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梁鴻，著名作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出版有非虛構文學著作《出梁莊記》《中國在梁莊》，學術著作《黃花苔與皂角樹》《新啟蒙話語建構》《外省筆記》《「靈光」的消逝》等，學術隨筆集《歷史與我的瞬間》，小說集《神聖家族》，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四象》。曾獲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2013年度中國好書獎、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獎、第七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等多個獎項。
「這是寫作以來最有衝動卻最壓抑的一次書寫，不僅是結構和語言的尋找，還有想找到『親人相逢』般的過去與現在、愛與痛的交織。」在充滿哀思與懷念的4月，作家梁鴻推出長篇小說《四象》。書中，作者構建了一個活著與死去、地上與地下、歷史與現實交織相連的奇幻空間——孤獨的城市青年韓孝先與韓立閣、韓立挺、韓靈子三個亡靈從故鄉河邊的墓園開始，遊走於梁莊、吳鎮、穰縣、省城，串聯起一個村莊漫長而曲折的故事。
這是一種生命和情感的延續。梁鴻坦言，寫這部小說最初的衝動來自她對父親的思念，「我到墓園去看父親，似乎能聽見父親的嘆息，他太寂寞了。我想讓這片墓園擁有更真實的空間，讓人們都能看到、聽到他們的故事並且傳誦下去。他們雖然已經離去，但仍然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的聲音還在某一生命內部迴響。」
探尋獨具特色的敘事視角和語言風格
記者：閱讀這部小說，感到無論敘事結構還是語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戰性。小說採用多聲部內心獨白式的敘事視角，四個主人公分別從自己的視角出發，用大段獨白講述各自人生，現實與回憶交織、碰撞。故事從梁莊河坡的墓園開始，經過一系列戲劇性的過程，又回到原點，以墓園結束。在章節安排上，分為「春」「夏」「秋」「冬」，這也是一個輪迴。故事結束，讓人感覺如同做了一場既現實又縹緲的夢。這樣的結構和語言不僅為您的寫作帶來一定難度，同時也為讀者閱讀帶來一定難度，您為何採用這種敘事結構？
梁鴻：讀這部小說，確實會對讀者構成障礙。你們在閱讀中有沒有想要「棄劇」的念頭？
記者：儘管開始讀有些難度，但因為有懸念在裡面，所以並沒有想要放下，反而激發了一種好奇，想看看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讀到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捋清了大概脈絡，到了第四部分就豁然開朗了。
梁鴻：其實這也是一種不錯的閱讀體驗吧，一點點揭開謎團，一步步接近真相。在小說定稿之前，我發給幾個朋友看過，他們都說小說進入有點難，擔心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他們也疑惑為什麼不把第四部分韓孝先的講述放在前面來寫，讓韓孝先出來講述，召喚出三個人物。我曾用一個月的時間根據他們的意見調整結構，反覆琢磨。但這樣調整我感覺不順暢，我希望小說有緩慢的、時間的凝視感，如果把第四部分放在前面，整個情緒都不一樣了，而且，我們不能小瞧讀者。現在的結構首先保證了每個主人公緩慢的敘述感；其次，在每個主人公敘述過程中又包含著某些謎團，讓讀者閱讀時充滿懸念，耐心地隨著情節一步步揭秘，到第一章第四部分完全清晰，讀者也會有一種閱讀上的成就感吧。
記者：您提到小說從構思創意到交稿，七易其稿，歷時三年。在創作過程中，您認為最難的地方在哪裡，語言，人物，敘事，還是結構？
梁鴻：寫作中，確立語言是最為艱難的，它可以說是整部小說的靈魂。我試圖寫出每個主人公不同的語言形態。韓孝先可能是帶有點瘋癲的語言，韓立閣是典雅的語言，韓靈子是自然的、天真的語言，韓立挺是充滿慈愛的、模糊的語言……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語言，修改的也是語言，必須非常投入，進入到人物靈魂的內部，才能琢磨出獨屬於一個人物的語言形態。比如寫韓孝先的語言，我查過不少資料，其實精神病人的內心是非常活躍的，語言的活躍度是非常高的，仿佛他們的語言是四面八方都拿過來橫向使用，所以孝先的語言極為豐富，也極富想像力，但是你不能說他沒有邏輯，他沿著自己的情緒邏輯往前走。
另一個難點是人物的邏輯性安排。因為小說起筆比較玄幻，是非現實的，怎樣做到讓讀者讀起來可信，要賦予虛構情節合理性，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比如孝先最初是怎麼看到立閣、立挺和靈子的？孝先如何在給民眾傳道的同時和這三個人說話的？如何既有大膽的想像又有內在的邏輯性，這是我在寫作時反覆琢磨的地方。
希望那些被遺忘的生命能夠再豐滿一次
記者：書中四位主人公分別是有著現實維度的韓孝先、被處決的留洋武官韓立閣、遭遇車禍去世的女孩韓靈子、壽終正寢的教派長老韓立挺，您是怎樣選擇這四個人物的？其中，令人印象較深的是韓立閣和韓靈子，這兩個人物仿佛早已在您心中發酵醞釀，等待時機噴薄而出。
