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餘澤民榮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翻譯獎

2017年12月28日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頒獎典禮上，北大校友、旅匈作家、翻譯家餘澤民翻譯的《燭燼》榮獲「翻譯長篇小說獎」，原創穫獎作品為劉慶邦的《黑白男女》、呂新的《下弦月》、陳彥的《裝臺》和曹文軒的《蜻蜓眼》。

餘澤民

吳承恩為明代文學大師，《西遊記》作者，江蘇淮安人。據悉，「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由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委區政府、《人民文學》雜誌社和江蘇省作協共同舉辦，旨在弘揚吳承恩的卓越文學成就，促進長篇小說創作的持久繁榮。獲獎作品從2015至2016年間出版的230部作品中選出，體現了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與翻譯的豐碩成果。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社社長吳義勤，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邱華棟，《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坤、李東華，文學評論家何平，著名表演藝術家六小齡童，以及淮安市政協、文聯負責人和獲獎作家、獲獎代表等50餘人參加了頒獎典禮。

餘澤民1989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專業，同年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藝術心理學碩士，1991年赴匈工作，現定居布達佩斯，多年來致力於匈牙利文學翻譯與個人創作，翻譯凱爾泰斯、艾斯特哈茲、馬洛伊等作家作品近20部，創作小說、散文10部，先後獲得「21世紀文學之星」「中山文學獎」及臺灣「開卷好書獎（翻譯類）」和匈牙利政府頒發的「匈牙利文化貢獻獎」。近年，餘澤民還從文學翻譯專業的教育工作，擔任北京北二外中歐語學院特聘講課教授，同時在匈牙利的羅蘭大學、鮑羅希學院擔任文學翻譯專業課導師，

《燭燼》書影

這次獲得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翻譯獎的作品《燭燼》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是匈牙利作家馬洛伊的代表作。馬洛伊是20世紀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詩人，科學院院士，被譽為匈牙利「民族精神的哺育者」和「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繼承人」。他在長達70多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文論和日記60餘部，精細描繪了20世紀歐洲跌宕起伏的社會歷史畫卷，忠實紀錄了東歐知識分子苦難複雜的心路，深刻反映出一個世紀的平民化過程與傳統價值淪喪的關係，為逝去的帝國榮光和貴族精神唱輓歌。1948年他流亡西方，1989年2月在美國聖地牙哥家中用一枚子彈結束了生命。冷戰期間，他的作品在匈牙利被禁，去世後才解禁，並被匈牙利政府追授「科舒特獎章」，並設立「馬洛伊文學獎」，他被視為近些年世界文壇的重要發現。《燭燼》最能表現他高貴、孤傲的精神世界和莊重、華美的文學風格，以莎士比亞式的純粹到詩性的藝術語言，通過兩位老人41年後重逢和回憶講述了一個多層次的忠誠與背叛的故事，歌頌了至高無上、但已難倖存的人類友情。

定居布達佩斯的餘澤民先生未能回國親自領獎，特委託譯林出版社編輯赴京代為領取獎牌和獎狀，並以書面的形式發表了答謝辭。（文/傅冬紅）

答謝辭：文學與文學的對話

餘澤民

各位老師和朋友們好：

當我意外地通過微信獲知《燭燼》被授予翻譯獎的消息時，我剛好和家人一起從布達佩斯來到奧地利蒂羅爾州的一個小山鄉裡過聖誕節，這裡空氣明遠，祥雲飄卷，遠處是瑞雪覆蓋的阿爾卑斯山峰，敲擊鍵盤的碎響都跟在都市裡不一樣。我將這個消息視為天使專為我報來的福音，在歐陸最溫馨的時節裡，對我來說這是最美好的禮物。

遺憾的是，我來不及趕回國親自領獎，好在譯林出版社我的兩位編輯好友姚燚、張睿樂意從南京趕來代我出席，想來這榮譽也有他們一份，他們的慧眼識珠、耐心編輯和用心推介也都是中文版《燭燼》的一部分，我請他們代我發言，由衷感謝吳承恩文學獎評委會老師們的工作和對這本譯著的認可。我甚感榮幸，且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不僅因為《燭燼》確是一部好長篇，是我翻譯生涯中最傾心最滿意的一部，而且，我還願把這個翻譯獎視為：文學與文學的對話，經典向經典的致意。

吳承恩於我，有著特殊的意義。我雖然出生在灌輸理想、禁錮想像、文學貧瘠的60年代，但不幸中的萬幸是，一本「集體創作」的連環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讓我看得著迷，而後，我又囫圇吞棗地讀了「破四舊」後家中倖存的一套線裝版《西遊記》，至今我都對薄脆、泛黃紙頁裡的版畫插圖記憶猶新。無數次，晴天或陰天，我坐在北京西城一座大四合院大北房高臺階的寬門廊下，坐在一隻小板凳上，捧著《西遊記》看變幻的浮雲，幻想哪一片後是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將，猜測那一朵是眨眼間能飛出十萬八千裡的筋鬥雲，偷偷開拓出一個雖然簡單幼稚，但也自由豐富的想像空間。

不光於我，吳承恩於匈牙利人也不陌生。早在1969年，匈牙利第一位漢學家陳國先生（Csongor Barnabás）就把它翻譯成了匈語，書名譯為《西遊記，猴王的故事》（Nyugati utazás, avagy a majomkirály története I–II.），半個多世紀來一版再版，影響了好幾代匈牙利讀者，最新版本是今年春天上架的，封面是紅色剪紙的孫悟空。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著名版畫家庫瓦奇·託馬什（Kovács Tamás）生前憑藉奇特的想像，創作了一套極其工細、形象生動的銅版畫插圖。幾年前，匈牙利總理訪華，匈方特意請我參與編輯工作，並將這些插圖製作了一套中匈雙語版《西遊記》作為國禮送給了中國領導人，這既是文化外交的一段佳話，也是對文學翻譯意義的又一見證。

