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在喜瑪拉雅美術館 陸曄 攝
10月15日，在喜瑪拉雅美術館舉辦的文化論壇「無名的現實：今日中國的表象衝突」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藝術家徐冰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談論了藝術家如何處理與現實關係的問題。
在徐冰看來，社會現場的能量，對每一個創作者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現場的變異性、不確定性，用人們舊有的知識、範疇、概念、主義、宗教、理論……都已經不能完全解釋。
「我時常覺得我們人類的思維是被動的，因為我們人類的思維節奏遠遠跟不上社會現場節奏的變異。」徐冰認為，「實際上，今天人類的被動狀況，是因為人類沒有足夠經驗，用一種與當下速度所匹配的節奏，對事物做出判斷。我們對於今天的很多事情無從判斷。這就是今天人類文明，或者說，文化方式，與現場之間的巨大矛盾和錯位。」對於藝術家來說，藝術創作在面臨社會現場的時候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徐冰在講座上 陸曄 攝徐冰坦言，他在創作的時候，從來不會把風格和流派當一回事。「我覺得如果過分把藝術流派太當回事，一定是一個沒出息的創作者。以往任何藝術流派和風格都是那個時候的藝術家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場，說他想說的話。任何一種現成的形式，都無法挪用過來，說今天的社會現實。」
「我們要說的話，是過去的人沒有說過的。怎麼把過去人們沒有說過的話說得到位、有感覺、深入，就得找到特殊的方法和語彙。這時候，藝術新的語彙就出現了。」
在徐冰看來，如果一個人對社會有深刻認識，可以表述得極其深入，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出色的理論家。但是，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提出一個對過去已有藝術系統有啟示的新的藝術語彙，就永遠沒有完成作為藝術家的本職工作。這就是徐冰對於藝術和社會現場之間的關係的認識。
徐冰在現場通過自己的三件作品，解釋藝術家的創作如何與社會現場發生關係。
徐冰《鳳凰》，在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2015）《鳳凰》是徐冰剛從美國回國後的創作，這件作品原本要安放在北京CBD的世界金融中心。當大廈還在建造的時候，藝術家來到工地現場，看到建造輝煌大廈的貧苦工人，他當即想到，可以用現場的施工材料，他們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完成一件裝置作品，在大廈建好後懸掛在中庭。
這件作品呈現了資本和勞動背後的關係。但因為各種原因，最後，這件作品沒能安置在大廈中庭。起先是因為奧運會，建築停工了三個月，大卡車不能跑了，材料也沒了。然後又遇上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以後，資本家對於藝術的觀念發生了改變。「他們對於藝術的瀟灑、幽默感，沒有了。「徐冰如是說。
從《長城》、《鬼打牆》、《天書》，到《鳳凰》，徐冰在中國創造的作品尺寸都很大， 這也與創作的社會現場很有關係。「我們中國什麼都很大，」徐冰表示，鳳凰這件作品的尺寸也是「根據當時的中庭量出來的」。
儘管最終沒能安置在北京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庭，此後，《鳳凰》在全球創作、展出，在世界各地也有它自己的命運。
《鳳凰》在紐約聖約翰大教堂（2014）《地書》同樣是徐冰近年的創作。藝術家將其稱作「世界上第一本什麼人都能讀懂的讀物」，因為「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文化背景、教育程度高低，都可以讀懂」。
《地書》的出現實際上和全球化的進展息息相關。徐冰坦言，他在10年前就醞釀創作《地書》這件作品，但是當時的條件還沒有成熟，「當時沒有這麼豐富的emoji，這麼豐富的標識。」直到4年前，這個作品才正式出版，擁有正式書號，在世界各地也有出版，它是世界上第一本不需要翻譯的讀物。
《地書》在上海滬申畫廊展覽現場（2012）創作《地書》所使用的材料，是社會上正在生長和發生的材料，對於徐冰而言，其創作的深入和可能性，是由社會現場的變異和發展決定的。
「這個作品的實驗我覺得很有價值。」徐冰表示，他意識到，「今天人類由於科技帶來新的工作方法，也帶來了新的改變。「
