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鑾碑》又稱《契丹出境碑》，在河南濮陽市內。碑文系宋真宗的一首詩，由宰相寇準書丹，草體豎刻，三行，每行四句，字大如拳。刻立時間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迴鑾碑》是一座紀念碑，是為紀念宋遼籤訂「澶淵之盟」，從此雙方化戈為玉帛的御製詩碑。籤約之地在澶州(今濮陽)，春秋時稱「澶淵」，故稱此次和約為「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在歷史上是影響深遠的事件。當時北宋的北方是契丹建立的遼，執政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蕭太后，皇帝是遼聖宗。北宋的皇帝是宋真宗。達成的協議是:結成兄弟之邦，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宋朝每年以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作為「歲幣」向遼交納確保不再騷擾宋朝邊境。從此宋遼維持了117年(1005——1122年)的和平局面。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宋遼邊境一直摩擦不斷，北宋雖然常有斬獲，但總的形勢並不樂觀。1004年冬遼軍大舉南下，直取瀛洲、宋軍奮力還擊，殺傷契丹十餘萬眾，迫其遁去。可是，遼兵很快又捲土重來，兵臨冀州城下，北宋朝廷一片譁然。
前方告急的文書一夜發來五次。率相寇準一律扣押不予上報，別的大臣報告宋真宗，真宗大驚。詢問寇準，寇準說轉危為安的唯一辦法是御駕親徵。大臣們個個談「遼」色變不敢言戰。真宗也一時拿不定主意。不得不請大臣們討論對策。
由於京師開封離前線太近，一位江南大臣建議真宗到南京躲一躲，而一位四川籍的大臣提出請真宗到四川最安全。寇準堅決反對，他認為「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徵，賊自當去。」皇上如果逃離京師勢必「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江山必不可保。真宗勉強同意到靠近前線的黃河邊視察一下。寇準認為皇帝如不過黃河深入前線，人心不穩，敵軍氣勢也得不到威懾，必然不能取勝。何況，前線有守軍抵擋，援軍又不斷開來，皇帝安全沒有問題。
寇準為了爭取支持，請一位將軍表態。將軍慷慨陳詞，表示願為國家獻出生命，並對真宗說，陛下不過黃河，前線軍民人心渙散，怎能保衛國家!又對那些反對主戰的大臣說:你們靠舞文弄墨取得高官，現在大軍壓境，還反對抗戰，你們有本事為什麼不寫一首足以退敵的詩呢?真宗不得已這才決定親徵。渡過黃河後，「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裡。契丹相視驚，不能成行」。真宗把前線指揮大權交給寇準。寇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遼軍數千騎圍城，寇準沉著迎敵，指揮掩殺，「斬獲大半」，遼軍撤退。
相持十餘日，遼軍又來攻擊。寇準設下埋伏，用強弩射死遼軍前敵總指揮，遼軍不敢再戰，提出議和。寇準不答應，要求契丹必須向北宋稱臣，並獻出佔據的幽州等地。可是，宋真親厭戰，又有人向他進言，說寇準擁兵自重，要真宗警錫。寇準迫於壓力，只好同意籤訂「檀淵之盟」。《迴鑾碑》的碑文就是宋真宗在班師回京時寫下的。全詩如下：「我為民憂切，戍車暫省方。旌旆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群兇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重助順，回旗躍龍驤。」詩裡說，自已懷著為民解憂的願望御駕親徵，討賊的大軍兵多將廣、武器精良，盡忠盡節的雄師勁旅，把敵人打得落荒北竄，如同堅冰壓倒巨浪，春風吹來吉祥；邊境和平，軍民安康正義自有天相，凱旋之師浩浩蕩蕩。
皇帝志得意滿，寇準卻接連遭殃，先後被貶為通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和衡州司馬，最後抑鬱而死。宋真宗晚年仍念念不忘寇準，曾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也?」左右不敢告知真相。真宗臨終說:只有寇準是可以依託的。可惜真宗死後第二年，寇準也死了。
對於《回碑》，一向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認識:一種認為北宋打了勝仗，卻又每年向遼輸銀10萬兩、絹20萬匹，屬於屈辱和約；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和平條約，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濮陽行政專員兼濮陽縣縣長丁樹本復立的《契丹出境碑》的碑文中就這樣認為:「澶淵一役，實定宋中葉對外和戰之局，中原賴以久安凡百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