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詮釋。就歷史的觀點而言，現代化是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類型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上形成的制度發生著急速的功能變遷——它伴隨著科學革命而來，反映了人類知識的空前增長，從而使人類控制環境成為可能。就其性質而言，它可以被看做安排社會生活和實現行動方式的理性化過程，是人的理性對自然理性和社會環境支配的增長。現代化涉及到人類對理性目標尋求能力的提高，是社會各層面理性的增長，如社會結構的分化與集中、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價值取向的世俗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從根本上說，現代化過程是人類擺脫非理性走向一個理性的有序社會的過程。
藏族社會是一個沉睡了許久，覺醒後又立即進入近代化並快速轉向現代化的後發展社會。近百年來，社會生活變化的種種跡象表明，進入近、現代化過程後，加快了藏族社會價值取向的世俗化進程。反過來，這一變化又促進了藏族傳統社會的解體和實現現代化的步伐。在藏族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宗教的世俗化是一個表現突出、影響深遠的社會現象。本文擬結合筆者長期觀察宗教生活所掌握的實際資料，從社會環境和宗教兩個方面考察藏傳佛教世俗化的種種表現及其動因。
一、世俗化的內涵
什麼是世俗化，世俗化的衡量標準該如何把握？這是討論藏傳佛教世俗化問題時必須首先要搞清的兩個問題。
世俗化的概念最初源於拉丁文詞根saeculun，原意表示一段漫長的時間跨度，又表示魔鬼愷撤統治下的此世。就其本義而言，是歐洲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一個專用語，指在宗教戰爭結束後，將一部分原屬天主教會控制下的領地、財產和權利轉讓給世俗地方統治者。在後來的發展中，世俗化的內容逐漸泛化，指宗教觀念和宗教情感淡化，宗教活動領域縮小，宗教的社會影響減弱，宗教的價值觀念失落等現象和趨勢。
美國研究世俗化問題的學者拉裡 席琳格爾（Lrry shriner）上個世紀60年代在其《經驗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指出，就當時美國學術界對世俗化概念的探討而言，至少有六種不同的見解，而把這六種見解的細微差別除去，則可歸結為兩種基本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所謂世俗化，就是指這樣一個趨勢，即人們越來越以對科學的信仰取代了對宗教的信仰，或者說人們日益相信能為經驗所證實的知識與說法，而日益不相信任何超驗的知識與說法；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所謂世俗化，即宗教日益從世俗的領域分離出來的過程，由於這一分離，宗教便越來越減少了其對世俗生活的影響並且日益變成了私人生活中的事情。正如美國宗教社會學家貝格爾所說，世俗化是指這樣一種過程，通過這種過程，社會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擺脫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徵的控制。由此可見，世俗化之內涵有一個隨時代而演化的過程，而且迄今為止並無定論。這說明，只要是有宗教存在的國家，宗教的世俗化問題不僅普遍存在，而且具體情況較為複雜。由於各國宗教情況不一，因而學界的認識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總括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在宗教世俗化問題的認識上，以下四點是不可忽視的：其一，世俗化表明了世俗化的前提：即宗教社會與世俗社會的原始關係是以宗教為主導的社會關係；其二，世俗化表明了二者關係變化的一個價值取向：即由宗教支配世俗社會向著宗教遠離世俗社會的方向邁進；其三，表明經驗知識與超驗知識、宗教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一種關係：理性和科學逐漸戰勝宗教信仰；其四，這些概念是在西方社會的歷史上產生的，是否符合中國的情形還得具體分析。
就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和受其文化薰陶的其他少數民族社會的狀況而言，在歷史上宗教並不曾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它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遠未達到足以塑造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程度。也就是說，漢族和受漢文化影響深刻的少數民族一直保持著較高的世俗化水平。因此，世俗化的問題遠未成為一大社會問題。與儒家文化主導下的漢族社會不同的是，藏族社會自松贊幹布以來，經過千餘年的崇佛過程，逐漸成為一個全民信佛的社會，從普通民眾的衣食住行，到貴族官僚的政治生活，無不與佛教密切相關。到藏傳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它不僅控制了藏族世俗社會的主要權力和至少三分之一的社會財富，而且無形中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狀態和價值觀念，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藏傳佛教成為主宰藏族社會命運的決定性因素。至少截止到民主改革前夕，藏族社會無疑是一個藏傳佛教主宰一切的社會：佛教勢力掌控著社會的一切事務；佛教勢力佔據著至少三分之一的社會財富；佛教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已被全社會廣泛接受，並且成為無可爭辯的生活指南。