「藝術家在做什麼？藝術家就是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交給理論家，由理論家來分析，尋找藝術家創作的蛛絲馬跡，找到原因，他為什麼做這個。最後，整理出新的概念，這時候，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才得以發展。」對於徐冰來說，「藝術家都是在做一些舊有文化無法界定的東西。」
《地書》在上海滬申畫廊展覽現場（2012）《地書》打開了藝術家對於創作的理解，《蜻蜓之眼》可以說是徐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發展和延伸。
《蜻蜓之眼》是徐冰的團隊正在創作的項目，完成之後會是一個90分鐘左右的劇情片。這個劇情片的獨特之處，是它既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
「我們的工作室有無數電腦，24小時下載中國或者世界的監控攝像頭所記錄下來的現實場景，它們被傳輸到網絡上。」徐冰解釋說。
因此，《蜻蜓之眼》這個作品將是一個無法歸類的電影，因為它的每一幀都是真實發生的。
「你說它是最真實的紀錄片，我覺得它比紀錄片還要真實。」徐冰表示，「我更感興趣的是這個電影的工作方法。我們沒有一個攝影師團隊，但是全中國的監控攝像頭，只要放到網絡上，都在為我工作。這是與當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也是今天藝術有可能的工作方法。」
徐冰坦言，這個項目4年前開始做的時候，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他們弄到一些視頻素材，但是還遠遠不夠。直到去年初，徐冰發現在網絡上有取之不盡的材料。
一些網站上傳的直播視頻甚至會標註來自哪個城市、哪條街、哪個經緯度的攝像頭，因此所有的視頻影像都可以有精確的發生時間地點的記錄。徐冰坦言，他和他的團隊也對一些寺廟、美容院、酒吧、餐館做了長時間的跟蹤。「它裡面發生了什麼，我們清楚得很，」徐冰表示，「有幾個服務員，服務員換衣服的頻率，穿衣服的風格，我們都知道。」
更加重要的是，對於這些監控的深入觀察，甚至會影響到人們的歷史觀。「如果好萊塢大片安排一些鏡頭，你會覺得太假了。但是監控的力度就在於，它確實發生過。「徐冰表示，「其實人類歷史上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們無法證明這些事情發生過，因為沒有被記錄。今天的監控影像記錄了這些超越我們思維範疇的事。」
他甚至設想，如果把上海一年監控攝像頭的鏡頭全部存起來，一百年以後，人們就可以知道，這一年的上海是怎樣發生的。
「曾經有一個電影叫《楚門的世界》。電影裡造了一個大型舞臺，楚門從出生就生活在裡面，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在被直播，只有他自己不知道。最精彩的就是電影最後，他一下撞破了幕布。」徐冰表示，「實際上，《楚門的世界》的想像，被《蜻蜓之眼》證實了。現在的人開始學習使用監控，和監控發生關係。這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
相關連結：徐冰談作品《背後的故事》「背後的故事」這個系列開始已有10年了，其創作手法一直在不斷進化和發展，最早一件作品誕生於德國。當時我在德國美國學院在駐，德國有個東亞博物館，在二戰時候丟失了80%的藝術藏品，被蘇聯紅軍拿走了。我想，怎樣能夠創作一件新的作品，和博物館的歷史發生關係。
現在這種手法，我覺得很好表達了曾經在博物館出現過的藝術品，現在遠離這個地方，而它們的影子，這些風景畫和藝術作品的靈魂，仍然出現在它們曾經所在的地方。
《背後的故事》並不是真正的繪畫。圖為2012年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展覽現場。我們所看到的繪畫，不是真實的繪畫，而是由空間中的光構成的，是一幅不存在的繪畫。我們的工作，就是在空間中調節光的狀況，由前面這塊玻璃，記錄下空間中光的狀況，形成一幅圖像。
我們有油畫、國畫，為什麼要用光來作畫？因為光是比任何實體物質，都要豐富的。它的黑白灰的程度，是極其豐富的，而且是我們現有繪畫概念不能完成的。它極其適合再現中國古代繪畫，古代繪畫由於時間氧化的關係，它的墨色，完全進入了紙本絹本，就像光滲透在空間中一樣豐富。
這次在喜瑪拉雅美術館的作品，讓我有一種意外驚喜，因為它和空間——山水的臨時建築的虛幻性，有一種特殊的呼應。由於現場光線比較亮，也有一種特殊的虛幻的感覺。這種特殊的效果，也是我比較滿意的。可以說，限定性，空間的局限性，讓這個作品獲取了我過去沒有意識到的一些內容。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