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魏晉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從公元220年曹魏代漢起，至420年東晉瓦解止，歷時200年，經歷了三國、西晉、東晉和五胡十六國三個主要階段。這一時期「三國爭霸」、「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致使兵連禍結、社會動蕩、國家分裂、政權頻繁更迭，是史上最為突出的亂世之一。然而正是在這大道悖論、一統敗壞、政治混亂、生靈塗炭之時，卻促成士大夫階層思想解放，清談成風，玄學興起，文藝鼎盛，出現了「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桃源陶令」和書法「鐘王」等標誌性人物。所以當代著名美學家、哲學家宗白華認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見《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正是因為這種不同凡響的歷史現象，後人把魏晉名士所特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行為風格，稱為「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最早是由魯迅提出的。1927年7月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中，依據古人文論特別是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所記魏晉軼事，著重從文學的角度講述了「魏晉風度」的表現及其意義。在魯迅言下，「魏晉風度」是建安文章的「清俊、通脫、華麗、壯大」；是「正始名士」清談「三玄」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竹林七賢」不拘禮教，服藥、縱酒、寬服、捫蝨的放浪形骸，任情恣性；是嵇康阮籍的「師心遣論」、「使氣命詩」；是陶潛超然世外，歸隱田園，雖生活困頓，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平和自然。魯迅對魏晉名士的看法是透徹的，他認為魏晉時代不拘禮教的「名士派」，實質上是對政治黑暗的失望，是強權壓迫下的無奈，是崇尚自由而不能的痛苦，是一種逆反的表現，他們所真正反對的不是儒法禮教，而是司馬氏暴政下的「假禮教」。魯迅的這個演講稿後來收入《而已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繼魯迅之後，當代學者對「魏晉風度」有許多著述，如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易中天的《中華史》等著作，都有專門篇章從不同的角度論述「魏晉風度」及其對中華思想、文化、藝術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把他們的看法概括起來，可以說藥、酒、姿容、神韻和清談品藻、文採辭章是「魏晉風度」的內容形式，而其本質是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是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是人格的唯美和審美的絕俗。
「魏晉風度」一詞雖由魯迅提出，但就其意涵而言，則可上追至清人。如清代書法家梁巘的《評書帖》中，就有個為後人所樂道的概括，即：「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所謂「晉尚韻」的「韻」，在明代《洪武正韻》中即解為「風度」，到了現代漢語中，「韻」就是「風度、情趣、意味」的意思。魏晉書法的時尚與「魏晉風度」是契合的。不僅因為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相同，而且因為影響魏晉書法的曹氏、鍾氏、衛氏、王氏、謝氏等門閥世家成員本身就是「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正像魯迅所講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對建安文風的形成起了倡導作用一樣，「三曹」對魏晉書法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曹操即是政治家也是書法家，善隸書和章草，南朝梁人庾肩吾的《書品》稱其書法有「隸墨雄瞻」，《唐人書評》稱：「操書如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荊玉分輝，瑤巖璀璨」。