石老師下過廚房。我們學校還流傳著石老師另一則趣聞：「有一次師母到北京看望兄長錢鍾書，臨行前交代他到什麼地方買日用品。不巧，她走後不久衛生紙用完了，石老師走到附近師母交待過的百貨店，一進門就看到店裡有麵包賣，他扭頭就走了。石先生以為衛生紙這種東西，不可能與麵包在同一個商店出售。後來還是委託鄰居才買到衛生紙。」估計師母在世的時候，完全不讓石老師料理家務。
石老師生前滿腹才情學問，身後卻沒有著作等身，這與其說是天大遺憾，還不如說是千古謎團。石老師平時咳唾成珠，為什麼不把這些珍珠串起來留給後世呢？通常人們都將此說成是他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傳統，但這顯然疏忽了孔子所謂「述」與「作」的區別。前年在澳門大學與傅道彬兄談及此事，傅兄提出了另一種解釋：石老師不需要寫一個字，僅僅錢基博先生選他為女婿這一件事，就足以向世人證明自己的才華學問。當時我深以為然，事後仍覺不妥。像石老師這樣既飽於學問又富於才情的學者，即使無須向世人證明自己的才華，也往往會有一種表達新見的衝動。他寧可將自己對知識的發現和對人生的感悟，藏在胸中帶進天國，可能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他走進學術界後國家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嚴峻，學者的言論空間越來越逼仄，天天見到因言獲罪和因書招辱的恐怖場面，特別是嶽父錢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後，石老師不僅自己不敢著述，還把錢先生未付梓的著述也付之一炬，這樣，他自然就從治學的嚴謹變成了處世的拘謹。二是石老師對學問、人生和著述可能有自己獨特的體認。
錢鍾書先生諷刺今人讀一本書便寫兩本書，現在可能有人不讀杜集就能寫出「杜甫接受史」，不懂ABCD就能寫出中西比較文學的鴻文。與這種才俊相比，石聲淮老師讀進的書與寫出的書真不成比例。不過，我們大可不必為石老師遺憾，這也許正是他「求仁而得仁」。在我所見到的老一輩學者中，只有石老師謹守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遺訓。石老師求學以為己，其旨在因心以會道；今人求學以為人，其意多在借學以逐利，寫書以邀名。到底何者為得？又何者為失呢？
我讀大學時受業於石老師，研究生畢業後又親承謦欬，但我一直不敢寫對先生的紀念文章，也很少向別人說起自己是石先生的學生，我覺得自己的學問才華都不配。要不是《華中學術》主編張三夕兄昨天向我約稿，我可能一直將對石老師的思念藏在心底。晉朝東海王司馬越對他兒子說：「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我自己雖然沒有什麼學問，但有幸當過石聲淮老師的學生，又有幸很長時間在石老師指導下工作，所以有幸「聞」到過學問的「氣味」。
本文節選自戴建業作品系列之《一切皆有可能》，海南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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