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事有史可徵，但水滸故事卻是查無實據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水滸故事，在附會史實的基礎上，從民間藝人的書場逐漸走到了文人的案頭，從口頭藝術到書齋文本，它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民間傳說的增色繪事，也有說唱藝人的辛苦創作，當然更多的還是舞臺傳播的影響，使得每個梁山好漢都有血有肉的成長起來了。文人的創作，只不過是最後的打磨，同時將自己的觀點融入到題材之中，從而形成了今天的《水滸傳》，一部借梁山好漢的傳奇經歷思考文人出處進退的大書。
下面將我的觀點分四部分略陳如下，懇請方家不吝賜教。
1
世間本無梁山故事，宋江等（三十六人）流寇草賊，與民間流傳的武松、魯智深等草莽英雄故事無涉。
在早期文獻記載中，我們只知道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被官府追剿。如《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八記載「宣和二年十二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1]
《東都事略.侯蒙傳》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1]汪應辰《文定集》卷二十三《顯謨閣學士王公墓志銘》載：「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轉略京東，徑趨沭陽。」[1]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
在這些文獻記載中，除了宋江，我們對這支「嘯聚亡命」的隊伍中其他成員的名號所知甚少，遑論其他。這就為後來者敷演故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水滸故事最早出現在宋代書場的，並不是宋江等核心人物，而是那些到了梁山之後很少露面的楊志、魯智深、武松等人。
羅燁編《醉翁談錄》：「夫小說者……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樸刀、杆棒、妖術、神仙。……言石頭孫立……此乃謂之公案; 論這……青面獸……此乃為樸刀局段; 言這花和尚、武行者……此為杆棒之序頭……」[2]
羅燁生平不詳，《醉翁談錄》的成書也是眾說紛紜，此條記載也沒有提供可供研究的故事，只是說明幾個英雄人物的綽號而已。
早期的書場並沒有出現一個簡單的以梁山為核心的武裝組織，也沒有舉什麼大旗，以梁山為根據地的一百單八將的故事更是未進入大眾的視野之內。也就是說，彼時，「梁山團夥」及宋江、晁蓋等領導核心成員，均沒有在宋代書場裡出現。
根據後世的水滸資料推測，杆棒類的《花和尚》、《武行者》、樸刀類的《青面獸》公案類《石頭孫立》應是描寫水滸英雄魯智深、武松、楊志、孫立的故事。很明顯，「他們」在說書藝人那裡應該是單打獨鬥的，與梁山事業和宋江哥哥「不相干」。這些故事是以主人公的傳奇經歷及其使用的武器類別來區分的，帶有鮮明的書場商演色彩。
聯繫後來成書的《水滸傳》，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在諸位英雄上山之後，反倒是上山之前的個人成長經歷，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魯十回、林十回、武十回等。而且他們的故事基本都是單線發展，多頭並進，很少交叉，甚至也很少出現長篇小說獨有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情況。這顯然是書場個人故事形成在先所致。
2
宋江未徵方臘，也從未舉過「替天行道，保國安民」的大旗，在當時官方、民間的印象中，宋江是大盜。
無論是官方史書還是出土的墓志銘等文人手筆，都提到先徵方臘，後收宋江，不存在宋江徵方臘之事。（當然，也有一些史料記載，為了洗白宋江，甚至模糊、顛倒宋江、方臘的投降時間 ，如《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皇宋通鑑長編記事本末》等，均記載先降宋江，後擒臘，並將宋江拉進了徵方臘的隊伍之中。這與大部分的史料、出土實物相齟齬，不足採信。）
北宋李若水的詩文集《忠愍集》卷二《捕盜偶成》詩前八句敘述宋江等三十六人從起義到受招安的事，是目前所知關於宋江的最早文字記載:「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赦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3]
