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一般理解為當時的名士風度，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人格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包括哲學思辨、人格境界、文學創作、審美追求等方面。從時間上來說，指的是三國時的魏(公元220-265年)至兩晉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劉宋時代以士族名士為主體的生命體驗，它以七林七賢中阮籍嵇康和晉宋時期詩人陶淵明為代表人物。
今天我們就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一下什麼是魏晉風度，以及它的現代人生意義問題。主要談兩個問題:一、魏晉風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晉風度的表現形式。
談到魏晉風度，不能不與當時興起的士族階層相聯繫。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東漢末年興起的世家大族，他們壟斷做官的權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權與莊園經濟，可以與皇權平分秋色，比如東晉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在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階層。魏晉風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謝家族，他們既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謝氏是詩歌家族，王氏是書法大族。所以魏晉風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貴族的產物，也是憑藉經濟與政治上的特權而形成的。
東漢末年，社會陷入了空前的戰亂之中，南北分裂，生靈塗炭，老莊人生無常，企求解脫的學說走進人們的心靈之中。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曾指出，感嘆人生無常是漢魏以來文學的主旋律。這種時代情緒又因了當時文化的主體士族的崛起形成為特定的思想體系。當時，對人生苦難的解脫，對逍遙境界的尋求，成了魏晉以來人生哲學的重大課題。當時，圍繞著這一主題，各種人生哲學紛紛出現。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這麼幾種:一、以阮籍為代表的逍遙論。二、以嵇康為代表的養生論。三、以《列子·楊朱篇》為代表的縱慾論。此外，還有何晏、王弼的無為論，向秀、郭象的安命論等等。魏晉以後逐漸興盛的佛教，則是從宗教麻痺的角度，來解釋人生問題的。
這幾種人生哲學雖然旨趣不同，角度各異，但都是探討如何解脫苦難，實現人生價值的。正像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一文中所說的那樣:「魏晉人生觀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為玄遠之絕對，而遺資生之相對。從哲理上來說，所在意欲探求玄遠之世界，脫離塵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奧秘。」這種生命精神在《世說新語》這部記載名士軼事的筆記小品中有著生動的表現。收入這部筆記中的大都是漢末以來名士衝決禮法，率真自得，狂誕任放的軼事。他們的行動有著明確的追求，這就是拋棄了傳統儒家哲學中過於拘執的一些道德說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來支配行為，通過偶發性的情節來組織行為，形成創作。最典型的則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雪夜訪戴的軼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
這一則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晉名士的軼事，它很能說明魏晉人生與文藝以興為美的特點。位於江南的山陰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於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興感，想起左思的《招隱詩》，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訪一位叫戴逵的高士，這種興致在於本身的偶發性，並不以功利目的，即見不見戴逵為目標，故而興發而行，興盡而歸。在這裡，「興」就是目的與樂趣，南宋文人曾幾在《題訪戴詩》中說:「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宗白華先生說:「這截然地寄興趣於生活過程的本身價值而不拘泥於目的，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華先生獨具隻眼地發現了這則軼事中蘊含的晉人唯美生活的意義，這也是魏晉風度的表現。
我們現在再來說說著名的王羲之的蘭亭故事。東晉王羲之等人在東晉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4年)於蘭亭舉行的文人集會，將文人的以詩會友與民間的三月三日禊飲之禮結合起來。當時許多人士寫詩歌，後來編成集子，王羲之在當時寫了一篇序，這就是著名的《蘭亭集序》，文章以優美清麗的筆調，描畫出位於江南的山陰蘭亭陰曆三月三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與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觀，詩人觸景生情，由物的感發，得想起人生的意義，王羲之認為，人生的過程，生命的價值，它既不是莊子所說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於生命過程中的興趣: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妄，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
在王羲之這篇美文中，我們發現詩人最能感物興懷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劇主題，即從宇宙永恆、人生短暫中興感到個體悲劇人生的價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天地無限，而認識到此中意義並不是「一死生」即泯滅生命的意義，而是要在這短暫的人生中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意義，珍惜這瞬間的快樂。但這又不是產生出同時代的《列子·楊朱篇》中宣揚的及時行樂，因為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在於他擁有這種高峰體驗的可能性，放棄這種人生的高峰體驗而逐於肉慾，等於將人生退化到禽獸之域。魏晉風度的形而上意義即在於此，這是魏晉風度的精神理念。也是我們現代人生最應當思考與感懷的。
我們再來談談第二個問題，即魏晉風度的表現方式。魏晉風度的表現有這樣幾種，通過這些方式，而展現出名士的精神氣質與貴族風格。我們加以大概地介紹:
飲酒
酒是魏晉風度的典型寫照。曹操詩中就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賢」的好酒狂飲。所謂「竹林七賢」，是對三國魏末七位人士的稱謂，他們分別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阮籍是其中最喜歡飲酒的名士之一。據《晉書·阮籍傳》記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政事，遂酣飲以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東晉有個名士曾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是很到位的。可見魏晉名士飲酒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解脫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賢中的劉伶也是一個極其狂放不羈者，從他所作《酒德頌》來看，酒無疑成為他生命中的歡樂頌。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的詩中總是有酒，他專門寫有《飲酒》一組詩。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卻指出:「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為跡焉。」他認為陶淵明詩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晉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於這種境界的創造與形成，《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王衛軍雲:酒正引人著勝地。」「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這些都說明酒有助於形神相親的合一，而藝術境界往往通過酒的刺激來創成，比如王羲之創作《蘭亭序》，李白的「鬥酒詩百篇」。當然，有些名士是想通過飲酒來醉生夢死，這是一種頹廢，我們當然不能贊同。還有的借飲酒來裝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些都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服藥
這裡的藥特指一種叫做五石散的礦石藥。五石散自漢代出現，至魏時因玄學宗師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於世，東漢時服食相當普遍，由魏晉至唐，經歷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對年邁體虛、陽氣偏衰者，用的好的話，有一定的助陽強體作用，但是在養生求仙之風的影響下，許多人妄圖藉此虛幻的神仙夢，於是當時許多人都來服食。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也談到服食五石散，說在當時是有錢人的一種時髦，窮人是消受不起的。由於服食五石散後發熱，服食者往往要穿著寬袍大袖的衣服，於是不吃藥者也附庸風雅，跟著名人將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許多吃不起藥的人會在路旁假裝藥性發作以擺闊氣，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時代的樣子。魯迅先生形象地說:「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有人認為這種風尚與今天的吃搖頭丸差不多，其實我認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簡單地加以比方。
兩性解放
這裡所說的「兩性解放」，並不是今天所謂「性解放」。而是指男女關係的進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經精闢地指出，兩性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的關係，從兩性關係的內容之中，可以判斷出每一時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晉名士在男女關係上衝破了三綱五常的束縛，它通達而不荒亂，不同於南朝宋齊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輩常常做出一些荒誕之事。如《世說新語?任誕》載: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