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千年歷史,既是罷黜百家的歷史,也是內部不斷洗牌,爭奪道統的歷史。
從《尚書》千年之爭管窺,且容我娓娓道來~~~
但凡中國人,應該都知道「四書五經」的概念。所謂「四書五經」指的是被朱熹作釋的九部儒家典籍,宋理宗後官家推崇程朱理學,相關典籍與注釋遂被後生儒生奉為圭臬。其中「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論語》《孟子》按下不表,《大學》《中庸》原都是《禮記》中的一篇,因為被二程推崇,遂被朱熹在注釋時單獨拎出。「五經」是指《詩》《書》《禮》《易》《春秋》。相比「四書」,「五經」才是血統純正的儒家經典。原本孔子整理的經典有六部,這才有「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說法,只不過「六經」經歷焚書坑儒和秦末戰亂,散落遺失。漢初經老儒生整理殘存書簡或口述回憶,其餘五經再度現世,可惜《樂》大約內容有關樂理(不然「八佾」如何流傳),內容無人能夠記得,遂自此失傳。
剩餘這「五經」,撰寫者均為官方專業人員,使用文字基本為籀文(即大篆)或小篆,且為方便刻竹簡,內容簡練且無斷句。這一情況衍生出兩個結果,一是自孔子之後,就不斷有人對經典作疏作注,例如毛詩、左氏春秋、鄭箋、孔穎達疏等。這一情況衍生下去,就是不同派系之爭。另一個結果是漢初儒生在整理典籍時,大多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整理,即是所謂的今文。然而還有個別死板儒生堅持用古文(籀文、小篆)傳道,加之後續各種古文典籍被各種「詭異」地發現,導致派系之爭又夾雜了今文古文經之爭,儒家內部的爭鬥愈發激烈。
在儒家一系列今文古文經之爭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書》即是《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史書,其在戰國時稱之為《書》,在漢代被改稱為《尚書》。
西漢建立後,秦博士伏生從家裡的夾牆中取出藏匿的《書》,由於部分竹簡損毀或聯繫竹簡的皮繩斷裂後難再識別,最終僅得《虞書》《夏書》《堯典》《禹貢》等二十八篇。伏生憑藉二十八篇《書》在齊魯授徒講學,後續門徒逐漸形成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由於伏生的《書》用隸書撰寫流傳,故被歸為今文派。景帝時,轅固生(與黃生辯論「湯武授命」&拿茅刺死野豬的那位)受皇帝器重,其所代表的齊詩開始成為顯學,連帶有關的魯詩、韓詩相繼發跡。由於齊魯韓三家均為今文,且與伏生同在齊魯,故歐陽書、大夏侯書與小夏侯書有機會傳入長安,後續武帝設五經七博士,其中"書"博士皆是出自上述三家。
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但被邊緣化的其他學派從未停止過抗爭,特別是在公羊春秋派的董仲舒(也是今文派)提出「天人感應」,將儒學宗教化之後,假借古文之名爭奪話語權的鬥爭愈演愈烈。武帝末,先有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獻家傳版的《尚書》,後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聲稱武帝末時魯恭王為擴建宅邸毀壞了孔子故居,從夾牆中掉落出以古文撰寫的《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東漢末時劉歆聲稱班固所言古文《書》《禮》在其手中,建議與其他三部古文經一併立於學宮,但被其他今文博士反對後作罷。東漢後,號稱「小學之宗」的杜林得到一本《古文尚書》,悉心研究後以此教學,所傳弟子賈逵(不是曹魏那個賈逵)、馬融,乃至馬融弟子鄭玄、盧植(對!就是那個盧植)相繼以經學成名,自此古文尚書開始聲名鵲起。
永嘉南渡之後,典籍遺失殆盡。豫章內史梅賾獻上《古文尚書》。該版《尚書》將伏生二十八篇《今文尚書》拆成三十三篇,另加二十五篇合計五十八篇(湊成劉向、鄭玄所說的古書五十八篇之數),該版《尚書》匯集了漢初以來今文古文各家經師的解說,做到每句都有解釋,故雖然其在《孔安國傳》《孔安國序》等處與史料記載不符,自東晉至宋,儒家皆以其作為《尚書》正本。太宗皇帝時大儒顏師古、孔穎達等奉旨編撰《五經正義》(高宗時成書),所用《尚書》即為梅賾本《古文尚書》,所用正注也是梅賾獻《古文尚書》附帶的《孔安國傳》。終唐一世,梅賾本《古文尚書》作為官學,地位穩固。
宋代後,疑經思潮興起,吳棫最早懷疑梅賾本《古文尚書》作假,理由是《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難易有別,辭氣明顯差異。《今文尚書》詰屈聱牙,晦澀難通,《古文尚書》反而文從字順,平緩卑弱,難免有作偽的嫌疑。朱熹順著吳棫的思路,朱熹注意到辭氣和時代之間的關係,延續吳棫的理路,強調《古文尚書》言語氣象卑弱,不似先漢之文厚重有力量。並發問說《今文尚書》難讀,伏生皆背誦記得,《古文尚書》容易,伏生卻不記得,此與常理不合。這一思想引起蔡沈、洪邁等一批學者的強烈共鳴,《古文尚書》偽書說迅速流傳開來。
後續學者延續了宋儒對《古文尚書》的懷疑態度,例如趙孟頫在注《尚書》時,就將今文古文分開注釋,但後人見解基本拘泥於朱熹的那套,而在方法論上難有建樹。由於無法拿出足以信服的證據,直到乾嘉學派發軔後考據興起,代表人物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考證,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是後世偽作的結論。
依賴吳棫、朱熹、蔡沈、閻若璩等學者前赴後繼的研究,基本從方法論上已經給《尚書》的今文古文之爭蓋棺定論,無奈在意識形態領域,重要的從來不是事實。依舊有許多人或因利益、或因道統固執地守著《古文尚書》,乃至乾隆年間阮元在《十三經註疏》中所用《尚書》及對應正注,依舊還是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版本。《尚書》的今文之爭,終究需要更無可辯駁的證據。
2008年7月,清華大學收到一批戰國竹簡,碳十四鑑定後認定是戰國中晚期文物。經過清華大學有關學者的細心整理,竹簡中內容逐漸公眾,至今已整理出版七輯。清華簡中大量為《尚書》內容,兩相對照後,梅賾獻《古文尚書》與所謂的孔安國《尚書傳》作偽無誤。
延綿千年的今文古文經之爭終究落下帷幕。只不過,帷幕下掩蓋住的,不只是今文和古文,還有一個已經遠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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