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朝齊武帝寵信出身寒微的紀僧真，紀僧真想要獲得士大夫的身份，齊武帝說此事自己說了不算，讓紀僧真去拜見當時的士族領袖。
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參觀的話，想來會對「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模印拼鑲磚畫留下深刻印象。這一題材的模印磚畫在南朝高等級墓葬中曾被多次發現，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證據。
竹林七賢作為魏晉風度的代表，以隱逸或高士的形象為人們所熟知，為何佔有財富和權勢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現這些高士的形象？有觀點提出，這類高士的形象代表著升仙的願望。但大致來看，帝陵中發現隱士總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種程度上，它暗示了皇帝對隱逸生活的嚮往，也透露出魏晉南北朝作為士族社會的一些重要面向。
士族身份的獲取「非皇權所能左右」
魏晉南北朝時期通常被視為士族社會，東晉南朝尤為典型。何謂士族社會，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士大夫具有自立於皇權之外的特徵。
南朝齊武帝寵信出身寒微的紀僧真，紀僧真想要獲得士大夫的身份，齊武帝說此事自己說了不算，讓紀僧真去拜見當時的士族領袖。可在見面後，對方竟命人「移吾床讓客」，硬是把紀僧真趕了出來，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在當時社會，皇帝可以給予一個寒人高官厚祿，但其士族身份的獲取，則取決於士大夫群體的認可，而非皇權所能左右。
士族社會的一大特徵是以門第自高，甚至覺得聯姻皇室也算不上什麼榮耀。故唐文宗都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故相對而言，中古時期是一個階層比較固化的時代。
提起魏晉風度，人們可能會想到嵇康的名言「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學者們一般將其定位為一場文化革新運動，代表著對儒家名教羅網的衝決，竹林七賢這些人更是被視為政治黑暗時代中的反抗者。可是，對於魏晉風度的這一認識是如何形成的呢？這一看法主要是受民國以降學者的影響，特別是研究文學、哲學的學者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一般公眾而言，可能更多受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和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的影響。宗白華的文章開篇就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魯迅要給阮籍平反，則進一步敏銳地指出，「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將魏晉風度定位為破壞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說是五四運動以來現代學術的產物。但有兩個背景需要注意：一個是學術史的背景。五四時期的那批學者總體上持批判儒家主導的傳統社會立場，因此注重發掘中國歷史上反抗者的系譜，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體現了這種批判性。另一個是歷史本身演進的脈絡。即使我們認定魏晉風度及玄學興起是一場文化革新運動，也要看到與此同步發生的是士族社會的漸次形成。此種文化上的新面貌，實際上與社會階層的固化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確實要追問，為什麼一個被稱頌為思想解放的時代，轉身卻塑造了階層流動凝固的士族社會？
「君父先後」討論，衝擊儒家名教思想
魏晉風度的一大表現是質疑名教、不受禮法拘束。質疑名教風氣的產生，大約可以追溯到漢末清議。清議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於宦官及外戚專權的亂象，批評政治、裁量執政。「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獲得很高的評價。但其倡導的凌厲激昂士風，最終卻招來了黨錮的打擊。
黨錮就是禁止黨人及其家屬做官。這大大動搖了地方精英對於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識形態開始瓦解。到了漢末，甚至出現了一個流行的話題叫作「君父先後」。所謂「君父先後」，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講就是「當女朋友和媽媽同時掉到水裡，你先救誰」。話題本身是開放式的，但暗含的指向是當時士人開始意識到家族（父）與國家（君）之間是可能發生衝突的。
而在此之前，總體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漢代察舉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於孝子之家，二者是同構的。漢末開始出現先「家」後「國」的轉變，就是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之上，這是士族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特徵。正所謂「與時推遷，為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
漢末清議運動另一項重要的遺產是對「清」的推崇。從清議、清談到官分清濁，可以說「清」構成了此後士族塑造自我認同的重要符號。不過，士人重清譽走到極端後，難免會出現沽名釣譽之徒，以至於留下了「舉孝廉，父別居」這樣的話語。