梁鴻：這四個人物的出現是很自然的。立閣、立挺、靈子這三個來自地下的角色，其實是有基本原型的。我在《中國在梁莊》裡提到過韓立閣這個人，可能有兩三百字的敘述，他早年留過學、當過官，在他五十多歲的時候，被處決了。在我們村莊，還有一個德高望重的教派家庭，韓立挺的形象就源自這個家庭中的成員。靈子，是好幾個人形象的疊加。我母親墳墓旁邊就是一個女孩兒的墓地，因為沒有人照料，墳頭幾乎是平地了，很容易就踩上去，我父親會說：「你別踩上去。」我就會想：她是誰？此外，我還加進去一個女同學的印象，雖然我不記得她的模樣，但總覺得她一直在我心裡。所以，他們的形象其實一直在我心裡，只是沒找到安放的地方。當我想到墓地下的聲音時，他們馬上就被召喚出來，變成有機的整體。我一直希望賦予那些被遺忘的人們一種形象和聲音，讓他們可以重新獲得說話的權利，希望那些被遺忘的生命能夠再豐滿一次。於是，漸漸地，他們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裡慢慢地生長。
記者：在書中，您構建了一個奇特空間，故去的韓立閣、韓靈子、韓立挺與現實中精神分裂者韓孝先相互交織生發出許多富有哲理、耐人尋味的故事，充滿了哲理性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追問，比如，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傳統文化，有些人物質富足但精神空虛，鄉村的逐漸消失等，格局似乎更加開闊。這讓人想到阿來描寫汶川地震的作品《雲中記》，也是通過傳統與現代的辯證思考與敘述，呈現了生與死、光明與黑暗、自然與人類等彼此依存、互相轉化的狀態。
梁鴻：我想通過這本書探究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比如書中人們狂熱地崇拜韓孝先，把他奉為「上師」，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孝先真的就是「上師」，而是因為人們的內心是空虛的，他們渴望得到精神的慰藉。我特別想表達這種精神狀態——個體是什麼狀態，社會是什麼狀態，時代是什麼狀態，它們交織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響。
記者：您之前因為《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描寫農村的非虛構作品而被讀者所熟悉。近些年您把精力更多放在《梁光正的光》《四象》等虛構作品上，這兩種寫作給您帶來怎樣的不同感受？
梁鴻：非虛構的魅力在於你面對真實場景，怎樣把控、怎樣理解，需要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去解析人性和社會內部的複雜狀態，從單調的生活中發現生命和社會複雜的意蘊，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虛構是一種飛揚的書寫，是開放性的，你可以在其中遨遊，它所考驗你的是在遨遊過程中有沒有斷線，你有沒有找到虛空中故事和人物的脈絡，有沒有在虛空中發掘出與現實（社會的和人性的）之間的深刻聯繫。非虛構寫作和虛構寫作對於我而言都是幸福的，可以品嘗到不同的快樂。
恨不得自己變成故鄉的那條河流
記者：今年2月，由賈樟柯導演的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參加了第70屆柏林電影節。作為片中的重要講述者，您認為以影像的方式讓大家認識您的故鄉與文字相比有何不同？這次拍攝您對故鄉有沒有新的認識？
梁鴻：影像更具有衝擊力，有一個全景觀，與觀眾是一個更加立體化的交流，而文字表達更內化一點，慢慢深入人心。每一次回到故鄉，對我的情感都有不同的衝擊。通過影像，能重新反觀自己的村莊，也挺有意思的。在拍攝時，故鄉的河流水流量不大，當時我覺得特別遺憾，怎麼都5月底了，流量還這麼小，因為在我心中，那條河是一條波濤洶湧的大河，偏偏在別人來拍我的故鄉時，河流沒有呈現出她最美的姿態。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變成那條有著最美姿態的河流。感覺自己與故鄉的土地、河流、一草一木永遠也不能分割。
記者：因為疫情影響，您未能出席柏林電影節。您也曾在2月2日的微博中寫道：「今天寫不下去了。和災難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顯得過於輕浮。傍晚的時候，看著窗外的薄雪漸漸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變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後改變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狀。災難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積累最後變成大的事件。一個寫作者的任務也許不是寫大的災難，而是災難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個個微小事件的形狀。這或者也是寫作的意義。」這次疫情會不會對您今後的寫作有所影響？
梁鴻：疫情對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影響，只是我們的職業和角色不同罷了。作為作家，可能我會思考我寫作的意義是什麼？今後應該寫什麼，怎麼寫？這場全人類的災難與我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可以思考，但也許未必立刻就要去寫。它是一個長遠的疼痛，需要不斷琢磨、思考、沉澱。也許疫情過去之後，人們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開開心心地上街吃飯、玩耍，但這個時候作家是不能遺忘的，要用文字來抵抗遺忘。（河北日報記者肖煜 張曉華）
【來源：河北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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