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陽燕州城，高句麗山城， 唐代古戰場）
馮立君/文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的白江之戰，日本學界稱為白村江之戰，交戰地在已被唐軍和新羅滅亡的百濟之故地，也就是當時唐朝羈縻的熊津都督府轄區內，一般認為具體的戰場在白江（今韓國錦江）入海口一帶。交戰雙方主要為唐朝和日本（當時國號為「倭」，訓讀為「大和」），新羅國軍隊和百濟復興勢力是否直接參戰仍有爭論，而且圍繞白江之戰本身以及東亞各國交錯的政治關係問題，學界也是爭訟不斷，尚存不少討論空間。近期日本文教教育學部教授中村修也新著《天智天皇的日本》對相關問題提出諸多「顛覆性」觀點，這本書讀者受眾廣泛，內容全面涉及《日本書紀》天智一朝記載的文獻考辨、學界的各種代表性觀點，不可置之不論。
戰爭何以席捲東亞
隋唐統一王朝時代，唯有「遼東未賓」，煬帝多次出徵未果，太宗高宗兩代再興「遼東之役」，自遼東和登萊幾道用兵，陸海並進，但遲遲未攻克高句麗都城。新羅支持唐朝，與高句麗、百濟、倭國結成的「同盟」對抗。倭國在南朝以來即通過百濟吸收大陸先進文化，二者間的聯繫密切而綿長。在新羅力促和唐朝內部戰略調整之下，旨在先行平定百濟進而得以自南北夾攻高句麗的「百濟之役」提上日程並迅速取得效果，大唐顯慶五年（660年）百濟滅亡。這是三年後爆發的白江之戰的國際大背景。
白江之戰，日本緣何傾國之力？或者說，在百濟滅亡之後，倭國為什麼要盡心費力地幫助百濟殘餘勢力復興國祚？這兩個問題是理解白江之戰爆發的根本所在。《天智》開篇以「通向白村江之戰」為題，從日本朝廷角度立論，針對學界既往研究提出爭鳴：其一，白江之戰日本派遣兵力究竟是微不足道的軍力，還是舉國之兵？其二，日本派出以護送百濟王子歸國為名的軍隊，在這位剛愎有餘的王子斬殺擁兵自雄的將帥之後理應撤軍，非但不撤兵反而加入白江之戰的原因是什麼？
先從第二個問題談起，顯然，「白江之戰絕不是一次單純的局部戰役，必須被置於唐朝的東北經營和半島戰略中去評價」。唐朝出動陸海大軍殄滅百濟，建立起熊津、東明等五都督府體制，在作者的解讀中這些只是王室而非整個百濟國的滅亡，因此繼親唐的孝德天皇而立的齊明天皇在面對百濟復興力量的求援時，轉而決定參戰反抗唐朝。當時的形勢是百濟反唐復興軍一度佔優，唐朝對高句麗的戰爭前景仍不明朗，日本適時參戰有防止大唐掌控朝鮮半島進而染指列島的考量。年邁的齊明來到九州督戰，戰事未開，女天皇駕崩，繼承皇位的中大兄（天智）仍有契機趁此退出大戰，但是年輕的新君執意派遣了三股軍隊。我們認為，日本朝廷是基於在朝鮮半島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在百濟的政治文化聯繫而毅然連續出兵，並且執意參加與唐朝的直接對抗。
由此，第一個問題也就容易理解了。中村修也通過細緻辨析《日本書紀》的兵力記載，實際駁斥了強調白江戰敗是兵力寡少的觀點，認為日本分三次共派出約四萬二千人，他在這裡援引森公章《白村江以後》的觀點，彌補了井上光貞、鈴木靖民對後續部隊人數統計的缺失。而焦點就在於扶餘王子回到百濟故地謀殺鬼室福信之後，天智追援「健兒萬餘」，問題是當初向日本搬援兵的人正是福信，求援者已不在了，應援者師出無名矣，但是日本非但不退兵，反而再度增兵，這意味著白江口後來的決戰並非一些學者提出的遭遇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未停留於森公章的統計，而是更進一步駁斥了其實際參戰部隊並非全部派出軍隊的觀點，斷定日本軍隊都匯集到百濟王子的麾下了。可見，此時百濟故地的反唐復國運動本質上已經是日本士卒與唐朝軍隊的作戰。
這兩個問題本身固然有推陳出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還駁斥了日本學界關於白江之戰失敗是純軍事失利（即兵力與補給不足等說法），而將之視為日本朝廷應對東亞局勢變幻判斷和決策有誤，庶幾接近事實真相。
日本是否成為羈縻府
《天智》一書頗具顛覆性之處，就在於以史料辨析和推論的方式，提出了同以往中日韓各國學者都大相逕庭的見解：其一，日本戰敗之後，並非史籍和學者所說躲過了唐朝的追責，而是一度建立起和百濟、高句麗、新羅一樣的羈縻制度。其二，遍布日本中西部的朝鮮式山城，並非為戰後防禦唐軍來襲而建，而是便於唐朝羈縻統治的交通設施。