儘管藏族社會是一個宗教化水平極高的社會，但近百年來，那種完全被宗教左右的狀態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同西方社會一樣，藏族社會在近代化、現代化過程中，同樣遇到經驗知識與超驗知識、宗教知識與科學知識、盲從迷信與理性科學的兩難選擇和取捨問題，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亦呈現出由宗教支配世俗社會向著宗教遠離世俗社會的方向邁進。從這些意義上看，西方社會在宗教的世俗化過程中所總結出來的世俗化的內涵、價值取向以及衡量標準，同樣適合藏族社會的情形，我們可以以此作為衡量藏傳佛教世俗化的標準和世俗化的程度。
二、藏傳佛教世俗化的主要表現
如果說歷史上佛教深深地影響了藏族社會，無意中改變了藏族的文化內涵和生活內容，悄然間塑造了藏人的人格和藏族的民族特性，那麼反過來，藏族也改變了佛教，使佛教完全成為本土化了的宗教。這一過程的第一個階段，正是藏族社會的宗教化過程，即藏族社會由不信佛教到篤信佛教，從地區性信仰到全民信仰，從佛、苯並行到佛、苯融合，最終形成藏傳佛教，並佔據世俗社會的統治地位。這一過程實質上是藏族社會的佛教化過程。第二個階段，則是藏傳佛教的世俗化過程。當宗教發展到能夠支配社會一切事務的時候，出於種種原因，其世俗化亦隨之而來，並逐漸顯露出來。至於世俗化的端倪肇始於何時，很難找到一個具體的界限。從廣義上講，社會的宗教化就是在宗教的世俗化過程中實現的，也就是說只有認識到民眾需要某種精神慰藉，並善於將之與民眾的生活結合起來，才能為民眾所接受，也許這就是宗教化與世俗化的辯證關係。
從科學文明奠定西方社會的統治地位，其影響力以不可逆轉之勢席捲東方社會開始，宗教統治下的那種幾乎處於靜止狀態的自然經濟、封閉社會、守舊文化、神權觀念便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和挑戰。在理 性思潮、科學理念和技術成就面前，宗教實力支配下的傳統社會的脆弱性一覽無餘地顯露出來。對藏族社會而言，儘管這種來自外部的文化衝擊起始較晚，但終究隨著西方列強陰謀瓜分東方計劃的逐步實施來到了雪域高原。從19世紀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開始，接下來的百年間便是藏族傳統社會開始解體，原有的社會結構、文化特性、價值觀念及政教關係產生動搖，發生變異的過程。
藏族社會的變遷中，藏傳佛教與世俗社會關係的變化是非常重要之一面。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藏傳佛教本身的變化；二是民眾宗教觀念、宗教情感、信仰心理的變化。僅以藏傳佛教格魯派為例，目前可謂是世俗化情勢最突出的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呈現出世俗化的種種跡象。
首先，從政教關係層面看，宗教勢力退出政治舞臺，信仰逐漸成為純個人的私事，全民信仰的狀況已有所改變。在歷史上，隨著藏傳佛教勢力的迅速擴張，其影響滲透到世俗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從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開始，藏傳佛教的世俗化便已勢如破竹般地席捲整個藏區。但是隨著政教合一制度的解體，藏傳佛教已經逐漸離開了政治生活的視野。在政治領域，一部分宗教人士在各級政協組織，甚至在國家權力機關中擔任要職，發揮著一定的參政議政作用，但作為民意代表，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範圍早已超出了信教群體。在私人生活領域，宗教人士的社會作用亦不如從前。在社會調查中，筆者發現村落中發生糾紛請僧人和寺院出面調解的現象越來越少；那些原來只有寺院和宗教人士出面才能調停的草山糾紛，隨著草場承包製和網圍欄技術的全面推開，已經很少發生；給新生兒命名，或選擇婚喪嫁娶的良辰吉日，不用宗教人士而自主決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藉故放棄例行佛事活動的家庭、村落也越來越多。這一切跡象表明，不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私人生活領域，宗教的社會作用幾乎天天在萎縮。