人類交流，離不開翻譯；了解世界，離不開文學。我上小學時，雖然社會並不倡導讀書，但我還是幸運地讀了不少。當時，我在北京三十五中上學的表姐兼做校圖書館的管理員，可以把庫裡蒙塵的舊書搬回家讀，而且都是豎版、繁體字，比如蘇聯的《鐵木兒和他的夥伴》《將計就計》和《夏伯陽的故事》，還有後來才知道是名著的《地心遊記》《俊友》《紅與黑》和《高老頭》。儘管那些書讀得一知半解，但也拓展了視野和想像力。

在表姐影響下，我還從讀書迷到抄書。她花一年時間抄完了《牛虻》，我一筆一划地抄下了《安徒生童話》，從那之後，印在「工作日記」牛皮紙皮上的紅字語錄和藍黑色墨水的視覺記憶與遙遠大陸的奇妙童話再難剝離。每晚入睡前，表姐都會都躺對面小床上給我念一段當天新抄的書，我至今記得，當她講到牛虻拋棄他的吉卜賽情婦時，我蒙著被子哭得淚流滿面……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因為文學感動，儘管那只是小說裡最無關緊要的一個情節，儘管當時的我還不懂感情。

1976年文革結束，書籍在被囚禁了十幾年後終於發生了一次解放，第一批重見天日的文學書多是繁體版，市民們經常天不亮就趕到新華書店前排隊搶購同一本書。有一個星期天，我揣著幾元零花錢，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了半天的長隊後買到一本豎版的《牛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購書。那本書我讀了不知道多少遍，流了不知道多少次淚，李俍民是被我記住的第一個譯者名。就從那時起，我對譯者萌生出敬意，是他們的翻譯為我打開一扇扇眺望世界並審視自己的窗。

我很贊成這樣一句話，世界上不存在世界文學，只有翻譯文學。感謝命運的安排，給了我流浪的機會和挫折的財富，讓我走進匈牙利文學，走上了文學翻譯的路。

1991年深秋，正在中國音樂學院讀研究生的我登上了橫穿西伯利亞的國際列車，經過10天的顛簸和歷險，從北京到了匈牙利，將自己投進一個全然陌生的實驗場，行囊裡揣的唯一一本書，是歐文·斯通寫的梵谷傳——《渴望生活》，再有就是自己年輕的本錢。在塞格德的一家私人診所我只工作了4個月，突然的變故，使我一夜之間失業、失戀、失掉工作身份，接下來，是8年名副其實的流浪，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靠當地朋友的接濟，憑自己的情感能力，在我的口袋裡有一大串鑰匙，都是朋友們給我的，我可以隨時打開他們的家門。

這麼多的時間都花在哪兒了？就三件事：交朋友，寫日記，再有就是翻著字典讀匈文書。

十分幸運，我剛到匈牙利不久，就結識了一位最重要的朋友——海爾奈·亞諾什，當時他在塞格德大學歷史系教書，現在是匈牙利國立圖書館副館長。他在我無家可歸的時候收留了我，通過他，我結實了許多匈牙利作家，包括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凱爾泰斯·伊姆萊、2016年獲國際布克獎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當時我做夢都沒有想到，十幾年後我能成為他們的中國聲音。今天給我的這項翻譯獎，也是對我生命形式的鼓勵和肯定。

當然，這個翻譯獎既是給我這個譯者的，也是給作者馬洛伊·山多爾的，客觀地講，至少在中文版的《燭燼》裡，我與馬洛伊是合著者。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用不著謙虛——合著者，是譯者與作者在譯本中的真正關係，也是最理想的關係。

我翻譯《燭燼》和馬洛伊的另一部代表作《一個市民的自白》，既不是遵循「信達雅」的教條，也不覺得是「帶著鐐銬跳舞」，翻譯內容遠不是目標，而是盡力讓自己成為「會中文的馬洛伊」，調動相應的漢語詞庫，在中文裡復建馬洛伊風格，包括他講述的語氣、聲調、節奏、修辭的繁複考究和結構的沉穩細密，與其說翻譯，不如說讓馬洛伊用中文將《燭燼》再寫一遍。一邊翻譯，一邊朗讀，讀完譯句，再讀原句，相互對照，反覆潤色，經常為加一個「的」或去一個「地」而琢磨多遍，感覺節奏和鬆緊度。實話實說，我是把《燭燼》當成莎士比亞戲劇翻譯的，努力在從匈牙利語到中文的轉換中保持原作語言詩性的純度。中文版《燭燼》受到讀者的喜愛和業內同行的好評，我甚感欣慰。

一位好的文學翻譯，可以給原著第二條生命；一個不好的翻譯，則是原著的殺手。文學翻譯在文學與文學對話中扮演的角色，確實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正因如此，我在此代表我的翻譯同行對吳承恩文學獎致敬，因為你們設立了翻譯獎。

感謝你們，感謝編輯，感謝讀者，更感謝文學。在今天，或許文學已不能改變世界，但是可以改變一個人，我自己就是一個最真實的例子。我會一本一本地翻譯下去，讓更多的好書影響更多的讀者，潛移默化地改變一個個個體的人。

編輯：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