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王船山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2020-12-10 光明思想理論網

  作者: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毛 健

  近代以來,王船山一直被視為湖湘文化的象徵和湖南精神的領袖,毛澤東也深受王船山的影響。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中,流淌著船山哲學的精華和智慧,更有對船山哲學思想的弘揚光大。經典著作《實踐論》,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船山哲學思想的精髓知行觀的繼承和發揚。

  一、毛澤東對船山學的認識過程

  青年毛澤東對王船山思想的最初理解主要是通過楊昌濟先生講解船山學而實現的。楊先生熱衷於研究船山著作,並將中西各派學說與船山學結合起來傳授給他的學生,這種授課方式讓毛澤東很快掌握了船山學說中的精要之義,故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養成了「知了就要行」「重在行事」的實幹精神。

  1914年6月,青年毛澤東參加劉人熙等人發起成立的船山學社,並經常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參與船山學術思想的講座。蕭三在撰寫關於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書中說:「長沙城裡曾組織過『船山學社』,每逢星期日舉行講座,講王夫之的學說,澤東同志邀我們少數人也去聽講,他極其推崇王船山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民族意識。」

  1920至1921年期間,毛澤東居住在船山學社,深入研究船山學說。據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中引謝覺哉回憶:「在長沙有一次我到毛澤東同志住的船山學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運他的行李,有一大網籃滿滿地盛著筆記本,我大驚駭:毛澤東同志閱讀豐富和閱讀的用心,竟寫了這麼一大籃子。」這其中有不少關於船山學的研究心得。毛澤東在船山學社受益匪淺,並與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學社社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使船山學社這方熱土成為培養立志改造社會的革命人士的陣地。

  可以說,船山學說伴隨著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1957年,毛澤東在長沙宴請友朋,其中楊昌濟先生生前好友曹典球先生即席賦七律一首,首聯即為「船山星火昔時明,莽莽乾坤事遠徵」。將毛澤東萬裡長徵、扭轉乾坤的建國偉業與船山思想直接聯繫起來,一語道出王船山、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淵源承繼關係。

  二、毛澤東《實踐論》對王船山知行觀的繼承和發揚

  1937年7月,毛澤東創作《實踐論》,標誌著毛澤東對王船山哲學思想中知行觀的繼承和發揚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哲學史上,對知行問題論述集大成者非王船山莫屬。王船山在批判吸收朱熹、王陽明知行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唯物的知行合一理論。王船山從「道」和「德」兩個方面對認識的起源和認識的兩個階段(「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展開論述。船山說,「見聞之知,止於見己聞,而窮於所以然之理」「視聽之明,可以攝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意即人類通過耳目感官的視聽功能,對世間萬事萬物產生感性認識,人對外界事物的認識是從人的所見所聞的感覺開始的,認識起源於感覺,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至於「德性之知」,則可指導人的行為或實踐,船山指出,「知行相資以為用」,「夫人必知之,而後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也」,「君子之知,以審行也」。船山的論述表明了知對行的巨大反作用。

  毛澤東的《實踐論》深刻闡釋了「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其中蘊含了船山學的知行認知觀。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毛澤東對認識來源及認識的兩個過程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與王船山的理論幾乎類似,無疑又超越了船山的理論,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認識發展的普遍規律。

  在知行關係上,王船山注重行或實踐,他在《尚書引義》中說:「知可詭而行不可詭。」意思是說,知是主觀的,可能包含虛假和欺騙;而行是客觀的,在實踐中難以假冒掩飾。故可以用行為來檢驗知識的真偽,用「行」來衡量「知」能否實現,由此可見船山知行學說中已初步蘊含了以實踐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的意思了。王船山進而論述了「行」較「知」而言更為重要,他說,「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為功,行不以知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船山的論述顯然是重視行的功效,行比知更高級更重要,行中必定包含有知的內容和作用,而知中並不必包含有行的內容和作用。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詳細論述:「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最後得出科學結論:「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繼承和發揚了船山哲學中的知行學說,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論,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後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

[ 責編:王欣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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