其次，從經濟關係看，宗教團體的經濟支配能力明顯削弱，佛事活動成為僧侶的主要生活來源，化緣和信徒的施捨成為寺院首選的生財之道，而從事世俗職業已經成為神職人員和宗教團體的生活輔助手段。在社會生活中，出於參政議政的需要，各地宗教要員出任群團要職，從政府的財政支出中領取薪金。宗教財產作為三大領主所有權之一被徹底廢除後，為了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並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範圍之內謀求發展，藏傳佛教界在政府「以寺養寺」政策的鼓勵下，紛紛開公司、建旅店、辦商行、立學校、擴診所，興辦各種世俗事業，與世俗社會開展資源爭奪、市場分割、利益競逐，整個藏區藏傳佛教界呈現出中原逐鹿的景象。以青海省玉樹州拉布寺為例，該寺不僅在結古鎮設有豪華旅店和百貨商店，而且在玉樹州的囊謙等三個縣府所在地設有百貨商店，並派僧人經營。拉布寺的管家介紹說，寺院本來不能從事營利性商業經營活動，但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只有另闢蹊徑，自謀生財之道，這在客觀上也減輕了信徒的經濟負擔。
再次，從宗教教育看，寺院的教學內容不斷調整，非宗教性科目逐年增加。傳統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除了佛教經典外，在社會文化知識方面偏重於學習產生於古印度，後來在藏族歷史上得以補充和日益豐富起來的五明體系。儘管傳統五明體系對天文、地理、醫學、工巧等實用性知識無所不包，但實際情況是五明本身的內容已遠遠落後於現代科技發展的需要，無法趕上社會進步的步伐。基於這種情況，一些寺院不僅在原有教學內容的基礎上開設了漢文、英文等工具性課程，而且在天文歷算、醫學、工巧等實用性課程中增加了現代科技內容，從而拓寬了僧侶的眼界，重組了新的知識體系。此外，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電信通訊的日益普及，寺院的教學手段也在發生著變化。在教學中採用錄音、錄像和其他電教設備早已不足為奇，寺院自主開發的教學軟體也免費贈送。採用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和傳播手段，不僅節約了教學資源，提高了教學效率，而且使那些本來在寺院聽不到，甚至被禁止的知識和娛樂節目開始進入僧侶的生活，那種單靠禁止看電視、聽收音機、騎摩託車來維繫宗教純潔性和知識唯一性的做法，已很難得到青年僧侶的擁護。原來那種通過封閉的生活方式傳承宗教的想法，在越來越開放，越來越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中遭到大家的冷落。與此同時，隨著宗教生活變得更加公開和明朗，信徒文化知識水平的日益提高，原來只有在寺院和宗教領域才能接受到的知識，現在進入普通學校，宗教知識融入世俗知識體系。原來專屬於宗教人士的知識，現在進入尋常百姓家，為更多的人所掌握，並從各自的角度加以解讀，從而動搖了其神聖性。這種社會知識的雙流向趨勢，不僅改變了寺廟和教職人員的知識結構，而且也在改變著世俗社會和普通人的知識體系。這一切說明，宗教教育的世俗化現象日益凸現。
第四，從宗教感情看，隨著宗教世俗化程度的加劇，宗教的神聖性日益減退，信徒的宗教感情日漸淡化。首先，神物不再神聖。如衣服的顏色，以往鐵鏽紅和黃色是佛教人士獨享的專利，是佛教神聖性的體現，而今卻穿在了很多男女老少的身上；以往僅供朝拜的寺廟和聖地，現在都變成了旅遊景點；以往被奉為至尊的唐卡佛像，現在已成為藝術品，被展銷傳賣等等。再從生活習俗看，禁慾是格魯派的基本戒律之一，也是僧人斷絕塵緣、破除私心貪念的基本修持。而目下，有些僧人結婚生子，仍游離於僧俗之間，而且出於現實生活的考慮，重新詮釋戒律者也不乏其人；有些轉世活佛娶妻生子，為人夫父者也不在少數。在此狀況下，信眾減少，去寺院禮佛和發放布施的人群日益縮減，寺院和僧侶的經濟收入每況愈下，還俗人數增加。以青海省卻藏寺和色科寺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僧人總數一直未逾40人大關，其主要原因是還俗人數居高不下。據筆者統計，1980年以來，卻藏寺還俗的達80人，色科寺逾45人。在市場經濟和世俗化浪潮下，藏人的思想逐漸偏離了原來佛教所指引的「光明大道」，為生存而加入競爭行列成為必然的選擇。
上述種種跡象表明，在世俗化浪潮下，不只是宗教觀念和情感淡化，宗教活動領域縮小，宗教的社會影響減弱，宗教的價值觀念失落，最主要的是世俗化促使藏族傳統社會結構迅速解體。在教育結構方面，由純粹的寺院教育轉變為寺院教育和社會教育並重；在文化結構方面，由佛教文化為主轉變為佛教文化與世俗文化共存、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並舉；在社會心理結構方面，出現了由濃厚的佛教出世心理向世俗的入世心理轉變的態勢。這種種變化，意味著藏族社會將進入一個新的轉型發展時期。
三、藏傳佛教世俗化的主要動因
藏傳佛教的世俗化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最終必將帶來整個藏族社會的世俗化。引起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因素；既有宗教本身的因素，也有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環境因素。其中，來自國內外社會環境的影響是主要的，宗教本身的因素也不可忽視。
（一）國內外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的變化是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外部原因 近代以前，藏族社會還是一個落後封閉的社會，其主要經濟形態仍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技術落後，物質財富匱乏，生活節奏緩慢，社會發展遲緩，宗教信仰成為人們唯一的精神追求。進入近代以後，隨著祖國內地和西 方技術文明、人文主義思潮的湧入，使藏傳佛教世俗化的進程日益加快。
