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 張叢博
你是誰?從哪裡來?往何處去?當甲骨文面對「哲學三問」，該如何作答?
1899年，清代學者王懿榮患痢疾，醫生開出一劑藥方，上有一味叫「龍骨」的藥。在從藥鋪抓來「龍骨」上，他目光銳利地發現上面刻劃有奇異的紋絡。
(中國文字博物館展廳的場景再現)
一片甲骨驚天下。這就是漢字鼻祖——甲骨文。它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1000年。
王懿榮之後，甲骨文研究代代相承，與敦煌學、紅學並稱為20世紀中國文史「三大顯學」。
距今3000餘年的甲骨文，既是研究漢字發展和中國早期歷史的寶貴材料，也是泱泱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從發現至今，甲骨文重見天日整整120年。10月18日起，就將在國家層面組織開展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這兩個甲子以來，已發現的甲骨有15萬餘片，能識別出來的有6000餘字，歷經幾代學者努力研究，能準確釋義的有1500餘字。
從海內外甲骨藏品的家底摸查，到編著集成性文獻《甲骨文合集》，再到構建數位化甲骨文字庫……近年來，殷墟甲骨正得到更為全面精細的整理與研究。通過認識甲骨文，今人得以走進一幅幅商代先民生產生活的畫卷。
在學者們刻苦回答「甲骨文是誰」的同時，文創產業也在思考探索「甲骨文往何處去」。創意甲骨文表情包、「漢儀陳體甲骨文」字庫、甲骨文文創等不斷湧現，古老與創意碰撞出新火花。
而當甲骨文日漸從「絕學」變「顯學」之時，不斷有學者探討甲骨文的起源問題。
(土方徵塗朱卜骨刻辭，商，長22.5釐米，寬19釐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盛行於商代的甲骨文，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按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相當成熟」之前，起碼還應有一個比它更早的「初步成熟」的發展階段。
那麼，甲骨文，你從哪裡來?一起隨大河報《河之洲》踏上溯源之旅。
◆比殷墟更早的鄭州商城有無甲骨文?
甲骨文溯源，要從更為久遠的時光深處尋覓。
提到安陽殷墟，許多人會聯想到鄭州商城，前者是商朝後期都城遺址，後者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遺址。而就在這個聯想中，一個疑團開始縈繞在人們腦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名滿天下，卻很少人知道鄭州商城有無出土過甲骨文。同處於商代這條時間線上，甲骨文的前後鏈條難道出現了斷代?難道甲骨文是「天外來客」帶來的?
殷商甲骨文已經是比較完整的文字體系，具備了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漢字之「六書」(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假借、轉注)原則均有體現。顯然，甲骨文不可熊是商代後期突然出現的，在它的前面必然還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關於殷商甲骨文橫空出世的猜想，只能說是腦洞大開。但消除這個疑問，還要依靠嚴謹的考古學。
那鄭州商城有無出土過甲骨文?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鄭州二裡崗發掘出土了兩片刻著文字的字骨。其中一片牛肋骨引人注目，骨的兩端殘缺，骨片「有十四處經過刻工，刻字較小屯甲骨文字稍淺而略粗」，表現出原始的契刻特點，被認為是發現最早的甲骨卜辭。
《鄭州二裡崗》發掘報告，也已經摹出11個字。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維明曾撰文指出，這片牛肋骨刻辭上出現的「乇」字，應是殷墟卜辭「亳」字的較早的寫法，或者說是殷墟卜辭「亳」字的早期省文。他認為，這個「乇」字的發現，為鄒衡先生的「鄭亳說」提供了商代文字實證。
對於鄭州商城有無帶字的文物出土，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對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說：「鄭州商代遺址二裡崗文化時期已經發現了文字，而且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年代明顯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用毛筆蘸硃砂寫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這種朱書文字發現有20多個」。
顧萬發的觀點正是來源於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等重要考古發現。在鄭州西北郊小雙橋遺址出土的陶器中，以書寫有朱書文字的陶缸最具代表性。這種用硃砂作顏料書寫的文字數量雖然不多，但多數文字保存完好，字跡較清晰。
(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字)
主持過鄭州小雙橋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的宋國定教授認為，在陶器上書寫所用的顏料使用了硃砂並可能摻入了粘合劑，質量較高，同時從流暢的線條、優美的字體結構，可以看出當時的文字的使用已經比較成熟。
他說：「從字形、筆畫、結構及表現手法分析，朱書文字是與甲骨文屬於同一系統的商代文字，儘管象形文字較多，但與殷墟甲骨文存在著明顯的承襲關係。同時，小雙橋朱書文字還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以單體字為主，少見多字組合而成的詞組或句子。由於這種缸類陶禮器僅發現於祭祀區的地層和遺蹟中，也說明這種現象尚未推行到民間。」
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測年數據，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1435年-前1412年。而安陽殷墟的時間跨度，大致為自公元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盤庚遷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國。文字的成熟程度與年代的先後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關聯。
再一比較，問題又來了：安陽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為何鄭州商城沒有如此大規模的集中發現呢?顧萬發推測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依然沉寂在鄭州這片土地之下等待著後人發現，一種是隨當時的商代王室遷徙時攜帶走了。
除了時間的長度，在空間的廣度上，考古人員也帶來了新驚喜。2003年，在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現場也發現了有文字的甲片。這次商代卜辭的發現，被認為是甲骨文史上具有界標意義的重大發現。
(濟南大辛莊商代甲骨文)
種種實證擺在面前，可以說，殷墟甲骨文之前，經歷過漫長的發展演變，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最早的中國」二里頭已有「原始文字」?
