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令人難以置信，老怪物居然又回來了。走遍巴黎任何一條大馬路，廣告牌上到處都是他那雙眼緊閉冥思苦想的神態，這神態曾令他的樂手們迷惘繼而憤怒。在家門口的唱片店，他那些大牌公司包裝的大盒套裝和根據幾首之前未發表的作品錄製的新唱片，幾乎把現場錄音的大師們擠下了貨架。
從薩爾茨堡、琉森到柏林、維也納，全世界的音樂節和交響樂團都在紀念他的百年誕辰，連日本都響徹了「記住！卡拉揚08」的口號。今年無論你朝哪裡看，赫伯特·馮·卡拉揚都在古典日程的首位，因為整個行業都在全力以赴保證他的首要位置。
比起其他藝術形式，古典音樂簡直是周年紀念的囚徒，音樂季策劃多數根據死去的作曲家而定，2006年是莫扎特，去年是格裡格和埃爾加，接下來就是梅西安。不過以作曲家為核心總還能激發一些新想法和新作品，但把一個過世的指揮推出來則根本沒有創造性的價值，頂多喚起一種無謂的英雄崇拜罷了。
死神面前人人平等，但對於那些死時富有的人來說，他們還有機會買到不朽。沒有一個古典音樂家去世時比卡拉揚更有錢，哪怕帕瓦洛蒂也趕不上。卡拉揚於1989年7月去世，遺產總額高達2億英鎊，而唱片版稅直到今天仍源源不斷流進他第三任妻子艾麗葉特的腰包——她曾經做過Dior的模特，最近剛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卡拉揚是史上錄音最多的指揮，名下有900餘張唱片，其中包括5套貝多芬交響曲（單聲道版、立體聲版、視頻版、數字版和超強視頻版），唱片大牌DG公司三分之一的收入由他而來。他一手遮天，將伯恩斯坦、索爾蒂、哈農庫特、巴倫博伊姆和其他潛在對手都擠出了薩爾茨堡和柏林。正是在這兩座「要塞」中，他肆無忌憚地將藝術商業化，令文化倒退。
卡拉揚鄙視現代主義，對大部分在世的作曲家和歌劇作品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價值觀完全屬於納粹時代，結合了對新技術的狂熱和對英雄式藝術的偏愛。不論從哪個方面看，他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卡拉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生於薩爾茨堡，在希特勒掌權前一直苦苦尋找事業機會。當猶太人和左翼音樂家遭到驅逐後，27歲的卡拉揚成為納粹帝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1938年更被戈培爾譽為「神奇的卡拉揚」。他血統純正，長著淺色頭髮、面部輪廓清晰、目光炯炯，一直是納粹文化的招牌青年，直到他後來不識好歹地同一位有猶太血統的女人結了婚。
戰後，他被EMI的瓦爾特·萊格（WalterLegge）召到倫敦，同新成立的愛樂樂團錄製唱片。面對來自戰時敵方英國的樂手們，卡拉揚施展出渾身解數，用魅力和技能打造出了一支世界級的樂團，他的標誌就是線性美，用審美取代意義。有些人被這種完美的幻覺迷惑，但許多評論人還是清醒地意識到了他的音樂會在智性上的貧乏。
當倫敦的樂手開始攻擊他「無法原諒」的傲慢時，卡拉揚已經踏上輝煌的徵途，他即將成為柏林愛樂的終身指揮，併兼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和薩爾茨堡音樂節的總監。從未有哪位大師掌握過如此大權，到他臨終前逐漸辭去各種職務時，給古典音樂留下的卻是陰險、反動、反民主的巨大影響。
現在人們「慶祝」的正是這種終身成就，媒體只能用柔光聚焦，用整體的模糊記憶去粉飾宣傳。在巴黎看到卡拉揚這種煽動性的姿態讓我很驚訝，因為希特勒統治時期，卡拉揚正是在這裡指揮了納粹黨歌《高舉旗幟》。更讓我吃驚的是自學成材的捷吉耶夫和西蒙·拉特爾也稱卡拉揚為導師，好像在暗暗覬覦他的權力似的。
在周年紀念的背後，是兩部明顯的引擎。一部是艾麗葉特·馮·卡拉揚基金，為一些活動買單；另一部是曾經風光無限的唱片公司，現在想把堆積成山的卡拉揚產品推銷到新市場：中國和印度。不過這很可能就是他們最後的「天鵝之歌」。
拿Decca發行的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錄製的系列唱片來說，我一聽到他的霍爾斯特《行星組曲》中那種宇宙力量就感到振奮，但是很快又為格裡格的《培爾·金特》裡那種無精打採、自我陶醉的大起大落而感到煩躁。卡拉揚有種趨同音樂的傾向，他壓抑不同的音樂個性，使它們全部屈從於他的線性美。聽多了卡拉揚就好像一個月天天吃麥當
勞，有一種膨脹的味覺麻木的體驗。我懷疑那些今年第一次聽卡拉揚的人，大約會被他的千篇一律驚呆的。
很多人都在奇怪，為什麼古典音樂這個巨大的跨國產業會同氣連枝推動一個人的復興，而這個人沒有任何原創性，沒有留下任何思想，不能代表任何高尚的人類價值。赫伯特·馮·卡拉揚在道德和創造力上都一無是處。他的神話無法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作者為英國著名音樂評論家、《旗幟晚報》專欄作家
2008-02-28 總第 27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