唐代張懷瓘的《書斷》在神、妙、能三品中，將曹操的書法評為妙品。曹丕和曹植也酷愛書法，在史書中就有曹丕和曹植爭相將書法家邯鄲淳納入自己門下的故事。曹魏愛才在史上是有名的，延攬重用了一批文人墨客，如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胡昭等，他們不僅是曹魏重臣，而且都是兼善諸體又有專長的大書法家，鍾繇史稱「楷書之祖」，梁鵠八分稱冠，韋誕擅榜書題署，邯鄲淳精古文蟲篆，衛覬以草書名世，胡昭行書與鍾繇齊名，時稱「胡肥鍾瘦」。這些書家在魏晉書法過渡期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而青史留名。反觀同時期的東吳和西蜀，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只有東吳皇象一人。此外，曹操推行的一些政策法規也對書法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如建安十年發布的《整齊風俗令》，亦稱《禁碑令》，一直影響到東晉，雖然目的是為了移風易俗，提倡喪葬從簡，但在客觀上抑制了「銘石書」即隸書的發展空間，對楷、行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所以魏晉200年間，存世的碑碣很少，除了「三國早期」相傳由魏國梁鵠所書的《受禪表碑》、《上尊號碑》等碑碣外，只有「天高皇帝遠」的雲南存有東晉時期隸真風格的《爨寶子碑》，其它就是變相了的磚石墓誌，如王謝墓誌等等。反而在不受曹魏節制的吳國，則有篆隸風格的《天發神籤碑》和隸真風格的《谷朗碑》、《葛府君碑》等碑刻。所以清代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於吳」。《禁碑令》的影響，還可從與東晉分割的北方「十六國」的比較中看出，與南方相反，北方發現的碑碣銘石相對比較多，書體以隸真風格為主，以致南北朝時期形成南帖北碑、南行北真的特殊現象。
「魏晉風度」是門閥士族興起的產物，而書法世家的形成也是應時之物。從東漢後期開始，書法在家族內部師承傳授漸成風氣，史有記載的如張芝、張昶兄弟，蔡邕、蔡琰父女，崔瑗、崔寔父子等。到了魏晉時期，書法世家持續發展，依次出現了潁川鍾氏、河東衛氏、敦煌索氏、泰山羊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和譙國桓氏等家族。這種現象的出現要歸因於曹丕的施政。曹丕稱帝，為了取得豪強的支持，實行了「九品官人」法，亦稱「九品中正制」，把選仕的標準按道德、才能和家世分為九品，而負責舉薦的「大中正」皆由最有影響的豪門望族人物來擔任，這就使得家世門第成為選人的主要標準，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有了門閥制度的保障，貴胄子弟無憂仕途和生計，往往潛心於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這也是魏晉時代文學藝術空前發展的一個客觀原因。關於書法世家之間的師承傳授，在唐代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宋代朱長文的《墨池編》和明代解縉的《春雨雜述》中都有記述，認為東漢蔡邕為書法傳授之祖。蔡邕傳崔瑗、韋誕及其女蔡文姬；姬傳鍾繇，鍾先師曹喜、劉得升，後又得韋誕冢中所藏蔡邕筆法，遂過於師；繇傳庾翼、衛鑠（衛夫人）及其子鍾會；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先從家學，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後與庾翼相師友，學《新從碑》，隸書兼學崔瑗、蔡邕，草書學張芝，真書學鍾繇，章草學皇象、索靖，遂登峰造極，冠絕古今；羲之傳其子孫及郄超、謝朏等，而王獻之「獨擅厥美」，能與其父比肩。從這個傳授譜系可以看出，書法的傳授不僅以宗族為紐帶，而且靠姻親來聯繫。