首先，從技術層面看，工業化代表了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生產方式，由此帶來的社會財富極大地豐富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觀念，精神追求逐漸被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所腐蝕，社會的價值觀、苦樂觀、幸福觀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西方社會的上述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就藏族社會而言，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儘管整個藏區工業化的水平還比較低下，科學技術不甚發達，多數人口仍舊靠傳統農牧業維持生計，但國內其他地區和民族的進步、世界各地日新月異的種種變化、人口流動的增加以及各種現代化通訊設施和便利交通的廣泛運用，不僅改變了藏區的社會和文化結構，而且也改變著藏族人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物質享受逐漸成為主流生活觀念，精神生活的內涵不斷異化的今天，出於生活的實際需要，謀求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已成定局。由此可見，技術進步已成為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原動力。
其次，從生活方式和經濟關係看，城市化以及隨之勃興的第三產業不僅改變了城鄉之間的人口布局，而且成為現代社會消化人口、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地方。一方面，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使藏區人均土地面積不斷縮小，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遠離故土，尋求新的生存之道。儘管整個藏區還是一個地廣人稀、居住相對分散的地區，但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自然狀況和土地質量及其承載力遠不如我國的其他地區，尤其在牧業區，人口過剩已使草原不堪重負，離開故土謀生已成為年輕一代藏人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不斷崛起的城鎮為他們提供了全新的生活天地。雖然藏區城鎮化的速度、規模遠不如內地，更遠遠落後於沿海地區和發達國家，城市功能尚處於培植之初，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施西部開發戰略至今，藏區的人口增速和流動性明顯加快，城市化步伐可謂突飛猛進，工業化和準工業化已成為趨勢，不斷崛起中的城市從根本上改變著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
從經濟關係看，市場化成為繼工業文明、城市化以來的又一次經濟革命。在傳統社會背景下，人們主要靠天吃飯，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生活質量除了取決於自己的勤勞外，主要看所擁有的土地、草場的多少和氣候的好壞。在市場化浪潮下，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他們在繁華鬧市尋找賺錢機會，有的自謀職業，做起了老闆；有的給別人打工，用辛勤的勞動換取應得的報酬，各盡所能，各取所得。這不僅改變了他們往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生產生活模式，也改變了他們以土地為中介的人際關係和自產自銷、自給自足的經濟關係。更多的藏族農牧民將擺脫土地的束縛，完全靠自己的智力和勞力謀生。從土地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後，他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穿行，從而面對更多的陌生人群，這將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關係和經濟來源。
最後，從文化環境看，解放後，藏族社會接受了兩次大的社會變革，民主改革改變了原來的土地所有關係，三大領主所有製成為公有制，以往遺留下來的人際關係——封建領主與農奴的關係不再合理和得到認同。宗教改革則改變了宗教文化在藏族社會中的主流地位。1978年以後，在撥亂反正的反思運動中，藏族社會同我國其他地方一樣，一方面重新評估歷史，反思過去，糾正錯誤，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觀念、市場觀念、民主與法制觀念的日益強化，藏人的利益觀念、生活觀念、人生理想也逐漸發生動搖。從哲學的層面上看，上述種種變化的結果使藏人的人生觀逐漸由出世轉向入世，他們變得更加現實和理性，正如有學人所總結的那樣，變得更加適應時代、重視科技、參與市場、熱心經濟、關注生態、關心世事、參與政治。