到了三國時期，原來塑造漢代士人道德與行為規範的儒家名教思想開始動搖。隨之，漢魏以降出現了世官的現象。眾所周知，漢魏易代是通過禪讓方式完成的。我國傳統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湯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類則是禪讓，模仿古代聖賢的遺意，通過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權交替。這種禪讓在巧取豪奪的背後，表面上要經過三讓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讓的儀式。所以，曹丕篡漢後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禪讓與革命之間根本的不同在於，禪讓並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因此漢魏禪讓過程中，漢末的官僚階層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到新朝。曹魏中期後，官僚層中已經充斥貴戚子弟，加上之後魏晉嬗代也是通過禪讓完成的，累世為官現象由此普遍出現，這進一步夯實了士族社會的根基。
精緻文化共同趣味，折射階層性和封閉性
一般印象中，魏晉名士是一群儀容秀美、談吐風雅的士人。但這種令人企羨的風度是否代表這一群體的全部，是一個可以認真思考的問題。下面僅以鄧艾、鍾會伐蜀之役中發生的「二士爭功」悲劇為例，來談談名士的另一面。
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因《三國演義》的渲染而為人所知，甚至可以說是這部經典小說中的最後一個高潮。事實上，伐蜀之役是一場受內政因素驅動的戰爭，而非司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甘露三年二月平定諸葛誕後，司馬昭掃清了嬗代路上的最後一個障礙，因此當年五月便有了「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的動議，這意味著禪讓連續劇的正式開場。此時，那位性格剛烈的年輕皇帝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率領親隨衝出宮去攻打了司馬昭，結果還沒走到司馬昭府邸便被刺殺了。但皇帝被弒給司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同時也揭破了禪讓連續劇中你情我願的面紗。此後五年內，儘管屢有九錫之議，但司馬昭一直未敢接受，魏晉易代一時間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馬氏被迫尋求建立不世之功，使魏晉嬗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前一年，姜維依然有能力騷擾曹魏邊境。因此，當時曹魏在西線最有聲望的將領鄧艾反對伐蜀，直至司馬昭派人來說服後才勉強同意。
伐蜀之役由司馬昭的親信鍾會為主帥，鄧艾受命率領偏師。根據謀劃，魏軍最初的戰略意圖是發動一個鉗形攻勢：鍾會統帥主力十餘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取漢中；鄧艾與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從隴西進攻，進行戰略牽制。希望通過鄧艾、諸葛緒的前後夾擊，阻止姜維退往漢中，使得鍾會率領魏軍主力能夠迅速佔領漢中，打開進攻成都的通道。但由於諸葛緒行動上的猶豫，差了一日而未能阻截到姜維，姜維最終得以從橋頭突破，引軍退往劍閣，並依仗天險，與鍾會率領的魏軍主力相持。
因此，儘管最初魏軍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姜維依然保持戰略上的主動權。不過，之前的勝利對於司馬昭而言已經足夠。在前線捷報傳來之時，他便立刻接受了先前屢次辭讓的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此時，鄧艾決定放棄原來與鍾會匯合的計劃，改走陰平小徑，從而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進而一舉滅亡蜀漢。
鍾會與鄧艾二人背景迥異，鍾會是名臣鍾繇之子，出身於漢末最有聲望的士人家族，與司馬昭關係密切。《世說新語》中記載，司馬昭、陳泰、陳騫、鍾會相約出行，鍾會遲到，司馬昭戲謔時故意提及鍾會父親鍾繇的名諱。時人重孝行，與人接談中觸犯對方家諱是嚴重的冒犯，但反過來，如果關係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會用對方的家諱來開玩笑。素有捷才的鐘會不甘示弱，用「矯然懿實，何必同群」予以反擊。這八個字中巧妙地點到了車上三人的家諱，司馬昭的父親司馬懿，陳泰的父親陳群，陳騫的父親陳矯。這種妙對是魏晉風度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士人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識。
鄧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靠積累軍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本人口吃，與講究捷悟的文化風氣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爭功一事上，鄧艾最後可謂冤屈而死，跟隨他滅蜀的部下也未能獲得應有的封賞。
由此可見，魏晉風度雖然是一種精緻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這種文化背後的階層性和封閉性。實際上，官僚階層經過魏晉兩代的生長發育，已經形成了一個通過婚姻、交遊、同僚、徵辟等方式凝結起來的政治利益共同體。加之魏晉之際玄學清談的興起，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認同。東晉南朝的士族雖然並非完全承自魏晉官僚階層，但至少有兩個重要的特徵源自西晉：一個是具有累世仕宦傾向的政治群體，一個是以玄學清談為共同文化特徵的官僚階層。（文/仇鹿鳴 大學歷史系）
本文根據「東方講壇·回首向來處——歷史上的民眾生活」系列講座上的演講速記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