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的禪學思想歷千年而不衰，到現在依然很流行，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為什麼會這樣呢？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印度佛教完全中國化了，融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思維習慣和文化風格，從而創立了風行天下的禪宗，也就是說，禪從最初的一種修行方法，經過慧能的革新，而發展成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宗派。他提出的「頓悟」思想、創新精神，以及他的平民化的禪法作風，開創了禪宗一枝獨秀的格局，也為以後的禪宗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慧能一生的禪學思想、事業功績，都被其弟子記錄下來，並結集成為中國唯一稱為經的《六祖壇經》裡了，可以說是禪宗的根本典籍，不論在中國佛教史，還是中國思想史，《壇經》都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壇經》重在自我見性，直入人心的頓悟法門，強調自我具足，一切皆備，認為美好的、理想的東西，全在我之一心，宇宙萬物、人生窮達，均由一心創造。
因此，覺悟和解脫之道，絕對地不能向外在世界追求，不能借外部力量達到，不能為外界環境所左右，唯一正途是認識自身的本性，確立自信，開發自我，實現自我。還有他提出的 「行直何用參禪，心平何勞持戒」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眾生平等，無有高下」「眾生皆有佛性」。「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念佛求生何國呢？」等思想，影響深遠。所以，可以說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被後人稱為「東方三聖」之一的偉人。
《壇經》重在靈活運用，六祖是以無上智慧，觀一切眾生，知其根性，大小不同，而以方便度化一切眾生。在《壇經》中，他提出一個原則：「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聖人的經典言教只能是藉以發揮自己觀點的手段，決不可被它們牽動旋轉。正如法常禪師去請問馬祖的公案就是一個很說明慧能禪法教學多變性的例子。
有一位法常禪師，去參禮馬祖，問馬祖什麼是佛？馬祖說：即心是佛。法常禪師聽到這四個字後，馬上頂禮拜謝，離別馬祖自己找一個茅蓬住了下來。他想：既然「即心是佛」我便好好地保任，歷境煉心，看看自己之心與佛心是否相應。日久功深，果然他達到了大徹大悟的境界。他去住茅蓬後，多少年都不到馬祖那裡去，一天，馬祖想起這位學人來，想考驗一下，看他功夫是否真正有正知見，具正法眼。於是，他叫另一位學人到法常禪師那裡去對他說：馬祖的佛法又變了，現在是「非心非佛」了，法常禪師說：這個老頭子真會胡弄人，管他非心非佛呢，我還是即心是佛。學人回來後，把法常禪師的話向馬祖稟告，馬祖讚嘆曰：梅子熟了！
還有一個磨磚作鏡的公案，也說明了慧能禪法的靈活性。馬祖道一當年在南嶽傳法的時候，常獨處一室坐禪，不接待來訪者。有一天。南嶽懷讓禪師弄了塊磚頭在他禪室外磨了起來。磨了半天。馬祖就問他：「你使勁磨磚作什麼？」懷讓禪師說：「磨作鏡」。馬祖說：「磨磚豈能成鏡？」懷讓就說：「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懷讓就對他開示說：「你若是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禪。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禪宗對於破除佛教的舊傳統，以及崇拜和信仰體系，起著重要的作用，主要目的是教人不要死守教條，讓那些框框條條成為自己心中的枷鎖，要人們解放思想，頓悟人生。六祖禪的重要位置，突出衝破傳統佛教的一些框框條條，以直入人心，明心見性，頓悟法門，為禪修的方法。可是很多人認為，六祖創立的南宗禪，卻是不拜佛、不讀經、不坐禪，後來發展到呵佛罵祖。
惠能並非不拜佛、不讀經、不坐禪，他主要是要人們破除對那些泥塑木雕佛像的迷信，提倡解放思想，從自覺精神中去覺悟人生。他這種注重自我解脫，通過淨化人心來成就獨立人格，自行把握人生真諦，並獲得精神上的自由，這就是他在中國佛學史上所作出的主要貢獻。其實，六祖在思想上雖然主張頓悟，但在修行的方法上並不排斥漸修，後人以為禪宗不講經教的研習和不坐禪，甚至認為呵佛罵祖就是禪宗的作風，這是對六祖禪宗的大大誤解。
六祖壇經，「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六祖出生於廣東，弘法在廣東，圓寂在廣東。但卻很少人知曉惠能令整個世界「石破天開」的「頓悟」禪學體系是在哪裡形成的。可以說是在廣東懷集、四會的大地上潛修形成的。當初他逃脫了神秀一系的追擊後，就潛伏隱居在了這片土地上，前後共十五年。因為他遵照當年五祖對他說的「逢懷則止、遇會則藏」的話。這在十五年當中，他一直把自已所感悟的佛法，運用到生活當中，去實踐去體驗，因為，現實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修行道場。也只有在這漁於河，耕於野的勞動人民中間，才能產生生活禪的理念，這就是慧能名偈「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可以說，在嶺南產生象惠能這樣一位中國禪宗的真正奠基者，是有其地域因緣的。作為禪宗偶像，信眾們很少涉及其產生的地域因緣，究其原因，是嶺南作為海傳佛教的登陸點，有其較豐厚的文化土壤；在這裡，東漢時產生過最早的中國佛教論著《牟子理惑論》，嶺南還是晉唐間較發達的譯經基地，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真諦就終老於廣州。初祖達摩東來，首抵羊域。可以想像，沒有這樣的佛教傳播基礎，就很難產生出大的佛教思想家。惠能的產生，正是一位嶺南人對於產生於北方的正統學術的揚棄，他使佛性平等觀有了充分的體現，這是嶺南對於全中國的第一次文化的大貢獻。
所以毛主席說《六祖壇經》是勞動人民的佛經，他以出世的佛法，做入世的事業，來普度眾生，正如毛主席所說：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這就是禪宗六祖從廣東開始的佛教平民化革命，把當時的貴族佛教改造為普羅大眾的佛教，把佛法推廣融入社會使佛法大眾化，從而促成了佛教的中國化，使佛教真正具有了生命力而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