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哲學學派持有什麼樣的人生觀和政治觀，是建立在對人性認識的基礎上的。
在儒家學說內部，有兩種對人性的認識。亞聖孟子對人性持有天真的樂觀主義態度。他認為人性善，而且善不是後天養成的，也不是別人給的，是人一生下來就有的。孟子為了防止別人問他，既然人性是純善的，為何有那麼多壞人做壞事？你孟子本人不也是指出春秋無義戰嗎？
於是，孟子用邏輯把人性善的學說嚴密包裝起來。孟子說，人內心天生就有善的種子，你只要好好愛護它，丟掉了要去找到它，像保護自己的身體一樣保護善的種子，並能推而廣之，那麼人就是善人了；相反，要是丟掉了善的種子而不知道去找回來，那人就變惡了，將滑落到禽獸的隊伍中去。
孟子最為重視道德修養，在他看來，提升道德修養的過程，就是保護善的種子並使之發揚光大的過程。
因此，在人生觀上，孟子主張過一種道德的生活；在國家治理上，孟子主張君主要把人性善中的惻隱之心，推而廣之運用到老百姓身上，實施仁政最終實現王道理想。
而先秦最後一位儒家大師荀子則認為，人性是惡的。因為人有欲望，而欲望產生紛爭，混亂社會秩序，因此必須用教化要糾正人性的惡。教化就是學習，荀子認為學習可以潤澤心靈，提升道德境界。因此荀子到處宣傳學習的重要性，《荀子》的開篇就是勸人學習。第二是運用禮的力量。在儒家看來，禮天然地包含了秩序的因素。
因此，荀子主張用秩序來規範人的行為、約束人的欲望，從而讓人性逐漸向善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人生觀上，荀子主張學習，提升道德境界；在國家治理上，荀子強調禮法兼治，事實上，這已經有了法家思想的影子。
孟子和荀子在人性的善惡的認識上，雖然態度截然不同，但他們對人性都持有樂觀主義態度。孟子是純粹的樂觀主義者，他認為人只要存心養性、保護好內心的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而荀子是客觀樂觀主義者，他認為只要通過學習和禮法的規範，「塗之人可以為禹」。
因此，儒家的治國方略是以仁義道德為本，以禮法制度為輔，實施一種德法兼治的制度。
法家強烈反對人性善的思想。他們認為人性是自私的，人性是惡的。而人性惡是法家思想的基石，法家的人生觀與政治觀，都是建立在對人性惡的認識基礎上的。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動物兇猛，他主張用嚴刑峻法來統治管束人們的欲望，對於犯罪之人，不是攔腰砍斷就是五馬分屍。但他對用法律改造人性有信心，他認為人性雖然惡，但用刀斧與鞭子可以讓人們逐漸變好。
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對人性是徹底的絕望。他認為惡來自於人的本能，是從母體裡就帶出來的，是生理之惡，永遠都無法改變，更不要試圖去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帶上你的斧頭和鞭子，用嚴刑峻法約束人們的惡，不從小惡發展到大惡。
韓非子說，「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奸人不絕於世」。按照韓非子的理論，人性之惡來自於人口越來越多而資源越來越少的矛盾。人口越多，資源就越少，人活著的壓力就越大，人性就越壞。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發展，明天的人比今天的人更壞，後天的人比明天還要壞。
總之，人類從一肚子壞水開始狂奔，到最後惡行累累惡貫滿盈永遠無法改變。
韓非子甚至悲觀地認為，人性的惡最終讓法律都無用武之地。他說「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刑罰是有盡頭的，最高的刑罰無非是死刑，不管是攔腰砍斷還是拿石頭砸死，甚至是千刀萬剮，刑法的頂點無非就是一個死，而獎賞也不可能無限制的加倍。由此看來，刑法在壞透了的人類面前，最終將變得蒼白無力。
那麼人性之惡到底從何而來呢？韓非子說人有趨利避害保護自己的本能，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私基因。
按照韓非子的理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國家利益而獻身是不現實的；像墨子那樣一心為公毫不利己的人是天真的。絕大多數人為了個人利益都會如蒼蠅逐臭飛蛾撲火一般不顧一切。因此，韓非子認為儒家所講的仁愛、墨家所講的義是赤裸裸的謊言。
韓非子赤裸裸地講出了人們不願意聽到的真相。
醫生給病人吮吸傷口，嘴裡面含著病人的血，並非他大公無私有犧牲精神，他主要是為了多賺錢；
大車店的老闆希望人人都升官發財，這不是好心，而是希望多賣車子；
棺材店的老闆詛咒別人去死，是想多賣幾副棺材；
官員為君主認真工作溜須拍馬說好話，不是因為君主高尚，而是想從君主那裡得到更多的利益。
總之，在韓非子看來，人間無愛，處處有害；人間沒有正義，一切全是算計。
總之，活著的意義就是活著，除此之外毫無意義。
總之，人活在世界上，就要小心謹慎地防止別人算計自己，還要兢兢業業地算計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