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歐洲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思潮，仿佛是天然聯繫的因果之鏈。然而，長久以來，人文主義的「面孔」又是混沌不明，多變繁複的。因為它經歷了漫長的奠基、流變與傳播過程。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人文主義從義大利滲透到整個歐洲，十六世紀又對新教和天主教改革產生重大影響。這種時間和地域的延展，註定造成人文主義總在「變異」與「適應」中，發展持存。查爾斯·納爾特的《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文化》對這些主題的釐清闡發，讓它成為理解歐洲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的經典著作。表面上看，作者用平均化的闡釋，平鋪直敘的推移，並不厚重的體量來勾勒幾個世紀的「獨特文化現象」，頗有以小博大的雄心。從內在性看，此書又是從文化土壤，社會奠基層面挖掘，論述人文主義錯綜複雜的發展邏輯，從而並不落於虛浮。
納爾特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人文主義到底是哪種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和經院哲學的某種對立是否在同一層面？「人文主義」只是十九世紀才出現的晚近標籤，它更像一個抽象術語，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中並未出現。「當時切實存在的術語是『人文主義治學』，意指人文主義者特別熱衷的一系列學術課題。十五世紀上半葉，『人文主義者』一詞被人使用，起初是學生的俗話，指教這類學術課題的老師，具體包括語法、修辭、詩、歷史和道德哲學。」
可見，人文主義的「原點」相當窄化，它是一套學術志趣和治學方法，甚至不盡收「七藝」之學，也不包括法學、醫學和神學。人文主義與經院哲學之爭很大程度上源於一種錯位。它被過多賦予廣泛的意義，被認定為一種新哲學觀（弘揚人性，讚美世俗現世，批判中世紀對來世和靈性價值的追求）。這種統一敘事的代表是布爾克哈特，他明晰講述了二元對立的「進步觀」，人文主義驅逐黑暗，終結「中世紀」，高等文明徹底重生。但20世紀以來，更多學者對其「奔放樂觀的進步信念」產生懷疑。在作者看來，它有一個重大缺陷：「從整體主旨到每個細節全都不真」。
人文主義者大多依然被宗教價值觀浸淫，從彼特拉克到伊拉斯謨他們其實都是置身原有系統內的變革者，而非另起爐灶的取代者。事實上，人文主義也從未或試圖將自身定位為哲學。它與經院哲學的較量大多是細枝末節，如教育和課程設置，很少上升到嚴肅的哲學爭論。大批人文主義者的著作與哲學無關，更別提形成一套能成宣言、獨立成派的哲學觀。亞里斯多德經院哲學系統的統治地位貫穿文藝復興全時期，直到十七世紀物理科學興起才失去地位。
然而，人文主義的新歷史觀卻成了開闢時代的精神奠基。在作者看來，彼特拉克之所以成為「第一個人文主義者」，在於他理解歷史的方式是開拓性的。彼特拉克覺察到中世紀的歷史觀是連續的、無差別化的。這種理解決定了中世紀對權威的認識停留在絕對的永恆真理上。「世俗人類史不是中世紀思想家眼中無差別的時間長河和事件的匯集――哪怕才如但丁也如此認為。相反，它由多個獨立的文化構成，每個文化都有獨特的特質。任何文學作品或其他檔案，都必須對照其特定時代的文化乃至具體環境來審視。」
彼特拉克並不反對權威，他反對接受權威的方式，他用一種偶發、斷續和殊異性看待權威經典。真理是具體的，也是有限定性的。正是沿著新史觀，人文主義者通過系統化考掘、證偽、質疑和批判，幾乎跨過中世紀，重新恢復了古典作家的權威地位（尤其是維吉爾和西塞羅）。古代的論辯術和道德哲學不僅成了參與公共生活的實用技能，也更好發展了共和政制，即可為封建君主、教廷內部服務，也可完成外交活動，成了貴族階層新的學習風尚。