沿著時間的長河，從商代晚期殷墟「碼頭」出發，經過商代早中期的鄭州商城，繼續上溯，我們將走進「最早的中國」二里頭夏都遺址。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許俊文攝影)
二里頭文化或夏代有沒有文字?這是學術界探討已久的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即認為，我國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了。參與和主持過二里頭遺址發掘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根據目前的資料，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有了表達一定思想意識的語言符號，可以稱之為「原始文字」。
杜金鵬發現，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些古器物的象形字，其中有的顯然是當時流行器物的象形字，有的則在當時找不到相應的器物。
他注意到，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顯然應是二里頭文化或至遲是二裡崗期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見。也就是說，這個「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就創造出來了，一直延續到了商代晚期。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還有其他的古器物的象形字，應該是摹仿了二里頭文化至二裡崗期商文化的有關器物，極可能是二里頭文化時期即已產生的文字。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過許多「刻畫符號」，這些符號，一般見於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燒成後在使用的時候，用銳器刻成的。在許多器物上，反覆刻畫的刀痕非常清楚。
在杜金鵬看來，說它們是裝飾性的符號，顯然不妥。考慮到這些符號所在的器物種類與位置，推測其中有的符號是用來做標記，大概這些陶器常在公共場合使用，做了標記可互相區分。但是，這些符號中有的確實應該就是早期文字，分別表述數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一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
而在陝西商縣紫荊遺址，所出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上，也發現了陶文，說明當時的文字也在較大的範圍內通行。
那為何二里頭文化，至今尚未發現可以確認的成篇文字?杜金鵬揣測其緣由，一是當時能認識、掌握文字的人很少，王室典冊又埋藏在特定地點，很難發現;二是受文字載體質料及埋藏環境的限制。
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就曾指出：「卜辭中的殷代文字，是流傳下來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的文字有是的，但還沒有發現像卜辭那樣完善的。武丁卜辭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漢字的初期，並不是中國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應該至少還有五百年發展的歷史，也就是說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已經開始有文字了。」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夏朝約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
◆早在商代就有了毛筆、竹簡?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文字載體和書寫工具。如果你來到安陽殷墟博物館，或許會對一件特別的文物產生興趣：朱書玉戈。
(朱書玉戈)
這是一件白色的兵戈形玉器，但上面竟然隱約可見幾個淡紅色的文字。根據專家的解讀，玉戈上的字表達的意思是，某人在兆地抓了一人，進而獻俘或獻器於上級。
不過，讓你興趣盎然的很可能不是文字的內容，而是文字的載體和書寫的工具。因為講解員的一席話，可能會打破了你的固有認知：這件文物說明，商代文字已經非常成熟，甲骨文並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當時社會生活中，人們在其他場合使用文字比甲骨文要豐富得多。
玉戈上的字呈紅色，說明它是用筆蘸著硃砂，先寫上去然後再刻的，寫字的筆很有可能就是毛筆。
毛筆?你沒有聽錯，中國傳統的「文房四寶」打頭的毛筆，儘管目前發現的最早實物，是出土於長沙市左家公山的一座戰國楚墓，但更早的使用，或許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
古文字學家王蘊智告訴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商代及更早之前的文明階段，就已經使用毛筆了。在殷墟發現的甲骨上，還有少數用硃砂寫成但還未刻的文字。顧萬發也表示，鄭州出土的朱書文陶器，便是用毛筆類的工具寫上去的。
而在對殷商甲骨文書寫方式的研究中，學界還產生了「先書而刻」、「不書而刻」、「小字不書而刻，大字先書後刻」等不同觀點的討論。
其實也不必感到驚訝，早在史前時期，從河南仰韶及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彩陶，上面的花紋、符號，都必須用軟的毛筆才能畫成。
更為吸引人的觀點是，商代是否就有了竹簡?