此詩後面幾句對「去年」朝廷招安宋江等三十六人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次「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兇嗣為虐。」認為「不如下詔省科徭」，方是治本之良策。宣和六年，李若水曾於濟南府府學教授任上，因捕護功授平陽府司錄。因此他的這首《捕盜偶成》應該就是記載的親身經歷。
宋江等人橫行河朔，是歷史上發生的真人真事，政府費力徵討，社會影響較大，官方對宋江的態度是敵視的。參與徵討的將領及其親朋、後人都認為這是其人生中可旌可表的一件大事，故在個人經歷中要記錄一筆，尤其是蓋棺論定之墓志銘，更是絕對要旌表一番的。
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除了前面所提汪應辰《文定集》卷二十三記載《顯謨閣學士王公墓志銘》，還有出土實物證明，如1939年陝西省府谷縣出土「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記載其先徵方臘，後收宋江的赫赫「戰功」：「宣和元年，王師伐夏，公有斬獲績……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1]
這篇墓志銘出自其女婿之手，所說事跡當不會有誤。從這個墓志銘上也可以看出，方臘就擒在先，宋江被收在後，徵方臘之事不可能發生。
早期大量的史書記載都視宋江等人當作「賊」「盜」、「草寇」，就是文人撰寫的文學作品，如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也還是殺人放火的「強人」面貌：「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 ……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 放火殺人 ……劫掠子女玉帛, 擄掠甚眾」。[1]但此書認為宋江：「立號既不譖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有為宋江洗白之意。
自此之後，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性質出現轉折，開始了具有文學意味的史書撰寫。在《大宋宣和遺事》中，不僅宋江等人上了梁山，有了根據地，而且夢見了玄女娘娘，得了天書，定了三十六人的名號，提出了「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助行忠義，衛護國家」的宗旨。
《水滸傳》的基本框架打造出爐，恰如胡適先生曾說的「我們看《宣和遺事》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水滸》故事。』」[4]對這個問題，學界已經達成共識，這裡就不多談了。
但毋庸諱言，《大宋宣和遺事》很簡略，大概只講了三大段故事，一是楊志賣刀殺人，夥同孫立、李進義等十二人往太行山落草的經歷，二是晁蓋等八人智劫生辰綱，結拜楊志等十二人往梁山落草事，三是宋江殺昔上山。
前兩個故事屬於群體事件，敘述簡略，沒有塑造英雄的個人形象，第三個故事中寫宋江的上山過程比較詳盡，但對其形象也基本是粗線條勾勒。至於其他英雄個人奮鬥歷程，則集體留白。更多的細節和人物塑造有待後來者的補充完善。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這個底本的拼湊性質。恰如魯迅先生所說：「《大宋宣和遺事》……口吻有大類宋者，則以抄撮舊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語也。」[5]水滸故事的整體面貌和價值取向還有待完善。
3
戲曲、說唱藝人對梁山故事從主題到形象全方位定調子。
梁山好漢的傳奇故事，不僅在書場流播，也在舞臺上傳唱。通常，我們一說水滸舞臺戲，大家就想到元雜劇中的水滸戲。
事實上，在元雜劇之前，水滸故事已經被搬演於舞臺之上。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諸雜大小院本」條目下就有關於盧俊義故事的院本《鬧元宵》， 在「拴搐豔段」條目下還有一部院本名《打虎豔》，[6]可能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
元雜劇中的 「水滸戲」非常豐富，據王平統計，目前所知，明初之前已有 34種「水滸戲 」（包括存目）在社會上流傳，完整保留下來的只有 《李逵負荊 》、《雙獻功 》、《燕青博魚 》、《還牢末 》、《爭報恩 》、《黃花峪 》、《鬧銅臺 》、《大劫牢》、《東平府》、《九宮八卦陣》等十種。[7]
「實際上元代的30多種 『水滸戲』對水滸故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 《水滸傳 》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並直接影響到了 《水滸傳》的成書。」[7]