作者從語言和文體討論人文主義獲得主導地位，側重揭示一種結構性的奠基意義。換言之，充分考證「工具論」因素，是作者分析人文主義廣泛興起的重要切入。因為，教育變革，樹立典範和權威，都依賴語言和文體學習這一本質載體。思想意識只能依附其上，就像什麼土壤培育哪類「精神作物」（人才建設）一樣，具有鮮明的指向關係。教育變革能讓人文主義的延續性、擴展性、代際性得到最大保障。它試圖建立一種「價值共同體」的嘗試是隱約朦朧的，但又確實存在。人文主義文化和中世紀因素的微妙關係，表現為關於文法和文體的長期論爭和博弈。兩者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取代，而是綿延幾世紀的複雜糾纏與反覆。
有意味的是，作者並沒有用「決裂」或「革命」來形容這種教育內容、價值的改變。他只是引述了布萊克和格倫德勒兩位學者的不同看法。前者「承認十五世紀後期也發生了偏向西塞羅文體的重大轉變，但認為中世紀時期是義大利教育最具創新性的階段。」「人文主義者確實改變了拉丁文法（以及修辭）的教學；但他主張，這種變化慢於人文主義者的期望，也達不到他們所宣稱的創新度。」顯然，這種觀點並不否認教育轉型，而是說這種轉型的力度和速度還不夠，還稱不上革命。正如作者自己的定位「新版第二章的主題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和其推動力（如教育）」。然而，這種轉變又是決定性的，價值理念的轉移顯而易見。那就是從「中世紀的」轉向了「古典的」，從「經院式的」轉向了「修辭類的」。
可以說，人文主義文化「主流地位」的確立，是幾個世紀來人文主義者在重大領域爭奪話語權的積澱成果。它是多層次、多面向的總體性「配合」，集中圍繞兩大核心：課程設置和教師構成，經典翻譯和註解。納爾特的敘述抓住了矛盾基底。為何這樣說？因為，經院派保守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的交鋒都源於治學和教學，概括起來就是：培養什麼人，為誰培養人，誰來培養人，怎麼培養人（四大問題）。這裡自然涉及教育目的，教師任用，課程設置具體細節，人文主義者必須在這些環節都爭取絕對優勢，才能保證人文主義文化壯大和長久。抓住未來，培養後繼力量，用時間換取機遇，是人文主義者的最大法寶。他們堅信，更多人文主義課程列入必修，更多人文主義者擔任固定教職，就會把學校變成思想大本營，遲早能潛移默化，「拖死」原有保守勢力。
另一方面，人文主義者挖掘古代異教經典，抑或研究《聖經》和教父文學，成為語言巨人，是翻譯註解的推動力量。表面看，這不過就是學術興趣問題。但別忘了經典文獻，是經院派的權威來源。人文主義者「動了他們的奶酪」，不斷質疑原有經典版本、解釋的可靠性，就是對權威基石的一次次動搖。換言之，他們翻譯註解的過程，也是「強制闡釋」「觀念輸出」，甚至是「再造語境」的操作。這些努力，都意在為人文主義的理論基礎奠基，掌控經典文本的闡釋權。
有意味的是，納爾特把教育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實踐，統一在一個聯動框架內。宗教改革就像是教育改革的回聲呼應。甚至，他考察了宗教改革中蘊含的人文主義因素：如何調和異教和基督教經典的對立，怎樣把人文主義的「方法論」移借用於基督教改革，實現教會清明和宗教復興。伊拉斯謨，就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融合者。「在新教改革前夕，伊拉斯謨一躍成為人文主義改革派的領袖人物，該派對中世紀的學術、智識乃至宗教傳統大加質疑，追求由教會和世俗社會中最具啟蒙精神的人物發起從上至下的改革。這一改革以古代最可敬的異教和基督教作者所提出的最佳原則為啟迪，將帶來更和平、更正義的世俗社會，以及播撒真實、內在精神和仁愛品格的教會，並減少（但不廢止）中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以外在和物質方式表達虔誠的做法。」
