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胡百精，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副所長、新聞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基本依據，是共同體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網際網路改造了人類的時空觀和現代社會的權力關係，為集體記憶的書寫和闡釋帶來了挑戰：祛魅、斷裂、窄化、公共輿論主導、常人社會消費和部落化等。這些挑戰加劇了現代認同與合法性危機，同時也潛隱著再造社會團結與共同體生活的可能性。應當促進多元協商、構建公共領域和重彰價值理性，以形塑網際網路時代的集體記憶、族群認同與合法性。
【關 鍵 詞】網際網路；社交媒體；集體記憶；認同；合法性；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804(2014)03－0098－09
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基本依據，是共同體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擁有集體記憶未必能夠構建和維繫一個族群，而集體記憶的消失則註定造成共同體的孱弱、分裂和覆滅。對大多數族群而言，集體記憶意味著基於「我們」的話語和行動而形成的共同的命運感、共通的文化血緣和共持的價值信念。國家層面也是如此，按照英國社會學者史密斯(A. D. Smith)的觀點，除歷史形成的領土因素外，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法律—政治」共同體，也是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①前者仰賴於國家機器的普遍強加及其合法性論證，後者憑的則是集體經驗、歷史記憶和共享的文化符號。在民族國家主體性和自我認同的形塑中，集體記憶乃是凝聚性的文化結構，對內促進認同與融合，對外實現區隔與「劃界」。
網際網路正在劇烈改造社會發展現實，深度幹預人類文明的未來圖景，同時也從「當下」出發重寫歷史、傳統和集體記憶。謂之重寫，至少存在兩個理由：一是網際網路重構了人類的時間與空間觀念，而時空觀的變革必然帶來諸如「我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之類根本問題的再次發問；二是網際網路使大眾成為集體記憶的生產者，精英在集體記憶的喚醒、轉述和創造上的壟斷地位被弱化，而大眾書寫和權力關係調整必然改變集體記憶的形態、載體、建構機制和消費方式。總體而觀，網際網路引發了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族群認同和合法性危機，集體記憶的重寫、解構既是這一危機的反映，也是加劇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構建網際網路時代的集體記憶已然成為一個重要而緊迫的社會和文化議題。
一、時空虛化與語境再造
記憶起初是一個心理學概念，用以說明個體如何在頭腦中留存和理解往事。1925年，法國社會學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將個體記憶放大至社會群體層面進行考察，提出了集體記憶概念：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哈布瓦赫認為，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②實際上，哈布瓦赫延續了他的導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集體意識」概念，後者認為並不存在純粹的個人記憶，記憶皆是社會成員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共同價值而形成的思想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康納頓(Paul Connerton)呼應了哈布瓦赫和涂爾幹，提出人類歷史文化之中持存著集體記憶或曰社會記憶。他強調，「任何社會秩序下的參與者必須具有一個共同的記憶」，「我們對現在的體驗，大多取決於我們對過去的了解；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③
集體記憶既是實在的，也是建構的。一個嬰兒剛開口說話，族群傳統的語言、習慣和祖先的靈魂便開始復活。這一方面意味著嬰兒習得了集體記憶指涉的實在之物，一方面也表徵著集體記憶所承載的情感、文化和信念在當下語境的重構。作為實在的證據，集體記憶成就了一種依循時間序列的定向認同：在歷史的某些時刻，「我們」一同經歷了偉大與平庸、莊嚴與屈辱、輝煌與苦難，那裡有永當銘記的事件、英雄和力量。哪怕歷史的原貌早已支離破碎，這些記憶卻光明朗耀，照亮「我們」腳下的來路。而作為主觀建構的意義體系，集體記憶則超越了對具體歷史情境的敘述，具有精神、象徵和文化上「內在規定性」的價值。在族群的文化再生產中，集體記憶及其承載的傳統價值得以存續，同時也會基於族群的現實需要而被重構。合理的重構自然是必要的，但顛覆集體記憶則意味著背叛歷史，並將導致族群當下的認同和信仰危機。
除了作為「證據」和「意義」這兩種文化向度的解釋外，如果把眼光投向現實，集體記憶更為直接的功能乃是族群經驗和教訓的累積。集體記憶為族群提供了相對平穩、可靠的生活策略、成功智慧和苦難禁忌。後世之所以能夠站在先輩的肩膀上，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先輩把有關生之艱辛和歡愉的記憶，當做思想遺產傳了下去。
總體而觀，集體記憶具有如下屬性：一是社會性。集體記憶是族群成員對歷史的共同記憶，是在族群成員的互動、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感念和標準敘事，而非個體化的舊夢重溫。二是客觀性。集體記憶提供了族群存在和發展的歷史證據，是族群歷史經驗和教訓的重要載體。三是建構性。集體記憶是族群文化傳承、更生的重要精神內容和意義之源。簡言之，集體記憶是一個族群對自身歷史的共同認知和標準敘事，是族群存在和發展的證據、智慧和意義的重要來源。顯然，集體記憶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並經漫長時間、特定空間的檢驗和沉澱，成為一個族群區隔於他者的思想資源和價值理由。
