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張愛玲常常給人一種非常高傲、非常勢利的感覺，好像她筆下的人物從來都很自私。比如在她《傳奇）的再版自序裡，有這麼一段話：
「以前我一直這樣想著：等我的書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個報攤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歡的藍綠的封面給報攤子上開一扇夜藍的小窗戶，人們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熱鬧。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呵，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兩篇文章，也是發了瘋似地高興著，自己讀了一遍又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見到。就現在已經沒那麼容易興奮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這段話實在是太有名氣了，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很多人沒注意到，為什麼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遲了就不痛快呢？事實上這段話後面還有一段話，那才是真正的重點：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著惘惘的威脅。」
這句話跟前面那種急功近利形成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比。她給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學者李歐梵教授提出來的蒼涼感。
這種蒼涼感是怎麼來的？張愛玲是活在亂世裡的，在她的小說《小團圓）裡面，女主角九莉念書的時候，遇到日本侵華，生命中最重要的黃金階段都是跟戰爭在一塊的。在這樣的亂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謂文明，是會衰退的；所謂世界，是會崩壞的；戰爭，是在我們身邊的。她表達的其實是一種及時行樂的態度。及時行樂的背後是很荒涼的，因為她並不是很多人以為的那樣自私，她對世事的認知非常清楚。在亂世的狀態下，所有人都是可憐的。她把筆下那些亂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塊，給他們一個蒼蒼茫茫的背景，然後看這些人在亂世中躑躅，看他們怎樣浮沉。當你有這樣一種歷史感的時候，整個時間的感覺就變了，你會發現，張愛玲所謂的小資情調背後是一種非常荒涼甚至虛無的現代時間觀念。
張愛玲的研究近年成為顯學，這本書到底是不是她的自傳又引發了爭議。我國文學界對任何一種文學的研究都會很快發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紅學，基本上已經不是在研究文學，不是在談《紅樓夢》的藝術成就，而是在談曹雪芹這個人了。同樣，最近研究張學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這本書是正合適的。大家都覺得書裡的人物跟張愛玲過往現實生活中出現過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親、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蘭成，甚至還有導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進去。於是大家很自然地把這本書當成張愛玲的自傳來看。
有些書迷看了這本書很不滿，覺得她寫得並不好。大家對張愛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歲前後的那批作品裡，那的確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別讓人喜歡，因為文章裡有很多出名的比喻，例如「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她擅長把外在的景物描繪當成內心的情感映襯。但是，如果她一輩子都這麼寫，聰明反而變成讓人厭倦的炫學，炫才是很空洞的。從這個角度看，晚期的張愛玲並不是退步了，而是寫法不同了。
我覺得《小團圓》是她一生成就的集大成。很多評論家說這本書寫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評前兩章。第一章講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書的時期，第二章講一些家庭關係，這兩章出現的人物之紛雜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個接一個出場，有些人莫名其妙不見了，段與段之間很不銜接，人物的稱謂也很亂。但是，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張愛玲要讓我們看到的是九莉這個人物在不同的人際關係裡面怎麼行事，怎麼反應。九莉行事反應的特色是一種疏離的、自私的、清楚算計的。人跟人之間的較量不只是一種現實名聲、地位財富的較量，還有聰不聰明的較量。張愛玲讓我們看到九莉是這樣一個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九莉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人呢？有一段提到九莉的母親來香港看她，這時候學校放暑假，整個宿舍不能光為九莉一個人開著，所以她就到修道院去借宿。這麼做看起來好像是給不起錢，為了省點錢，而沒想到的是九莉媽媽來香港住的居然是淺水灣飯店，當年香港最貴的飯店，這使得情況稍微有點尷尬。有個修女叫亨利嬤嬤，送她們一路下山，並讓九莉送她媽媽回酒店。小說寫道：