確實，正是在舞臺上，我們的梁山英雄成長起來了，他們不再是傳說中令人聞風喪膽、談之色變的大盜，而是有血有肉、有鮮明個性、有傳奇經歷的綠林英雄。
早在 1920年 ,胡適便研究過「水滸戲」與 《水滸傳 》的關係。他指出:「元朝水滸故事非常發達, 這是萬無可疑的事 。元曲裡的許多水滸戲便是鐵證 。但我們細細研究元曲裡的水滸戲, 又可以斷定元朝的水滸故事決不是現在的《水滸傳》，又可以斷定那時代決不能產生現在的《水滸傳》。」[8]
關於水滸戲對《水滸傳》成書的影響，先賢時哲們都有比較充分的研究、論述，我就不再贅述了。總結起來看，元雜劇對梁山故事的形成貢獻有三：
其一，有了完整意義上的「團夥」。
首先表現在提出了鮮明的聚義宗旨，第一次將「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插到了梁山上。如無名氏所作《爭報恩三虎下山》：「忠義堂高搠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
在康進之所作的元雜劇《梁山泊黑旋風負荊雜劇》中，也有「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宣言。
其次，有了領導核心，宋江的人生軌跡基本勾畫完成：「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生曾為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嘍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共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眾兄弟拜了某為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雙獻功》）
其二，梁山隊伍不斷壯大穩固，人物形象逐漸立體、豐滿。
由歷史事件「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到《李逵負荊》、《雙獻功》，隊伍擴大到「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一百單八將第一次全體亮相。主要人物如宋江、李逵、武松、燕青等人成為具有審美趣味和審美追求的英雄形象。
比如李逵基本都是喜劇化的，且充滿了正義感。燕青基本都比較清秀、正直，二者在《水滸傳》小說中的形象素材主要來源於此。但水滸戲中的好漢們仍然具有草野脾性，甚至在某些作品中仍然把他們描述成匪氣十足的強盜, 如無名氏《三虎下山》中正旦直稱關勝:「正是賊的阿公。」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中宋江也說:「風高敢放連天火, 月黑提刀去殺人。」
水滸戲這種不協調現象的存在，一方面說明水滸故事在不斷經典化的過程中，還保留著過去民間傳說的「大盜」底色，提醒我們，水滸戲有自己的文本獨立性，但也難免會受同時其他水滸故事的影響，從而在行文時會出現矛盾之處。
同理，民間水滸故事傳說的很多要素也是小說所無法全部繼承的，書場、舞臺、民眾口傳、文人書寫等不同的傳播場域，並行、共時傳播著不同版本的水滸故事是完全可能的，這也正是俗文學傳播的複雜性體現。
其三，水滸故事在民間說書場、戲劇舞臺上的道教文化色彩越來越濃，直接奠定了《水滸傳》的文化底蘊。
回顧水滸故事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出，《水滸傳》的道教色彩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隨著故事的成熟逐漸形成的。如前所述，水滸故事在南宋市井說話藝人那裡就是單個的互不相涉的故事，如「石頭孫立」、「青面獸楊志」、「花和尚」等人，分別散置在「公案」、「樸刀」、「杆棒」等說話門類中，還看不出道教的影響來。
在大約產生於元代初期的《大宋宣和遺事》中，梁山故事已初具規模，內容包括楊志賣刀、劫取生辰綱、私放晁天王、宋江殺惜、玄女廟受天書、張叔夜招降等。
其中「玄女廟受天書」講宋江為躲避官兵追捕，走入玄女廟。無意中得了一卷天書；「又寫著三十六個姓名……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
從此梁山眾英雄有了「天罡地煞」的天賜身份，元雜劇《爭報恩三虎下山雜劇·楔子》中所寫「聚義的三十六個英雄漢，哪一個不應天上惡魔星」正是沿用了這個身份。水滸故事的道教風骨開始孕育形成，水滸英雄已經加入道籍，他們的事業也得到了上天的默許，具有無上的使命感和神密色彩。
4
文人精心打造出一部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清醒的自省意識的案頭小說——《水滸傳》。