如皆有才女之名的蔡邕之女蔡文姬（蔡琰）初嫁衛覬之弟衛仲道，郗鑑之女郗璿嫁王羲之，謝安的侄女謝道韞嫁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又如明代陶宗儀的《書史會要》所記，王羲之的父親王曠「與衛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以授其子羲之」。可見王羲之得衛夫人傳授，也是因為姻親關係。王氏不僅與衛氏是中表之親，而且與郗氏也世為中表，王羲之娶了郗璿，王獻之則娶了表姐郗道茂。這種世家之間的通婚，通過「母為蒙師」、「舅為甥師」等家族教育的方式，促進了家學之間的相互交融和發展。除此以外，書法世家之間還有一種競爭關係，相互在書法上爭能鬥勝，例如史書中的「庾翼服羲之」、「謝安輕子敬」等軼事，這種競爭也促進了書法藝術的良性發展。
魏晉時代書法發展的幾個階段，也與魯迅所言「魏晉風度」的階段表現相符。在三國曹魏階段，與建安文學興起同時，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胡昭等人繼東漢書法變革之餘續，推動了隸真變革和行草書的發展，鍾繇和東吳皇象是集大成的代表，形成簡淡玄遠、清俊通脫的風格。至西晉階段，書法世家中的衛氏、索氏和陸氏表現突出，衛瓘、衛恆、衛鑠（衛夫人）和索靖、陸機都負盛名，但與曹魏時期相比，書法水平和藝術風格沒有新進，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境遇有關。「高平陵事變」以後，司馬氏掌權，清洗「曹黨」，排斥異己，何晏、夏侯玄被殺，「正始知音」斷弦；嵇康蒙冤被斬，「廣陵散」絕響；阮籍噤聲，「口不臧否人物」。衛氏書法始於衛覬，經蔡文姬得蔡邕遺傳，衛瓘及子衛恆、孫女衛鑠等都是當時優秀人物。衛瓘師法張芝兼從家學，與索靖齊名，有「一臺二妙」之譽。衛恆不僅善書，而且悟道明理，著有《四體書勢》，是史上最早的書論，東漢蔡邕的《篆勢》和崔瑗的《草勢》都見於其中，可見衛氏家學的廣博。衛鑠得鍾繇親傳，還是王羲之的蒙師。所以衛氏一族本應更有建樹，可悲的是衛瓘、衛恆被捲入政爭累及子孫，一門九人被斬。經過「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晉室南渡」，伴隨西晉敗亡的是一場浩劫，許多書法珍跡湮滅，「庾翼南渡失張芝章草十紙」，「王導懷鐘繇《宣示表》過江」，倉惶急促可見一斑。及至東晉，南北分治，戰爭相對減少。儒釋道合流，思想言論趨於平和。晉室孱弱，門閥世家勢力彰顯。在這種環境下，士人清談雅集成風，詩文書畫「八藝」興盛。書法在世家間風流相扇，互相陶淬，競爭發展，形成「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的局面」（見唐代竇臮《述書賦》）。真、行、草三體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走向成熟，形成衝虛中和、神俊姿妍的新貌，成為後人仰慕的「魏晉風度」中的「風度」。
魏晉是老莊哲學流行的時代，也是史上少有的人性覺醒和文學自覺的時代。宗白華由此聯想到西歐16世紀的「文藝復興」，稱魏晉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他說：「西洋「文藝復興』的藝術(建築、繪畫、雕刻)所表現的美是穠鬱的、華貴的、壯碩的；魏晉人則傾向簡約玄淡，超然絕俗的哲學的美，晉人的書法是這美的最具體的表現」。他還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這種「天人合一」、自然美與人格美的統一，正是「魏晉風度」在文學藝術上的集中表現。魏晉書法當然也不例外，其價值崇尚必然受到這種哲學和美學價值觀的影響。
其一，魏晉書法尚「簡約」。所謂「簡約」，是指經過提鍊形成的精約簡省，富有言外之意和象外之趣，可以說是「大道至簡」哲學理念和「簡淡玄遠」審美價值在書法上的反映。從隸書到真書到行書到草書的演變過程看，即表現為一個由「繁複」至「簡約」的過程。「簡約」不僅是簡化，更是藝術抽象，是時人關於玄學「言、意、象」思辨後的「意象」，看重的是「象外之意」。考察「鐘王」的書法特徵，可以看出這種「簡約」的理念也對書寫方法產生影響，形成了一種與之相輔相成的寫法，即「正書草寫」。鍾繇善隸書、真書、行書三體，是「隸真變革」的開創者，他的由「隸」變「真」，正是通過「正書草寫」而形成的，這一點在他的《薦季直表》中表現得很明顯。孫過庭在《書譜》中說：「元常不草，使轉縱橫」，即是說鍾繇雖不以草書見長，但他的真書筆法卻像草書一樣使轉縱橫。