王國維早在《簡牘檢署考》中，就說過：「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時隔近百年，他發出的問號，依然難有一錘定音的回答。
對於商代是否已有竹簡，學界聲音並不統一。其中就有專家認為，甲骨文主要用於佔卜，在當時，寫簡牘或許比刻甲骨文更頻繁。
《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古文字學家王蘊智舉例說，甲骨文中就有「典」和「冊」字，是簡牘的象形，如串起來的竹簡，「在殷墟時應該也有寫在竹簡上，但由於竹簡竹木容易腐爛，年代久遠保存困難，所以不容易有實物發現，而寫在甲骨上的保留了下來」。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還把甲骨文看做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也就是日常使用的簡便字體。
但無論如何，將文字書寫於甲骨之上，是歷史之幸。
(中國文字博物館展廳的「商王問卜」場景)
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在《夏文化研究論集》序中有過這樣的表述：「甲骨文能被發現，是由於殷商時人有用龜甲獸骨佔卜的習俗，並且有在所用甲骨上契刻卜辭的行為。對於殷商這樣的文化來說，這種習俗行為實在是特例，並沒有出現的必然性。可以設想，當時用其他材料來佔卜，或者佔卜後把卜辭記在竹木質的典冊上，那麼卜辭便不會保存下來。我們知道商代是有竹木簡的，但簡的實物迄今未能發現。夏代的情形也許正是這樣，儘管有文字，卻沒有多少能傳留至今。」
◆不止一個倉頡?
百溪匯川，大江大河的上遊，往往支流眾多。古文字的演變規律，或許也因循此道。
王蘊智先生在《中原地區與漢字體系的早期形成》專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我國幅員遼闊的大地上，遠古先民曾經走過了從結繩記事、符號記事到發明文字的漫長曆程。在不同時空、不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許多富有生命力的符號，有的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瞬間浪花，有的則可能融會到漢字產生的主流道路上來。
來，不妨從距今七千多年前的賈湖刻符開始一番回顧梳理——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裴李崗文化龜甲上，發現有契刻的「符號」。
仰韶文化陶器上有多種「符號」，它們都可看做是文字起源的兆頭。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多種「符號」，有人說是「族徽」或「神徽」，也有人認為即是文字。
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片上，發現刻有排列有序的11個文字。
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寺文化晚期陶壺上，一個有朱書的「文」字，從字體結構上看與甲骨文幾無別差。
登封王城崗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陶片上，發現一個刻上去的字，有學者釋讀為「共」。
浙江平湖莊橋墳良渚文化遺址，發現的原始刻畫符號，被古文字研究專家認為是一種原始文字。
……
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對世界的反映是「探照燈」式的，而不是「鏡像」式的，更何況歷史。考古發現將文字成長的一塊塊碎片串聯在一起，雖然難以匯出一幅完整拼圖，卻已能感受從刻畫符號到文字，從象形文字到會意文字的整體演化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與符號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因而在考古發現的報導中，對於遺址出土的和文字相關的文物，常會有「將中國的文字史向前推了多少年」這樣的表述措辭。
當然，不能將上述所有的發現，都視為甲骨文的源頭。正如王蘊智先生所說：「今天看來，中華文字的起源與演進過程並不是一條單純的主線，發明文字的人物也遠遠不止一個倉頡。」
同時，他也指出，近百十年來，作為黃河流域中遊的廣大地區，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門類齊全，資料豐富。
「所有這些無不表明，位於黃河流域中遊的廣大地區與漢字文化淵源的獨特聯繫。作為華夏歷史文明標誌之一的古漢字，最早應是在黃河流域尤其是在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並被世代傳承。」王蘊智說。
來源：大河客戶端 編輯：徐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