「九莉怕跟亨利嬤嬤一塊上去，明知她絕對不會對她說什麼，但是自己多送幾步，似乎也是應當的，因此繼續跟著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見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個男人開著車送她媽媽來的，這個男人跟她媽媽有不尋常的關係。現在看到馬路，就快看到車子了，無論如何，她站住了。」
九莉送媽媽，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張愛玲的筆下，這是一個要表演給修女看的行為，所以她要多送幾步，但又不想再上前一步看到媽媽的情人，於是就止在了那裡。這樣的描寫是標準的張愛玲式。一個念大學的小女孩，會懂得這麼多內心的計算，對人情的觀察和想法都很成人化。我們在第二章看到，九莉其實在更小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懂事得可怕的孩子了。
張愛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寫出了當時中國文壇所沒有的一種很特別的風格，難怪會受到那麼多人的追捧。在張愛玲的小說裡，能夠看到她對一些物質細節的描寫，對物質生活的一種嚮往，對金錢的在乎，對生活細節的享受，以及對娛樂的關懷。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們對小資產階級那種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這樣的小資情調，對於今天的一些人來說，一定會覺得很討厭。我們找出《小團圓》裡面幾句最刺激的話，大家就明白了，所謂的小資情調可以跟一個大敘事或一個大的愛國情懷對立到什麼。
例如講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書時正好遇到日軍進攻香港，當時宿舍亂成一團。
「七張八嘴，只有九莉不作聲，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冰冷的像塊石頭，喜悅的浪潮一陣陣高漲上來，衝洗著巖石。也是不敢動，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軍打香港為什麼她高興呢？因為可能不用考試了。難道對個小女孩來講，不考試要比日本人打過來還重要嗎？難道怕考試甚於怕日本人打過來嗎？日本人打過來，你卻高興，這不是很奇怪嗎？
後來她又希望這場戰事快點結束。再拖下去，「瓦罐不離井上破」，遲早圖書館中彈，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彈。她希望投降，希望駐港的英軍投降，怕日本兵繼續進攻，因為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英殖民地送命嗎？然後她又心想：
「當然這是遁詞。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國家主義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從前在漢唐已經有過了的。這話人家聽著總是遮羞的話。在國際間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沒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講到這裡，你會覺得，原來張愛玲也覺得能打、肯打，比中國幾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過，她話鋒一轉：「但是沒命還講什麼？總要活著才這樣那樣。」換句話說，這個女主角，她的關注點始終是放在現實存活上，而不是國家興亡的問題上。國家興亡，匹夫未必有責。
二戰快結束的時候，小說裡一個有點漢奸文人模樣的人邵之雍說，二次大戰要完了。九莉笑著低聲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遠打下去。邵之雍沉下臉來道，死這麼許多人，要它永遠打下去？九莉輕聲笑道，我不過因為要跟你在一起。對她來講，戰爭促成了他倆在一起的這個環境。為了在一起，她是願意戰爭繼續打下去的。這有點像《傾城之戀》，一個城的陷落，成就了兩人之間的戀情。
然後，張愛玲替九莉進一步解釋道：「她不覺得良心上過不去。她整個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戰內，大戰像是個固定的東西，頑山惡水，也仍舊構成了她的地平線。人都怕有巨變，怎麼會不想它繼續存在？她的願望又有什麼相干？那時候那樣著急，怕他們打起來，不也還是打起來了？文章仿佛是說如果她還能有選擇的話，她會選擇讓大家繼續打下去。這樣的態度，難怪有很多人批評她，說張愛玲不只嫁了一個漢奸胡蘭成，而且還是一個漢奸文人的幫兇。但事實是不是真的這樣，能不能這麼簡單地來看呢？