網際網路對集體記憶傳承和建構機制的改變，正是從突破時空邊界開始的。在網際網路引發的諸多社會歷史變革中，最直接的便是「用時間消滅空間」。萬物的來去皆有其時間，而網際網路的「實時」信息傳播和人際交往帶來了時間的極大「壓縮」，「形同造成時間序列及時間本身的消失」。④時間被壓縮到若有若無，空間則被擴充到廣大無邊。在技術上，網際網路將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的億萬網民連綴一體，為人類交往、合作創造了空前的便利。
然而，正如近現代文明史所展現的那樣，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根本性技術革新，往往需要以一時的文化混沌、價值衰微為代價。在傳統時代，任何事件發生後，當事者必有一定時間和餘地思考解釋和解決方案，相關事實和意見總是要在「隨後」、「後來」得以充分的敘述和重構。而今，這種餘地越來越小：網際網路使說與聽、傳與受實時同步，一切都處在當下直播狀態；事實與意見被同時生產和擴散，事實尚在「發生中」，情感調性、道德框架、價值底色即已凝結。這般容不得「隨後」的交往，可能弱化我們嚴肅思考、認真對話、莊重生活和保持「友誼地久天長」的能力，導致我們生活在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關係的最表面。持存性、延續性時間觀念的黯淡，已經在網際網路時代脆弱的愛情、性、家庭和各種社會關係中充分顯現。
在空間上，網際網路首先突破了地理空間的邊界，地球是平的，我們都站在「地球村」的廣場上，聽得到彼此，看得見對方。其次，網際網路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生活和交往場域——虛擬空間，它並非現實空間的簡單投射，而是擁有自己的規則、結構和價值。不僅如此，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突破了虛擬與現實空間的邊界。「線上」、「線下」雙重生活世界之間的疏離、斷裂得以彌合，「誰更真實」已然不重要，真正值得考量的是如何拓展言說和行動的可能性。
時空虛化導致傳統族群失去了既往安身立命的家園——穩定的地緣、社會關係和文化網絡逐漸消隱。一旦從有形的時空語境、穩定的社會關係中走出來，個體便成為虛化時空中的「觀光客」、「流浪者」，傳統族群認同就會弱化和瓦解。而新族群的構建並不容易，從時間之維看，「一切還來不及體驗和反思，就已經消失了，難以言說的焦慮和難以承受的空虛隨之而起」⑤；從空間之維看，人與人的相遇和相識變得越來越容易，卻不過是交往於當下的陌生人。在重構族群、再造社會團結、維繫共同體生活的諸多可能性中，形塑集體記憶乃是不可或缺的任務和途徑。所謂觀光客或陌生人，並非素不相識，而是缺少像傳統時代那樣牢靠的集體記憶，「他們不再是同一塊布上扯下來的一小片，而是有自己不同的顏色和花色。」⑥就挑戰而論，網際網路對集體記憶的生產和消費至少帶來了如下影響。
一是集體記憶的價值祛魅。「實時」、「當下」、淺思考、淺交往消解了集體記憶的歷史縱深感以及附著其上的情感和審美品質、倫理和信仰價值。在網際網路的衝擊下，集體記憶走向平面化和庸常化，褪去了歷史烏託邦的詩意。那些堪為族群價值認同和合法性來源的集體記憶，應是持久沉澱、莊重刻寫和神聖操演的產物，應在康納頓所說的身體實踐和紀念儀式中得以傳播和延續。網際網路語境下漂泊的身體實踐，無心停駐在任何時刻、事件和人物上。海量的信息生產、選擇和接收，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重構，也降低了所有事物在人們記憶中的相對重要性。即使是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歷史事件，也可能在眾聲喧譁和一時歡騰後退出集體記憶的中心畫面。此外，網際網路造就了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時代或曰「常人社會」，懷疑、狂歡、戲謔以及對宏大敘事的反抗，加劇了公共儀式的形式化、空洞化、虛無化，使集體記憶失去了重要的依憑和載體。
二是集體記憶的斷裂和衝突。每一個集體記憶都是特定群體的專屬財富，是特定時空語境下的建構性實在，以之實現凝聚和劃界。網際網路跨越了地理空間、虛實空間的邊界，在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上，他者、異域的觀察和評價都會介入「我們」、集體記憶的構建。在很多情況下，外來者的質詢和挑釁甚至會顛覆既有的集體記憶框架和版本。當集體記憶變得含混、異質，必然損減其凝攝力和號召力。這不只是一個社會內部不同族群的境遇，民族國家層面也在歷此巨變。在網際網路的推動下，「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認同的衝突性趨勢所塑造」，一方面是國家主義開始讓位，一方面則是不同族群為捍衛文化的獨特性、多樣性而修築戰壕。⑦這有助於形塑廣泛的世界記憶，提升人類共同體的價值和命運感，但也可能以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衝突、族群內部的認同斷裂為代價。
三是社會記憶「窄化」為社會記錄。網際網路擁有無可比擬的信息存儲和即時檢索功能，大數據和社會化計算技術更是為信息挖掘和使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雙刃劍」的另一面，如是信息生產機制也造成了只「記錄」、不「記憶」的文化困境。記憶是內化的，記錄是外在的。前者將對象之物轉化為人之認知、心理和性格的一部分，因而具有內源性價值；後者將對象之物交付給存儲和檢索技術，便利、周全卻失去了靈韻。譬如，唐詩宋詞曾是中國人最為重要的文化記憶之一，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免除了人們在之前時代的誦讀之苦，但同時也剝奪了詩詞薰染之下的人格、靈韻之美。當集體記憶窄化為社會記錄，文化再生產也就簡化為知識的存續和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