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摩擦走勢變幻不定的當下，《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這樣一本書，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書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始於1860年鴉片戰爭結束，終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作者對這一個半世紀的交流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儘管中美兩國的官方外交關係不儘是互利與友誼，而是時有衝突和對抗，民間和文化層面的交往卻始終是高度活躍的。
通過五位在中美交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卻又不為大眾所知的使者的故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大學嘉裡集團基金全球化歷史講系教授徐國琦為讀者打開了廣闊的視野，填補了官方論述中細節與實例的空白，也挖掘出在傳統中美關係史論述中缺席的重要人物。他以文化而非政治、經濟、種族或外交為參照系，「揭示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共有的歷史過去如何為民族的發展追求帶來影響，指出了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共同經驗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同時，徐國琦還希望這本書能挑戰費正清「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模式，帶來方法論上的突破：「我們目前的研究似乎過分強調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歷史背景的不同，側重中美之間的衝突、對抗以及分歧。這些差別和分歧無疑是歷史事實，但不可能是中美關係的全部。只不過我們通常對其他不屬於衝突和對抗範疇的歷史視而不見而已。」
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赴美國學習生活，後因局勢變化，留美幼童大都尚未完成學業便被召回。這是廣為人知的歷史。然而很少人知道，為什麼在中國內憂外患的19世紀70年代會有這項計劃，以及它是如何實現的。徐國琦的敘述就從留美幼童計劃的直接推動者——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開始。
蒲安臣的時代，屬於中美兩國多方面歷史交會和重疊的時代：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美國內戰方休，也處於關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之中。1861年，清朝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允許外國使節常駐北京，蒲安臣成為首任美國駐京公使，中美之間的官方直接來往正式開始。蒲安臣的重要還在於他在駐華任期屆滿後，因被認為「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竟搖身一變成為近代中國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1868年起，蒲安臣使團代表清政府，用了近三年時間出訪美國和歐洲，是中國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動，目的是要表達當時清政府加入「文明世界」的決心，希望列強給中國以時間。而當時，幾乎只有美國的政府和精英接受了蒲安臣的說法，願意幫助中國加入所謂的「國際大家庭」，這與美國當時的國際地位有關，也得益於蒲安臣是美國人。在美國，蒲安臣還為中國爭取到了近代第一個平等條約《蒲安臣條約》，徐國琦認為，這一條約在相當大程度上將美國《排華法案》的通過推遲了十幾年。「因為在1882年前，該法案幾次被提交到美國總統面前，美國總統都說，《蒲安臣條約》墨跡未乾，我們不能這樣做。」
正是《蒲安臣條約》直接促成了留美幼童計劃。條約第五款、第六款寫明，中美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往來、常住入籍，可以遊歷、貿易、久居，兩國是平等的，且給予對方最優待遇。而第七款，直接提出中國人與美國人可以進入對方國家的學校學習，也可以在對方國家設立學堂。對中國來說，留學美國是彼時最好的選擇，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當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大學是沒法跟歐洲百年名校相比的，但是留美幼童在學習交流中迅速成長，也迅速吸收和認同了美國文化，並在回國後成長為各個領域的精英。這些人中，有後來中華民國的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有設計和建造了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海軍高級將領蔡廷幹——蔡廷幹後來作為袁世凱的私人秘書，還促成了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來中國協助制定憲法。留美幼童中還有一位梁成，他在1908年說服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把庚子賠款餘額用於讓中國學子再到美國留學，胡適就是庚款留學生，並在1919年邀請他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訪華講學，為中國知識界帶來了「德先生」與「賽先生」，對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人與美國人》也有專門章節研究古德諾和杜威，所以這本書所選的各個人物，都是彼此相關的。
既然是共同的歷史，書中也有專章研究了一位向美國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國人——被哈佛大學聘用的中文老師戈鯤化。戈鯤化作為美國的第一位漢語教師，當年赴美時可以說掀起了一陣輿論熱潮，然而他如今卻比上文提到的美國人被忽視得更徹底，以至於徐國琦也是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人提醒才發現了他。不過，戈鯤化所任教的哈佛大學始終將他作為校史的一部分。前不久，哈佛大學校長在北大的演講中，還特別提到：「1879年，戈鯤化先生帶著妻子和六個子女，不遠萬裡從上海來到波士頓，成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師。他從中國帶來的經典書卷，是哈佛獲得的第一批亞洲語言文獻，也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最早的館藏。」戈鯤化在美國的短短幾年間，努力學習英語，參加社交活動，還與美國同事分享中國詩歌，贏得了眾多讚賞與私交。這可以說比他究竟教了多少位美國學生更有趣、更有意義。《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首次將這些被遺忘的人和史實作為主體，有效地納入到我們的敘事和思考當中。
在徐國琦看來，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在自19世紀直到現今的漫長旅程中，兩國人民和社會也共有或共同經歷過夢想、希望、失望、激動以及挫折。在共同的歷史中，文化國際主義早已作為一個主題長期存在於中美關係之中，這也應受到與其他研究同等的重視。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
徐國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國 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