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哲學的現代意義

2020-12-12 光明網新聞中心

  編者按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

  今年是王船山(1619—1692)誕生400周年。王船山,名夫之,字而農。為了紀念這位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衡陽市人民政府等單位將於近日在湖南省衡陽市舉辦「王船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本刊擷取部分會議論文,以饗讀者。

  王夫之的著述有一百多種,四百多卷。今人編有新點校本《船山全書》,由嶽麓書社於1988—1996年出版,大體收羅完備。其中,哲學著作有:《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解》《莊子通》《張子正蒙注》《思問錄》等;史論與政論有:《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等。夫之於暮年回首平生,感慨系之,自題墓石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劉越石,即東晉的劉琨,與聞雞起舞的祖逖均為發憤圖強,矢志報效國家、民族的英才。上句表達的是民族與政治的情懷,是未能實現抱負與夙願的惆悵。下句表達的是他的學術淵源與歸屬。夫之仰慕、繼承、光大的是張載的哲學,視之為「正學」,並謙虛地說自己才力有限,趕不上張載等先儒。夫之強烈批評佛道二教;批評地理解和繼承宋明理學;對陸王及其後學的批評也甚為尖銳,力求使學風由虛返實;對程朱後學亦有批評,然其學仍有程朱學術的色彩。

  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十分豐富。熊十力對王船山學術的路數與特點有精到的概括:「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內外《傳》,宗主橫渠,而和會於濂溪、伊川、朱子之間,獨不滿於邵氏。其學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慾,論益恢宏,浸與西洋思想接近矣。」熊先生認為,船山「足為近代思想開一路向」,可謂深中肯綮。熊先生對船山的定位是十分確當的。

王船山像 資料圖片

  「氣」是王夫之哲學最重要的範疇。王夫之把「太虛」「太極」「太和」「誠」等範疇都講成「氣」,或視為與「氣」等值的概念、範疇。他的宇宙觀是「太虛即氣」「太虛一實」的氣化宇宙觀。在理與氣的關係上,「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張子正蒙注·太和》)。

  「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氣者,理之依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敘條理,精密變化而日新。」(《思問錄·內篇》)

  「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為理矣。以天為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為理之義始成。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為理矣。」(《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夫之的詮解,用今天的話語表述:氣是理的依憑與條件,氣運動和變化才產生理,理之實現亦需要氣的力量、動能;理是氣的所以然或所當然,是整體的或部分的道理,是氣的屬性、關係與氣之運動變化的秩序、條理、律則。理具有今天我們所說的理想性、合理性與規律性的意思。因此,理以氣為根據,理就在氣之中,不在氣之外。不僅理是氣之理,同時,氣是理之氣,遵循理可以成就其氣。在這個意義上,理與氣互為其體。

  他的「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主張表達了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係。他又主張「以心循理」。他說:「萬物皆有固然之用,萬事皆有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別有『理』也。」而所謂的「心」,則是人的認知與行為的能力或能動性或主體性。人之「心」能把握「理」,「具此理於中而知之不昧,行之不疑者,則所謂『心』也。以心循理,而天地人物固然之用、當然之則,各得焉,則所謂道」(《四書訓義》卷八)。以心把握理、實踐理的過程就是道。

  事物之「理」是事物固有的或應然如此的道理,它雖然獨立於人心之外,但人心可以把握它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在認識過程中,應該「隨時循理而自相貫通,順其固然,不鑿聰明以自用」(《張子正蒙注》卷四)。也就是不要師心自用。在理與事的關係上,王夫之特別提出:「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不是以既有的理去限制事物的發展,而是在從事的實際工作中去研究、認識、實踐理,推動事與理的發展。這就隱含有真理總是具體的認識。

  在關於事物變化發展動力的問題上,船山發展了張載的「一物兩體」「動非自外」的觀點,堅持內因論,反對外因論。他說:「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又說:「天下之變萬,而要歸於兩端,兩端生於一致。」「兩端」即乾坤、陰陽、闢闔,它是事物內在性的兩種能量、動勢。「乾坤並建」,「兩端生於一致」,又是重要的思維方式。

  在人性論上,王船山肯定人性「日生日成」,人隨著生命成長而不斷接受天的稟賦(即氣的稟賦),不斷有新的內涵。船山又從「習」的角度討論了人性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問題,肯定「習與性成」,認為後天習成對於善化人性有十分積極的作用。他強調情、才出於性且彰顯性。

  船山哲學在今天可以作創造性轉化,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如在知行關係上,船山提出了「知行相資以為用」「並進而有功」的知行合一觀。他批評當時一些學者「離行以為知」,或者沉溺在訓詁、辭章之中,或者逃避現實,身心如槁木死灰。他十分強調「行」,強調實踐及其功效。今天,我們也面對著知行脫節的弊端,重新詮釋船山重實行的主張,具有現實意義。

  又如,在倫理學方面,「理欲關係」涉及的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道德倫理規範與人的感性慾求的關係問題。對此,船山強調的是「欲中見理」,突出了欲與理的統一性。「天理寓於人慾」的思想在今天具有積極意義。

  《光明日報》( 2019年10月26日 11版)

[ 責編:董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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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到瀋陽,1927年至1931年任遼寧省教育廳編輯主任,兼東北大學歷史、哲學系講師、教授。1932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特約研究員。1946年至1948年任東北大學歷史、哲學系教授,瀋陽《中央日報》主編,兼瀋陽《東北日報》、《文化周刊》副主編。後至北京,1948年至1953年任蒙藏學院教師,1954年至1958年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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