這種預想顯然過於理想，其中的溫和傾向、折衷主義，反而同時不受兩種陣營（傳統信奉者和激進改革派）的「待見」。同時，我們也能發現這種樂觀實質是什麼。那就是認為以「教育改革」帶動思想傳播，「逐步掌握實權，以此用一到兩代人的時間實現決定性的改良。」這樣，解決代際問題，持續推進，和平演變，成了伊拉斯謨等人的改革信條。然而，伊拉斯謨和路德複雜的關聯分野，又指向一種難以彌合的分裂，暗示著「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實現困境與最終破滅。伊拉斯謨雖然與路德在一些議題上態度相近，惺惺相惜。但他始終擔心路德的激進（如公然否定教廷權力的合法基礎，批判中世紀教會的全套聖禮體系），會徹底「攪黃」既有改革成果，讓自己的漸進改良，毀於一旦。
他辛苦地調停斡旋路德與傳統教會的兩極衝突，反而使自己進退兩難，失去了大批追隨者。「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文主義青年從起初支持伊拉斯謨人文主義改革的立場逐漸轉變，經歷宗教信仰的變遷，成為新教改革的急先鋒，不再追隨伊拉斯謨，而是追隨路德甚至其他更激進的領袖。」很多新一代人文主義者演變成為新教領袖，這種現象耐人尋味。在我看來，納爾特將問題的核心著眼於新教改革和人文主義運動的邏輯關聯與轉化可能。
「新教改革曾被視為人文主義崛起不可避免的邏輯結果」，它可以理解為是一個助推性的外部造勢――伊拉斯謨的方法論和改革精神讓很多受眾轉向新教信仰，做了重要鋪墊。路德思想的迅猛傳播「也絕對不能缺少人文主義者在學校、大學、宮廷和出版社中的關係網。」但是，也不能過於放大這種因果關係。因為，人文主義究其本質，並非反宗教。新教改革的內驅動力仍是路德要追尋的基督教真正教義，教廷、教士和儀式都是他認為的遮蔽。在這個過程中，人文主義治學，恰好可以被「拿來」用作「去蔽」，重新發現、傳播真正教義的工具。這樣一種深層的「體用觀」，借勢而為，內外因共同合力，也許才符合真正的邏輯。
納爾特的思路建立在某種實用性分析上。這種「實效實利」觀念，具體呈現在他對世俗政治的需求感尤為關切。全書努力梳理出兩條潛在線索，也是人文主義的兩種面向――一是關於書齋隱修的治學方法論，另一種則是將道德價值與雄辯修辭相結合，服務公共生活的入世觀。而作者有意說明，人文主義與統治階層的人才培養，政治治理和外交需求之間暗自契合，才是最重要的推動因素。這是人文主義綿延幾個世紀，在歐洲廣泛傳播，取得主導地位的最大根源。
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人文主義者是畏縮不前、缺乏創新精神的學究。他們大多尋章摘句，迴避爭端，在安全領地擺弄文法，研究「合適的古典拉丁用詞、用語和用例，以及關於古代的各種零碎信息。」「只有瓦拉、伊拉斯謨、斯卡利傑爾、卡索邦等思路清晰、立場堅定、不乏勇氣的思想家，才能向世人尊崇的古代舉起致命的刀刃，去偽存真，把大法官狄尼修和埃及智者赫爾墨斯徹底掃入垃圾堆。」
在書中，我們發現他對文化遷移擴散的濃厚興趣：儘管人文主義開端於政治精英和知識階層，是文藝復興時期獨特的文化現象，但在十五和十六世紀已成為大眾文化和高雅藝術融通的重要泉源。印刷術給出版傳播插上翅膀，大量古典文獻譯本問世，推廣者的不遺餘力，讓人文主義的局限性（影響限於精英特權階層）有所突破。「出身普通的人，例如莎士比亞，也可以學到古典文本中的主題、思想和價值觀，哪怕他永遠不能像出身高貴的大學畢業生（如約翰·彌爾頓）那樣充分吃透古典的傳承。」
人文主義的遺產如何重估，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的內在邏輯到底如何？這類問題都歸結到一個本質：人文主義是作為智識主義和批判方法，發揮歷史作用，得到後世延續的。人文主義的一個夢想促成了文藝復興，這個夢想是重新發現古典文獻，用古希臘羅馬的價值找到解決「歐洲一切弊病和不足的萬能靈藥」。在全書結尾，納爾特用一種近乎「盤古化萬物」的思維，指認我們對人文主義遺產的受惠。現代史學的思維、文化相對主義、批判和反思傳統，乃至使用媒體，聽取民意的習慣，都能歸於人文主義的餘響。雖然它有無法克服的局限：「智識階級並沒扮演好作為旁觀者和批判者剖陳時弊、尋求良方的角色。智識階級未必是革命者，有時只發牢騷；但他們無疑是批判者，也是潛在的改革者。」但人文主義者卻擺出了三副迷人面孔：那就是批評者、改革者和追求往昔理想的復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