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知道鑑真大師乃是唐朝著名的高僧，為中日友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受日本留學僧（真是留學僧，不遠萬裡到唐朝來學習的僧人）榮睿、普照所請六次東渡日本宣講佛法，促進了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播。
但鑑真大師的東渡之行並不順利，前五次全部失敗，大弟子祥彥圓寂，邀請大師東渡的日本和尚病故，最後大師還雙目失明，但憑著驚人的毅力大師第六次終於來到日本。對比當時一窮二白不服王化的日本，大唐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大國，國家強盛、經濟繁榮，鑑真大師本人在中土有數萬信眾，在佛門有著崇高地位，為什麼要如此堅持要求東渡日本呢？
這可要從鑑真大師本人的經歷和當時的大環境來說了。
鑑真大師乃是揚州人，十四歲出家，隨後從南山大師道岸和尚受菩薩戒，隨後鑑真大師從揚州出發西行前往關中（也就是長安等佛法昌盛之地）向各位高僧大德求學，隨後又在長安跟隨恆景大師受具足戒。這一學習就是28年！（鑑真大師公元705年從揚州出發，等回到揚州時已經是公元733年了！）這一圈學習下來，鑑真大師已經成為了著名的高僧，南山律宗的代表性人物。（當時追隨鑑真大師的門徒多達四萬人！並且人們對他的評價是「獨秀無倫，道俗歸心」，可見鑑真大師在江南地區有著崇高的威望）他不但融合了佛教的經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見解，並且還對建築、雕塑、醫藥等狩獵頗深（因為佛家也講究五明之學：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鑑真大師是高僧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藝術家）
所以大師東渡傳法的第一點：鑑真大師有名氣，有聲望，佛法精深（不然日本人拼死拼活請一個佛法學問不過關的和尚去幹嘛？）
公元742年，鑑真大師在揚州面見了兩個來自日本的客人：留學僧榮睿、普照，這兩人邀請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弘揚佛法，這倆和尚是733年來的中國，此次出行的目的，一是在中國學習，其次就是邀請中國的高僧前往日本教授佛法戒律，日本在隋朝時期曾經到訪中國，所以兩國之後常有往來，昌盛富強的中國差點閃瞎了日本人的眼睛，所以日本事事學習中國，派遣了不少官員、僧人來到中土如饑似渴的學習先進文化、技術。
但兩人這一圈找下來中國的高僧大多數都不願意去，首先東渡日本吉兇難測（在唐朝日本使節出使中國那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幹的活，當時造船技術的局限再加上海上風浪巨大，經常有船毀人亡的慘劇發生。史書上還經常記載日本使節遇上風暴僥倖不死漂流到廣東、海南等地，和尚道福、義向、圓載等傳法僧也先後在來唐或赴日中途被波濤淹沒），其次高僧們多數考慮在中國本地弘揚佛法，提高佛教影響力，自己本土的信眾都顧不過來哪裡還有多餘的精力去考慮倭國的子民呢，而且朝廷對於私自出國限制是很嚴格的（當年玄奘法師也是偷偷的出國前往那爛陀寺學習佛法的），如果沒有朝廷的同意就出國，將會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在這種嚴格的限制條件下大多數高僧們都婉言謝絕。
這倆和尚沒辦法，出來學習也這麼久了，得回去匯報工作情況啊，於是他們來到揚州找船回國（當時揚州是大唐的經濟中心之一）， 同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拜見了鑑真大師，請求他東渡日本。
按照《唐大和上東徵傳》的記載，榮睿告訴鑑真大師日本雖然有佛法（也就是從中國帶去的佛經典籍不少）但苦於無傳法人（也就是缺少高僧對佛經、戒律進行講解），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僧侶戒律不嚴，那時候日本民間只要自願都可以選擇出家，至於對戒律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門，只要是你願意都可以說自己是和尚，至於當了和尚有啥清規戒律要守，誰管呢！所以這倆和尚懇求鑑真大師前去日本。（鑑真大師乃是著名的律宗大師，而日本在戒律方面極度缺失，所以您能夠理解為什麼這倆日本和尚苦苦哀求鑑真大師東渡日本的原因吧）從中國到日本路途艱險，前程吉兇難測，所以弟子們一個個都默然不語，而鑑真大師毅然同意前往——「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鑑真大師為什麼同意去日本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之前已經有僧人道璿跟隨遣唐使前往日本講解佛法。道璿和尚乃是大唐許州人，他在大福先寺定賓和尚處學習律法，又在嵩山普濟寺學習禪宗，是兼通天台、華嚴的高僧，在榮睿、普照這倆和尚的懇求之下，道璿慨然答應並在公元736年前往日本。
道璿乃是鑑真大師的後輩，晚輩將生死置之度外傳播佛法的奉獻精神給了鑑真大師極大的鼓舞，同時榮睿、普照兩人也向鑑真大師詳細介紹的日本的佛教情況。日本不但信眾極多，當年的聖德太子也曾經預言佛法將會在日本昌盛，所以大師認為日本乃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當年我們中土也並無佛法惠澤，今日繁榮昌盛也是前輩們不懼生死，冒著千辛萬苦穿越沙漠來到中土傳播的結果啊！我鑑真願向歷代大師學習，東渡佛法，這生死又算什麼呢！
所以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弘揚佛法，這於國家強盛無關，只要哪裡有信眾，哪裡需要佛法，身為佛門弟子都應該前往！所以鑑真大師做下了這個決定後就堅定了決心，無論受到怎樣的挫折都無法影響到他的不屈意志。
同樣，讓鑑真大師做出東渡決定還有這大環境的原因：佛教在玄宗時期受到了極大地抑制。
這是為什麼呢？咱們知道李唐皇室認老子為祖先，所以對道教極為支持，相比而言佛教在唐朝初年受道教和儒教的限制發展很是艱難。到了武則天時期，為了從宗教上來打擊李唐皇室，武則天大肆追捧佛教，使得佛教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最輝煌的時候幾乎全國各州均有寺院，許多人選擇剃度出家，這使得僧尼數目爆炸性增長不說，國家承擔賦稅和徭役的人數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上臺的唐玄宗採取了抑制佛教的許多措施，就比如說下令削減全國僧尼數量，強制還俗的人數超過一萬兩千人之多，並且玄宗還下令禁止建造寺廟，禁止修築佛像，禁止抄寫佛經，禁止官員與僧尼交往！總之這一系列組合拳下來打得佛教頭昏眼花。與此相比道教則要幸福得多，玄宗不但親設崇玄學，又設立了玄學博士，每年依照規定舉行考試，名為「道舉」。而且玄宗還大肆追捧道教經典，分封道家人物，比如說玄宗親自注釋《道德經》、封莊子為南華真人等等。
所以與道家的欣欣向榮不同，佛教的發展前景可謂慘澹無比，在中土的推行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所以這時候日本留學僧們的到來讓鑑真大師考慮到把佛法普及到沒有政治壓力的日本，擴大影響力，這也是鑑真大師同意去日本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不管怎麼說，從公元742年開始，鑑真大師發願東渡日本，前後歷經十二年，受到五次挫折，先後三十六人喪失性命，鑑真大師更是雙目失明。面對著這樣的挫折，鑑真大師沒有選擇放棄，他毅然堅持並至死不渝，終於成功東渡日本，為中日兩國友誼史譜寫了感人的篇章。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說過：「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那麼我們可以飽含崇敬地說，東渡傳法的鑑真法師同樣是我們中國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