張愛玲向來給人一個感覺，就是她有點偏離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傳統。不只她的文學的風格，還有她關注的課題。她毫不掩飾地表示，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傳統那種不是救亡就是啟蒙的宏大敘事，她是有意識地遠離，甚至是藐視。她曾經寫過一篇《五四透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近遠地笑話了一通。
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張愛玲更關心的是一些閨房中的事情和一些塵世生活，可以把這些事情寫出一種很深沉的感覺來。很多人會覺得，張愛玲太自私了，在那樣一個大時代下，大家都在憂國憂民，她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於是把一個很常見的歷史標籤貼在她身上。
有人說這本《小團圓》有爆料成分，裡面絕大部分人物都能找出真人來對應。例如有一位曾經寫文章稱讚過張愛玲的文壇老前輩，也在這本書裡出現了。什麼形象呢？原來這個叫「荀樺」的人曾經被捕，靠小說的主角九莉和她的漢姦情人給營救出來。結果救出來之後，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車的時候又碰到這個人，荀趁著擁擠，忽然用膝蓋夾緊了她的兩隻腿。九莉心想，她向來反對女人打人嘴巴子，因為引人注目，幾近招搖，尤其像這樣是熟人，總要稍微隔一會才側身坐著挪開，就像是不覺得。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她震了一震，從他膝蓋上嘗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老虎凳是一種酷刑，而荀樺在獄中受過這個。九莉擔憂的是到了站，他會一同下車，擺脫不了荀樺，而她自己也不太認識路，不要被他發現了住址。幸而他只笑著點點頭，沒跟著下車。荀樺這麼做是在提醒她：「漢奸妻，人人可戲。」
我想今天有人在組織張愛玲作品研討會時多少都有點這個意思，也就是「漢奸妻，人人可戲」。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漢奸妻，我們就要搞搞你，死後也不放過你，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時下很多人把《小團圓》當成張愛玲的自傳。堅持這樣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會注意看她怎麼談一些最刺激的問題，比如怎麼談胡蘭成。或者有人把它還原為文學，純粹當成小說來看。在我看來還有第三條路，即現代文學裡所謂的自傳體小說。
《小團圓》其實不是純粹的自傳，否則不需要用小說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換姓去寫。既然你讓人覺得這是自傳，為什麼要當成小說來寫？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為了報復或做一些回應嗎？一個很「主流」的說法是，這本書是要回應胡蘭成的回憶錄。我覺得所謂影射是把自己的生平變成小說故事，更重要的是對自己人生的藝術化加工，給自己過去所經歷的事情賦予一個意義，生命和寫作便獨立於自已而變成另一個狀態了。
張愛玲明明不喜歡懷舊，但是她所寫的東西又總是一些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她在小說中借九莉之口講到她最怕的東西就是回憶過去，說她
「向來不去回想過去的事。回憶不管是愉快還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種悲哀，雖然淡，她怕那滋味。她從來不自找傷感，是生活裡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這麼想了想，就像站在個古建築物門口往裡張了張，在月光與黑影中斷瓦垣千門萬戶，一瞥間已經知道都在那裡」。
她寫《小團圓》的時候早已在美國定居下來，她在美國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講過去那段日子。由此可見，回憶和自傳體的小說對她來講是把過去的經歷做一個藝術處理，試圖為它找出一個意義，畢竟對她來講那是一段難割難捨的日子。她並不想把美國的生活納進創作、處理、虛構的過程，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裡望的過去，越是不想往裡望，就越要去處理它，找出裡面的來龍去脈。
假如把九莉當成張愛玲自己的話，這真是一個充滿心計和算計的孩子。《小團圓》裡她和母親的關係很複雜，似乎是愛恨交纏，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歡她母親，這點看過書的人都知道，臺灣小說家駱以軍形容她母親對她的教育是種無愛訓練，像訓獸師一樣，從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愛人，要無情。在《小團圓》裡出現過好幾次關於選擇的場面，她的人生總是要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選擇。有時候小的選擇是很荒謬的，比如她父親問她喜歡金子還是銀子，她居然選銀子。因為她每次做選擇的時候都是在考量「對方想我怎麼樣，怎麼做才能讓對方高興，我怎麼適應這個場面」，沒有一次是發自真心地選擇她喜歡的，都是為了應對別人，應對當下的場景而做的選擇。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這樣的選擇中衍生出來的。