作者根據《日本書紀》逃歸船隻人員的記錄推測日本在白江之戰中幾乎全軍覆沒已成事實，出徵將領無一倖免。隨後他反駁了森公章所說的戰後日本最急迫的任務是整頓防務，以應對唐與新羅聯軍進攻的觀點，並否定鍾江宏之日本在筑紫修建大宰府作為對抗唐羅據點的觀點。其實，這兩位學者的觀點代表的是日本學界大多數人的看法。他們認為防務的典型代表即是朝鮮式山城。作者針鋒相對，他的論述暗示喪失全軍之力的日本並沒有築城應戰的時間、動機和必要性。
倉本一宏宣稱「冠位十二階」是天皇君臣強化戰時體制的舉措，與之相反，作者對於冠位十二階的解釋是，為了改組戰時統治、挑選有助於戰後外交的官員而進行的人事變更。而關於《日本書紀》和《海外國記》郭務悰赴日的記載，作者一方面利用新出墓誌糾正池內宏的疏失（「百濟禰軍」而非「百濟將軍」），另一方面肯定了鈴木靖民視後者為後人潤飾史料的論斷，但強調作為歸附唐朝的百濟人郭務悰和禰軍赴日，代表的是戰勝的一方，確屬於熊津都督府派出。新藏正道對此認為日本此時不可能高姿態地如記載所言拒絕郭氏入京，作者進一步提出抗辯，認為當時日本朝廷就在郭務悰一行下榻的那津宮，編纂史書的天平時代對於奈良時代的國際意識進行了重新闡釋，本質是一種「曲解」。翌年赴日的劉德高作為大唐朝廷正式使節而非熊津直接派遣的偏使同樣沒有入京一事即是明證——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得到了堀敏一的確認——而且幾次赴日使臣的目的恰恰就是田村圓澄否認的追責與要求戰爭賠償，而松田好弘提出的孤立高句麗一說對於深知倭軍主力已被殲滅的劉仁軌而言並無必要，難以成立。
更進一步，作者推測唐朝不僅在百濟、高句麗成功推行羈縻統治，對日本的支配也採取同樣方式，這就是《日本書紀》天智六年（667年）條出現的「筑紫都督府」。八木充的代表性觀點認為這是史料誤記，其實應為隸屬於日本朝廷的「筑紫大宰」而非羈縻於唐朝的「筑紫都督府」。作者觀點與之相對，「筑紫都督府」不僅不是誤記，反而反映了後世編纂者沒有盡刪的殘留真實。在這一點上，作者將鬼頭清明的唐朝熊津五都督府繼承了百濟舊有五部支配結構的觀點作為參照，論定後來日本保留了筑紫大宰作為筑紫都督府的後繼者，設立時間是劉德高訪日之時。
西谷正認為日本該時期修築的朝鮮式山城就是百濟式山城。笹山晴生將之解釋為防備唐朝和新羅進攻的產物，作者依據山城多分布於內陸而非西部沿海的特點駁斥此論不合常理，通過分析築城者多為百濟人這一事實，提出只有唐朝才能指揮百濟人大規模造城，《書紀》記載其事為大和朝廷下令，仍是後世潤飾過的歷史書寫。而唐朝在日本修築山城目的正與旨在防備大陸勢力自北入侵的通說相悖，乃是考慮到九州豪族勢力自南進攻羈縻都督府要塞而修建，同時也是作為將羈縻統治推及九州全島的據點。這就呼應了出宮德尚等學者敏銳發現的朝鮮式山城單郭式存在的防禦弱點，而以作為外部勢力修築於高地監視本地抵抗力量的功能來解答之。針對考古學者赤司善彥將大野城築造工藝與百濟扶蘇山城大體相埒，其附屬倉庫群則大多為奈良時代以後所建的認識，作者目之為唐朝勢力不久之後撤出日本，山城被擱置之後被日本朝廷利用和增建。有些所謂山城例如對馬島上的金田城，作者結合踏查所得，認為與其說是防禦性設施，毋寧說是便於與朝鮮半島聯絡的烽火設施。
針對吉田孝的代表性觀點——日本不僅在各地建造朝鮮式山城，都城也遷至水軍無法進攻的近江，用以防備唐羅軍——作者列舉若干理由徹底否定：一是日軍沒有那麼多兵力充實山城防禦，全軍覆沒的日本在心態上堅持備戰也說不通；二是山城的點狀防守態勢在戰略上並不構成防禦鏈，唐軍進攻完全可以避開山城而一路長驅直入。鍾江宏之將山城看做百濟人修築的臨時避難場所的觀點也被作者反駁，理由主要是守城戰以己方勢力救援為前提，這些山城顯然無法堅持至敵軍攻破，這一點得到赤司善彥從考古研究角度提供的支持。作者勾稽史料，認為朝鮮式山城實際上是唐朝通過熊津都督府聯結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的交通，是羈縻統治日本的組成部分。
