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年)的生平與李白有許多相似處,也有許多不相似的地方,這或者和他們的出身、經濟狀況有關,也和他們的主觀努力和價值取向有關。杜甫一生,走的是一條大詩人該走、能走而且極具價值的道路。但與李白、王維走的道路不同。

王維一生為官,不高興時,主動要求退隱。李白也曾有過放歸山林的要求,但他心裡對仕途是熱衷的。他既愛神仙,也愛仕途,還愛山水。他在三者之間矛盾,又在三者之間的矛盾中自由,而且無論如何,他總有應對辦法。杜甫一心入仕,卻一生極少入仕。王維很早便舉進士,李白根本不考進士,杜甫卻屢考不中。李白不考,杜甫不中於仕途是壞事,於詩歌創作則是好事。

杜甫一生除去詩歌創作之外,主要活動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追求仕途,二是刻苦讀書,三是與友人往來,四是漫遊,五是為生活奔忙。這五條對他的詩歌創作都有重大作用。前面四條,李白也是有的,但他的道路有不同。追求仕途,李白的起點比他高,雖然走過的道路也不順利,但很陷於困頓。讀書是二人的共同愛好,大約讀法也不同,李白讀的是精神,杜甫讀的是學問。杜甫的詩用典很多,遣詞造句極見功夫,和他讀書多有莫大關係。李白的詩對格律不甚講究,固有他英才天縱、不究細節的一面,也與他對格律研究不夠有些關係。李白最喜漫遊,意在山水,情也在山水;杜甫一生遊歷的地域可以和李白相比,但他更多的還是留意人生。所以雖有山水詩作,卻比不上李白。對山水的喜愛程度也不如李白的一往情深。唯有交友,二人頗相似,他們兩位本身就是知心朋友。

杜甫交往範圍也很廣泛,從官僚到才子,從學士到藝術家,從將軍到鄰裡同鄉,他都與之往來。他的詩音節那麼漂亮,布局那麼天衣無縫,和他與唐代大藝術家的交往頗有關係,更和他對各種藝術虛心學習大有關係。他小時候親眼看過公孫大娘舞劍,成年後又欣賞過公孫大娘的弟子舞劍,以劍通詩,受益匪淺。也曾經和顧誡奢學習過書法,又觀摩過顧愷之的畫;幼年聽過李龜年的音樂,成年和李龜年成為朋友。他和當時大畫家曹霸也有交流,自己還寫過一首《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他觀劍便能知劍,知劍又能吸收其精神,以為自己的詩歌創作興風雨;他觀畫又能知畫,知畫還能作出精闢分析和評價,於他詩歌創作能無益?杜甫的詩人朋友尤其多。李白之外,他和王維、高適、岑參、賈至、蘇渙、嚴武、斐迪都有往來。而且相互溝通,相得益彰。

他不同於李白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他的生活經歷。李白從小生活在富豪家庭,使劍任性是他兩大樂事。杜甫沒有這樣的條件,也沒有這樣的欲望。他一生數度困頓,有時十分艱難從小就有寄居經歷,長大又曾困於長安,中年以後更受離亂之苦。可謂艱難困苦,五味皆嘗。因為他有艱苦的生活經歷,又因為他有儒家傳統理想,還因為他好學上進,關心國家興亡,於是他的交友,他的遊歷,他的讀書,他的求仕,都和李白、王維產生區別。以遊歷而言,李白的山水之作,雖然也有人牽強附會,硬說《蜀道難》中的「側身西望長諮嗟」是關心杜甫的,是諷喻玄宗的,其實都是無稽之談。杜甫也喜歡遊歷,但他不能忘卻人生,也不能忘卻儒家理想。所以他的山水、詠物種種,總有「身在江湖,心向朝闕」的濃重色彩。

因為杜甫的人生態度與李白、王維有明顯差別,他們的行為方式也很不同。王維最好隱居,李白最喜遊歷,杜甫最近人生。他喜歡和人交往,不厭其煩地寫下身邊瑣事,也記下自己的所見所聞,而能寫得那麼美好,那麼感人。表現在生活習慣上,他和李白都好飲酒,李白是愈飲酒愈能詩,杜甫則酒能醉人,不能醉心,無論怎樣的好酒都不能使他放棄理想,遠離人生。表現在藝術創作上,王維能詩也能畫,能書也能文;李白好酒又好劍,同樣能詩也能文,而且還被認為是唐五代詞的鼻祖。杜甫不是這樣,他也喜愛各種藝術形式,愛畫、懂畫;愛劍術,也懂得欣賞劍術;愛書法,也學習過書法;愛讀書也愛寫文章,但他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詩上。他雖然也寫文章,不能算文章高手,甚至還有不通不暢的毛病。但他的詩才,確實不同凡響。杜甫活得深沉,活得累,這一點也許頗不合乎現代青年的時尚。

或許可以這樣說,王維的文化價值觀念是二元的,構成他文化價值觀念的一是儒,二是佛。他一生在二者之間徜徉與徘徊,常常因此而倍感失落,也常常因此而受益多多。李白的文化價值觀念是三元的,即他不但喜歡入仕報國(儒),而且盼望得道成仙(道);同時也不能忘情於山川美景(自然),三元互補,使他獨具風採。杜甫的文化價值觀念則是一元的。這不是說杜甫的文化價值觀念中只有儒家成分而是說他以儒為本儒文化在他的文化價值觀念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從小如此,一生如此。此所以李白會成為盛唐詩苑的最好代表,而杜甫會成為中國詩聖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