九莉小時候生活的環境中人物非常紛亂，一個大家庭，還有中國傳統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響，使得她只能冷冷地疏離於世界，要不然她很難活。比方說她家的傭人韓媽有個兒子叫進寶，進寶跟她家有往來。有一天韓媽鄉下有人來了，說進寶把他外婆活埋了。
「他外婆八九十歲了，進寶老是問她怎麼還不死。這一天氣起來，硬把她裝在棺材裡。說是她手扳著棺材沿不放，他硬把手指頭一個個扳開來往裡塞。」
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聽這些故事長大的人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九莉媽媽對她似乎很冷淡，從小聚少離多，到處跑，但是又曾經為了給她醫病而去跟一個醫生上床來解決她的醫藥費，甚至還要打胎等等，這使得她們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我們看到她有一個選擇，父親的小姘頭給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後突然問她，你喜歡你媽還是喜歡我呢？九莉說，我喜歡你。她覺得當下是你問我喜歡你還是喜歡我媽媽，如果我不告訴你說我喜歡你的話，豈不是太不禮貌了。她面對選擇的回應方式是為了給人看的。但她又想起《聖經·新約全書》裡面彼得三次不認主耶穌的故事，覺得自己已經背叛了媽媽。她真實的感情到底是什麼樣的？她還把握得住嗎？
張愛玲的整個生命以及對待生命的看法是在一次次的選擇和周邊環境裡磨鍊出來的，最終變成一種抽離的態度，但這似乎又是亂世之中最正確的生活態度。亂世之中她這樣長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讓她覺得她所做的一切選擇似乎都有問題，那個人就是胡蘭成。
臺灣年輕學者薛仁明寫了一本書叫《胡蘭成·天地之始》，把胡蘭成仔細研究並歌頌了一番。《亞洲周刊》特別拿它來做了一個專題，說有人為胡蘭成翻案。坦白講，胡蘭成真的很有才氣，但從頭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賞他。他寫禪，寫中國文化，在我看來就像那種典型的學問不深、不紮實的文人談野狐禪，談到最後，把東西說得玄玄虛虛，又顯示出很闊達的態度，其實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種種低下甚至顯得有些卑怯的行為的動機。
胡蘭成把他當年在汪偽政權服務的那段經歷寫進回憶錄的時候，為這個章節取了一個名字，居然是《漁樵閒話》。多麼聰明而又危險的一個男人啊！把這麼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歷說成「漁樵閒話」，像是漁夫和樵夫那樣過日子。這樣一描寫就顯出他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對所有事情有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用這樣的態度來回應大家對他當漢奸的指責。他把自己跟張愛玲的關係描寫成一段神仙眷侶般充滿靈氣的關係，也是出於同一種心態。
張愛玲在《小團圓》裡讓我們看到她一生要面對很多選擇，每一次選擇對她來講都是關於忠誠與背叛的重要問題。但是到了最後，她在小說裡要求邵之雍這個多情的種子去選擇：「你決定怎麼樣，要是不能放棄小康小姐，我可以走開。」想想看，邵之雍怎麼答？他顯然很感到意外，略頓了頓，便微笑道：「好的牙齒為什麼要拔掉？要選擇就是不好……」這一下化解了他的問題。為什麼「要選擇就是不好」呢？九莉聽了半天聽不懂，覺得不是詭辯，是瘋人的邏輯。
張愛玲一輩子的問題就是要選擇，遇到胡蘭成這種超級有才的無賴，她過去的緊張一下子就軟弱下來了。這也說明為什麼張愛玲會愛胡蘭成，她沒辦法治得了這個人。如果我們真把這本書當成對胡蘭成《今生今世》的回應，除了把胡蘭成原來寫得很有靈氣的東西突然拉到肉慾層面，這個回應更重要的是，張愛玲到了最後還是能夠在另一個層面克服胡蘭成。
有一剎那，張愛玲覺得在胡蘭成面前，自己變得很低很低。但是後來她看到胡蘭成的回憶錄（《今生今世》），再後來她寫《小團圓》這本書，不只是對兩個人關係的回應，不只是對自己的回應，更是一種歷史觀上的較量。胡蘭成那種玄而又玄很能糊弄人的東西，把《胡蘭成·天地之始》的作者薛仁明都糊弄了。胡蘭成動不動就講一些很玄虛的生命情調，仔細追究下去，就會覺得那些東西其實都是虛的，很裝的一套東西，表現出一副寬容的態度，其實再挖下去就會發現沒有什麼嚴肅的悲怨在裡面。相對於這樣一種回憶過去看歷史的態度，張愛玲在《小團圓》裡展示出的是另一種典型的張愛玲式的，現實得貼在地面上的，很熟諳世事的態度。
張愛玲走到這一步，已經擺脫了胡蘭成那一套什麼都說好的態度，那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她寧願自己做了一場夢，夢中的她跟胡蘭成有了很多孩子，很快樂。但是，她知道這始終只是一場夢。真實的她常做的夢總是噩夢，這夢就像是等待戰爭發生的那種可怕的臨近狀態。
張愛玲在《小團圓》裡面所持的歷史觀固然像過去一樣，有種蒼涼與華麗，特別是亂世之中的荒涼。當她住在美國，回憶過去，寫這些經歷的時候，對待自己的前半生和對待歷史的態度無疑更加寬容，比她早年時更慈悲，因為她更懂得。我們看到她寫她的母親，最後也有一個「小團圓」的意思，她的債還清了，似乎是復仇，但又好像多了一層理解。而對於胡蘭成，她要做一個反駁，她似乎應該恨他，但又始終不出惡言。每一個人都很有問題，包括她自己也很自私，但是又何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