綜上分析不難發現，進入近代以來，藏族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環境的變化改變了宗教賴以依存的土壤。宗教幾乎失去了在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以只有在新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和信仰群體的環境中培植新的生存之道，才可以緊緊抓住人們的心，而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
（二）宗教自身的滯後性和求生性是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內在原因 宗教作為歷史的產物，深深打上了歷史的烙印。但人類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上形成並流傳下來的一切文化現象，不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只有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在淘汰和發展中不斷揚棄自我，才能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才能長興不衰。
世界各大宗教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沒有一成不變的宗教。如果對各種現有宗教作一次歷史性的縱向比較就不難發現，幾乎每一種宗教都經過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它們都是在不斷地自我檢討中獲得新的生機。每一種新教幾乎都脫胎於一種舊教，每一次宗教改革幾乎都是精神和認識領域內的一次大的進步。基督教內部新教的出現和清教徒的移民浪潮，給美洲大陸帶來了一次獲得新生的機會；藏傳佛教中，如果沒有宗喀巴大師的宗教改革，就不會有格魯派的誕生，也就不會有格魯派掌控下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統治藏族社會長達數百年的歷史。但是，宗教與其他人類文化現象，尤其是與自然學科相比，其歷史性和傳統性特徵更加顯著。即使是與社會科學中那些事關國計民生的實用性學科（如法學、經濟學）作比較，宗教的適應性也明顯不夠，它往往滯後於社會發展的進程，在諸多方面面臨著來自周圍環境和宗教內部的種種挑戰。這說明，一方面，宗教滯後於社會，它總是希望信徒能夠恪守傳統。那麼，傳統是什麼呢？對於大多數宗教來說，傳統意味著現已發生變化而無法回去的過去的正統觀念、教義、儀軌，以及他們所期望的人們對宗教的虔誠、篤信及施捨的慷慨和大方。這種現象說明，宗教的滯後性和不適應性是由宗教本身固有的特性所決定的。當時過境遷，許多蒙在宗教之上的面紗被層層揭開後，再用宗教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塑造信徒的人格已經不大可能。這是因為宗教面對新生事物，尤其是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革命和物質文明缺乏必要的應對之策，宗教的觀念和理論已無法解釋新的社會現象和精神現象。在此情況下，發生信仰危機在所難免。這是宗教的滯後性所帶來的對自身的不利影響。這種曾發生於世界其他宗教中的現象也不可避免地在藏傳佛教中日漸顯露出來，物質文明進步得越快、普及得越廣，宗教的危機感就越強，民眾的偏離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儘管宗教遠遠滯後於社會生活，但宗教作為一種人類文化現象，不可能心甘情願地退出歷史的舞臺。宗教的求生性決定，即使改變自身的一些東西也要抓住信徒的心，希望通過改善自身換取更多人士的認可，這便是那些布道者和傳教士樂此不疲的事業。仔細觀察一下周圍的宗教現狀，幾乎沒有一個宗教是在原地踏步。在西方社會，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立及基督教與東正教的分立；伊斯蘭教中遜尼派和什葉派分庭抗禮；中國西北伊斯蘭教中，新教老教之稱的產生；藏傳佛教中五大教派的出現，以及寧瑪派（老舊派）和格魯派（新派）之稱的由來，都是宗教不斷發生變化所致。縱觀宗教史，適應性調整幾乎是宗教改革的主旋律。由此可見，宗教的滯後性和求生性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同時也是導致宗教自身變革、變化的內在動力。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宗教性是藏族傳統社會的主要特質之一，近代以來，隨著現代性因素的增長和宗教勢力的衰退，藏族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正面臨著一場「危機」。藏傳佛教的世俗化便是其走出「危機」重獲新生的一次遠徵，它必將帶來藏族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和重組。所以，筆者認為，對於廣大藏區而言，世俗化不僅是一場思想革命，而且是繼民主改革以來的又一次大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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