王羲之與鍾繇一脈相傳，他的楷、行、草三體也體現這種「簡約」的理念和「正書草寫」的方法，從他的《樂毅論》等小楷刻本中，可以看出行筆的草意，他的隨字賦形也是這方面的表現。所以唐代李嗣真在《書後品》中說：「元常每點多異，羲之萬字不同」。「正書草寫」不僅出於「簡約」的需要，而且是老莊哲學「從心所欲」理念的實際應用，也反映時人清俊通脫、不拘法度的風氣。它不僅直接表現在真書上，也間接體現在行書和草書上，或者說王羲之的「今草」、王獻之的「稿行之草」和「一筆書」，都是「正書草寫」延展運用的結果。可以說，「從心所欲」的「正書草寫」，推動了魏晉書法的變革發展。清人馮班在《鈍吟書要》中作過一個比較，他說晉人結字用「理」，「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唐人結字用「法」，「法定則字有常格」，所以不及晉人。魏晉時期的「正書草寫」即是「從心所欲不逾矩」，唐人把「理」變成了「法」，書寫方法也變成了「正書正寫」，不僅正書的規矩法度更加精嚴，而且筆法精細入微，形成定式，書寫的「從心所欲」受到法度的限制，故不能像魏晉書法那樣有象外之意，耐人尋味。所以蘇軾說：「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見《書黃子思詩集後》）。
其二，魏晉書法尚「天然」。所謂「天然」，即是區別於「人工」的自然而然，這是老莊哲學「道法自然」理念在書法美學上的反映。南朝梁人庾肩吾在《書品》中對張芝、鍾繇和王羲之的書法作了品評，認為「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庾肩吾言下的「工夫」，指的是精工之巧。張芝是東漢書法家，史稱「草書之祖」，「衣帛先書」、「池水盡墨」，都是形容他習練書法的典故，他也因此而技法精熟。王羲之師法鍾繇張芝，他說：「吾書比之鐘，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餘耽之若此，未必謝之」（見孫過庭《書譜》）。書法本為人工，工夫來之不易，理應稱讚。然而為何把「天然」看得如此重要呢？因為崇尚自然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在道家理論中「自然」與「道」是同一的，「道」就是「自然」。這種理念貫徹到美學和藝術上，便形成了「美在自然」的觀點，進而成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範疇。鍾繇的「天然」，就在於其「從心所欲」，無做作，不矯飾，信筆為之，巧思佳構自然天成。在古人的品評中，「天然」也被引申為「質樸」或「古質」，即未經人工的「自然而然」之美。所以唐代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天然」還與「大巧若拙」關聯，也是在「工巧」與「天然」的比較中，由道家哲學「無為」和藝術「無工」理念得出的結論。「拙」也是鍾繇書法的一個特點，主要體現在結體的寬博內斂和筆短意長上。所以清人劉熙載說：「正、行二體，始見於鍾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見《書概》）。
其三，魏晉書法尚「清高」。在現代漢語裡，「清高」指品德純潔高尚，不同流合汙。其實「清高」也是道家哲學的一種境界。莊子可以說是「清高」的祖師，所言「唯道集虛」、「物我兩忘」的境界，就是超凡脫俗的「清高」。漢代王充說：「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見《論衡·定賢》）。魏晉正是這樣，「清高之行」不僅內隱於心，而且外化於形。表現到書法藝術上即是清虛高潔的氣質和風骨，故晉人書風無不坦然清純，卓然挺立。其中，尤以「二王「為最。羲獻結體多欹側取勢，有奇宕瀟灑之態；用筆多力豐筋，有勁健挺拔之象；筆意神採超逸，有簡淡玄遠之意。「大王」以衝虛中和為高致，「小王」以神俊姿妍成風流。所以張懷瓘說：「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見《書議》）。孫過庭在《書譜》中評論「二王」時，有一句話說得好，「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思是，法古不背離時代進步，取今不流於庸俗時弊，文而不華，質而不野，二者兼得，方為君子。他的這句話可作「清高」之註腳。在時人品藻人物的《書品》、《畫品》中，與「清高」同義的還有「幽深」、「玄遠」，表達的緯度不同，但意境一樣。
