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 | 唐史學家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下簡稱《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下簡稱《述論稿》）是陳寅恪最重要的兩部唐史論著。這兩部著作，表面看似乎是陳寅恪唐代政治和制度概觀的一體之兩面，前者涵蓋隋唐國家的制度的結構及其來源，後者關注唐代政治進程之脈絡及其統治集團之構成糾葛。但在筆者看來，這兩部著作的視角和取徑並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這些不同的視角和取徑來自不同的史學立場，相互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略論稿》從南北朝綿延不絕的漢魏傳統的展開來揭示隋唐國家支配體制的構成，眼光冷靜，然而到了《述論稿》，《略論稿》中的視角雖仍延續，卻在討論唐代中期以後的政治變化時，切換成了受宋代史觀影響的視角，且將陳氏自身經驗中的晚清政治投射到唐後期政治的分析中，從而呈現強烈的主觀性。50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著名的《論韓愈》，其中提到「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這一表述中的兩種視角，恰好分別適用於兩稿。

就影響而論，兩稿中《述論稿》的論說更廣為人知，至少對今天中國學術界的唐史研究是如此，其將複雜多元的政治文化簡化為長時段的政治集團之對立，易於讓人把握，從而使大家對「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胡化」等概念耳熟能詳。但筆者認為《略論稿》的學術觀點更具有原創性，也更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堪稱近代史學之空前傑作。《略論稿》討論的是隋唐國家支配體制的形成，但著眼點卻首先放在了禮儀這一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趨新的中國史界已屬於「陳舊」的層面上，而且這部分篇幅佔了全著的一半。在該著緒論部分，陳氏提示性指出他仿照的是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之體例，即羅什將《大智度論》中解釋《大品經・初品》的部分全部譯出，其他部分則從略。陳氏的意思就是《略論稿》中「禮儀」部分之關鍵地位，一如《大智度論》中解釋初品的部分，故而力求詳盡。在「禮儀」部分的開頭，他委婉地否定了《新唐書・禮樂志》和歐陽修等宋儒視禮儀制度在唐為紙上之空文的觀點。陳寅恪不僅將隋唐禮制視為統攝國家律令體制的精神核心，而且認為這一核心建立在經過三個不同的渠道傳承下來的漢魏傳統的基礎之上，而非一般認為的來自於「以周官古禮飾胡俗之宇文周」。《略論稿》一個卓越的貢獻，也是迥然不同於當時中外史學界眼光之處，是將北齊置於承先啟後的關鍵位置，漢魏禮制傳統經三種不同的渠道在北齊形成結集。今日由於大量考古發現和史學視野的拓展，學界對北齊文化的多元和豐富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陳寅恪強調北齊經學和文學之深厚以及與河北世家大族之關係，這一點新出墓誌提供了更多的證據。但在陳寅恪的時代，北齊在中古史的大敘事中幾乎沒有存在感，留給人們的印象恐怕也是胡化導致的宮闈之亂。陳氏將北齊從傳統的史觀中拯救出來，賦予其特殊的地位，這一創見在方法上可謂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的，需要極強的洞察力。陳寅恪的這部論著發表時，唯獨錢穆對北齊的重要性有類似的見解。或許因為陳氏的這一概觀（perspective）與常規之見是如此相違，以至於在此後很長時間內並未得到中國學界的重視甚至理解。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出版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魏晉南北朝通史類著作中，北齊仍不佔有任何關鍵性位置。但知音並非不存在，宮崎市定和黃永年屬於能充分認識到陳寅恪的這一貢獻的極少數學人。宮崎明確說《略論稿》是「一本論述隋唐制度多起源於北齊的好書」。陳氏的這一判斷對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是有清晰影響的。儘管黃永年在中古史一些重要問題上經常修正陳氏的觀點，卻給予陳寅恪的北齊觀高度評價，並沿此路徑繼續研究。

陳寅恪深慨於東鄰中國史研究之先進，《略論稿》可以說最能體現他在唐史這一領域裡超越日本當時一流東洋史家的用心。稿中討論都城布局和兵制時，陳寅恪選擇的對手方分別是日本的那波利貞和岡崎文夫。此著雖草成於日軍肆虐中華之際，文中卻能心平氣地引用這些學人的觀點並加以評析，體現了陳氏慣有的冷靜和自信。但此種史學上的冷靜不等於《略論稿》就是單純的學術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陳氏拈出漢魏禮制傳統作為強大的隋唐政治文化之淵源，其實有深意存焉。他舉出的漢魏禮樂傳承的三個渠道中最令人動容的，是從史料中辨析出漢晉大亂之後保存於河西一隅之華夏衣冠文化，輾轉而最終進入北齊的系統。陳氏向來以關注胡化著稱，而北齊又是胡化甚深之政權，《略論稿》卻強調漢魏形成的禮制框架才是中華帝國的基礎所在，而胡化甚深之北齊竟是傳遞這一制度框架的樞紐。《略論稿》顯然暗示只要這一核心得到繼承，則中華必不至於消亡。因此《略論稿》實際也是陳寅恪對他面臨的歷史困境的史學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