大唐麟德二年（665年），高宗皇帝在泰山隆重舉行封禪大典，這是帝國最重要的盛典，象徵著一個輝煌帝國興盛時代的到來。除了唐朝周邊的突厥、于闐、波斯、天竺等國蕃長及其代表，東亞五國——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以及高句麗的使臣也無一例外地參加了盛典。但是關於倭國使臣是否是在就利山參加百濟、新羅歃血為盟儀式之後一同隨唐朝將領浮海西還，作者以劉仁願、劉仁軌之辨推翻池內宏的肯定性觀點，而根據事件發生時序，論證倭國使臣也並非鈴木靖民、鄭孝雲所認為的是白江之戰的敗將守軍大石，這位守軍大石的職責僅限於赴就利山會盟，完成相當於戰敗國籤字一類的任務，泰山封禪的倭國使者另有其人。作者推定為是與高句麗使者太子福男身份相當的「酋長」級人物，這就將人選鎖定在除天智天皇以外的大海人王子或大友王子身上，而根據《懷風藻》對大友王子面相風範的描寫等證據，他很可能是赴就利山使團的首領並進而到泰山參加封禪。顯然，作者勾勒出的泰山封禪畫卷是以大唐帝國主導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東部歐亞為大背景。
爭論與啟示
《天智》所提供的一家之言式的歷史認知是有限的，當然不能完全作為歷史真相來理解，但是它帶來的啟發卻是無限的。這裡再舉一例，以往學界特別是中國學界強調東亞吸收唐代律令和文化的一面，而作者在鬼頭清明、鈴木靖民等學者的分析基礎上再次強調日本《近江令》及其律令體制不僅來自唐朝還更多的來自新羅，又因戰敗或戰勝者的結局不同，新羅更多保留貴族權利、律令實施不徹底，而日本則更深地受到律令制影響最終形成符合本國國情的《大寶律令》。全書從破除史籍全信走向史料考辨，並在此過程裡逐一牽引出諸多學者的著述及其見解，客觀上有利於拆解學術前史的層層累積，不斷懷疑古人、也懷疑今人，對於在東亞史領域浸淫良久的專業學者而言，也有助於破解思維定式，開始將審視的目光投向幾成學術定讞的歷史認識。首先，這樣的懷疑本身是值得提倡的。
其次，需要指出，作者的很多論述並非有可以落實的結論，他與學界爭論的不少問題其實就目前的史料支撐而言，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例如，鈴木靖民認為，耽羅與白江之戰有關，森公章等人也說耽羅與百濟站在一條戰線，曾與唐羅聯軍作戰，作者卻以小國利益決定說予以否定，認為耽羅毫無必要參加對唐作戰，而針對《舊唐書·劉仁軌傳》「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並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的反證，則解釋為百濟復興軍與日本軍殘餘勢力和「剛好身處其中的耽羅國使」一起投降，暗示是偶然的巧合。另一個反證是史書所記耽羅三次遣使日本，作者先是聲稱這只是單方面遣使，隨後又說日本可能派出使者同耽羅交換情報，前後牴牾，令人費解，而後作者又將《日本書紀》之所以沒有記錄日本向耽羅派使歸因於要掩飾和唐朝的關係。這就已經不是一些學者批評的那種「刻意剪裁史料」而是「極力掰彎史料」的強辯了。
而且有些推論多少有些冒險，歷史研究中除非列舉證據論證，一般不能隨意猜測古人沒有做出的行動。作者引述的韓國和中國學者的論著卻十分有限，這對於更為全面、更為有力地展開全書主題的論證稍顯遺憾，因為韓國學者和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耕耘良久，絲毫不缺少有創見的作品，甚至在諸如唐朝及其文明力量、百濟對於日本的深遠影響的強調等具體認識上中韓不少同行已經比作者走得更遠。《天智》一書字裡行間更多的透露出當代的資政考慮，即古為今用：七世紀日本面臨的諸多國際問題，日本統治者的措置常常不得要領，從參戰到增兵都絕非明智之舉。這在前言等處也有明晰的展露，作者顯然有意識地把時隔一千三百年的白江戰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聯繫起來。而作為專業的歷史研究者，我在閱讀這類作品過程中常在反思一個並不太新鮮的問題：面對史料相對匱乏而不能建立完整事實鏈條的中古時代，究竟該堅持實證取向，一份史料說一分話，沒有史料就不說話？還是索性將歷史視作一種話語，「一切史料都是史學」？將歷史評論置於歷史考證的包裹之下？
這類問題或許還要爭論下去。爭論的觀點或方法、範式本身之正確與否固然重要，但能否引發爭鳴有時更為重要，因為它的價值在於提供新的啟示，促使人們不斷深化對歷史的認識和對歷史學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