其四，魏晉書法尚「性情」。如前所述，「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所體現的是從「天人合一」的哲學自覺到「情景交融」的文學自覺，是對只講經學倫理不講人性情感的兩漢文學的超越。這種進步也表現在書法藝術上。魏晉以前受書體的限制，在書法中是很少有情感表達的。魏晉時期行書草書的廣泛應用和高度發展，才使書法的「達其情性，形其哀樂」成為可能。孫過庭在《書譜》中對王羲之的幾個法帖作過如下分析：「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可見「性情」在書法中是自然流露的。說到《蘭亭序》，其之所以倍受推崇，可貴之處就在於情馳神縱，心手雙暢，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故「不能再得」。此外，王獻之的《思戀帖》也是一例。據史書記載，王獻之受皇室所迫，與髮妻郗道茂離婚，娶了新安公主司馬道福，為寄思戀給郗道茂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思戀帖》。該帖4行39字，或行或草，或徐或疾，思戀之緒、悲傷之情和期許之意躍然紙上，書就一樁悽美的愛情故事。
其五，魏晉書法尚「姿妍」。「魏晉風度」不僅表現在精神人格上，也表現在容貌舉止上。魏晉人「好美」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世說新語•容止》中對人物外貌形象的品評，特別是用「美姿儀」、「妙有姿容」、「容貌整麗」、甚至「玉人」來形容男子，可以說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獨特的審美風尚。就像《容止》篇第30則形容王羲之姿態「飄如遊雲，矯若驚龍」也被用來比喻他的書法筆勢一樣，魏晉好「姿妍」的風氣也必然反映到書法上。魏晉書法的「姿妍」是通過變法實現的，諸如：結體由漢隸的「平畫寬結」變為側欹的「斜畫緊結」，取勢由「橫寬」變為「縱長」，筆法由「簡拙」變為「精緻」，線條由「肥厚」變為「瘦勁」，等等。以草書為例，體勢的由橫向縱，筆法的內擪和外拓，可以說是草書變法的推手。從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和衛瓘的《州民貼》看，尚存章草筆法和形態，但已見由橫變縱之勢。及至王羲之的《十七帖》，則全無章草形態，筆法縱向使轉，濃纖折中，筆斷意連，氣韻貫通。到了王獻之的《中秋帖》，盡可謂「放縱」，字之體勢縱逸豪放，搖曳生姿，一筆而下，一氣呵成。草書的這種縱向使轉，不僅書寫流便，而且以姿態修長而顯妍美。再如真書，其變法主要表現在側欹取勢、「中宮緊結」和筆法精緻上，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和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依次遞進，勢巧形密，雋秀挺拔，把楷書推向「姿妍」之極。魏晉書法尚「姿妍」，不止於形態，更看重神態，或者說「姿妍」亦是為了「傳神」。王羲之四世族孫、南朝書法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中說：「書之妙道，神釆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這個「神形兼備」可謂「妙斷」。王羲之之所以被稱為「書聖」，就在於其書法神形兼備，衝虛中和，既從道學之「簡淡玄遠」，又合儒學之「文質彬彬」，故能成為傳統審美的典範。魏晉書法「神形兼備」的審美觀，把書法藝術提升到了注重技法、追求意象的境界。魏晉書法由「古質」而變「今妍」，以王羲之為分野，其之前，鍾繇張芝為「古質」的代表；其之後，王獻之為「今妍」之先驅。王羲之「古不乖時，今不同弊」，「質而不野，文而不華」，代表了中國書法的風度。
筆者：程建國，號謙益，1954年生於湖北武漢，1970年入伍，曾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政委、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政委，少將軍銜，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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