水滸故事從書場轉移到文人的筆下，才真正開始了靈魂改造之旅。在書中，作者多次利用道教活動、道教人物、道教思想為小說的布篇謀局、情節推演、人物命運張綱舉目，渲演背景，上述水滸故事在流傳過程中衍變形成的道教風神被保留並發揮。
道教在《水滸傳》中的表現，首先是起到全書框架作用的三次羅天大醮。即開篇「張天師祈禳瘟疫」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引出了天罡地煞的出世、第71回眾好漢齊聚梁山，公孫勝主持羅天大醮，定綱領、分座次，梁山事業發生了質的轉變，由原來的嘯聚山頭的綠林好漢團夥變成了一個有行動綱領的組織團體。
99回睦州徵方臘結束後，宋江做羅天大醮祭奠陣亡兄弟，實際上是要交代倖存者的人生歸宿。
戰爭結束後，還朝的27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宋江、盧俊義等人，執意於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夢想，決意回城請功，繼續報效朝廷；燕青、公孫勝、武松、魯智深、李俊、童氏兄弟等人的人生觀是一致的，秉持著「功成身退」的信念，懷揣著對朝廷的不滿和失望，他們選擇出家（坐化）、歸隱、逃離……
總之，這場羅天大醮之後，梁山徹底瓦解，兄弟從此雲散。宏觀來看，每次羅天大醮在客觀上都是結束一個局面，推動小說進入另一個敘事階段，其結構意義非凡。百回大書，正是由這三次大規模的羅天大醮支撐起來的。
其次，施耐庵在《水滸傳》中還安排了三位代言人，幫他接力完成小說道教底色的渲染。祖天師洞玄真人是第一位，正是因為他幾百年前預見性的鎖住一百單八位魔星，並留下真言：「遇洪而開」，才有了「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兒窪內聚飛龍」的天罡地煞故事。
正是由於道教神力的作用，才使得一百單八人具有了先天的叛逆性格，並因此被道教仙人控制的宿命。除了這位祖天師，作者還為好漢們在人間的成長道路安排了人生導師，羅真人、玄女娘娘各負使命而來，目的是完結這一干人的「歷劫」，指引眾人「各自須尋各自門」。
羅真人是梁山事業最早的謀劃者，開創者。梁山事業之肇始，正是因為他指示徒弟公孫勝下山，主動要送一套富貴與晁蓋。設若沒有公孫勝的出現，宋江如何殺昔？楊志怎能賣刀？林衝又何必槍挑王倫？更不用說梁山眾好漢的座椅次序，杏黃旗的字號，都是公孫勝（羅真人）打的底稿。
諸事完備，公孫勝悄然退出。以後再出山，可不是這樣不請自來了，不經三請四拜，羅真人是不肯應允的。並一再囑咐徒兒不要久戀富貴，要他「遇幽而止，遇汴而還」。
作者在這裡借羅真人表達了對梁山事業的看法，即徵遼功成是梁山事業的頂峰（這個意見在第八十五回宋江拜見他時再次被提出來）。如果此時能「返本窮源」，則無後面的兄弟慘死。看來金聖歎腰斬水滸之夢，也不是憑空而做，他是真的讀懂了作者苦心。
如果說公孫勝是梁山大業的開創者，宋江則是梁山事業的領跑者，宋江到梁山的使命就是為眾人，為梁山謀個出路。
慶功宴上，他讓樂和唱出了「願君王早降招安詔」的呼籲，令李逵、武松等人大為不滿，但抗議似乎沒有起多大的作用，因為宋江在上山之前，就已經在還道村拜了師，領了九天玄女娘娘「法旨」——「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為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為上卿。」
宋江的一生經歷確是遵娘娘法旨而行，為了摘掉草寇的帽子，他「遇宿、「逢高」多方謀求、委屈求和；陳橋驛忍痛自罰、南徵北戰犧牲眾多弟兄而無怨無悔，終於「替天行道」，得了一個鴆酒皇封，死後哀榮極盛。這一切都是謹遵娘娘法旨的結果。
玄女娘娘應該是梁山大業的實際操盤者，她的意志支配了宋江的行動，宋江的行動牽引著眾好漢的行動，最後將羅真人創立的梁山堂而皇之的消滅了。
一百單八將的人生不可謂不轟轟烈烈，但卻留下無盡的遺憾：「千古英雄兩掊土，暮雲衰草倍傷神」。作者對蓼兒窪的夜哭冤魂傷心不已，仍舊不忘給宋江補一個死後榮封——對於儒家的傳統價值觀，恨並愛著，這也許是歷代文人共有的心病了。
作者在矛盾糾結中完成了對傳說中草莽英雄的文人書寫和經典價值觀的改造，使得這個故事成為文人憂世情緒的經典代表，但顯然已與歷史上的大盜「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故事主旨相去甚遠了。
宋江和公孫勝等人的人生結局，其實是作者的一個「天問」——人生歸宿，成名還是逃名？
這是一個令歷代讀書人煩惱的老問題。傳統的儒家教導讀書人走宋江等人的道路，為主竭忠盡責，生當鼎食死封侯。而代表普世價值的道教則告誡人們盛極必衰，樂極悲生，一個人最大的圓滿是能夠認清自己的本來面目、急流勇退。
從小說敘事來看，羅真人與玄女娘娘的意見分歧實際上正是作者本人的矛盾不決之處。表面上道教追求似成為小說的主導精神，但作者骨子裡最傷心也是最糾結的還是代表儒家價值追求的宋江等人的結局。
綜上，北宋大盜宋江三十六人起事之史實，經過民間說唱、舞臺戲劇演出、最後被文人整理、完善，編撰而成《水滸傳》。在這期間，水滸故事逐漸改變了作為史料的實錄性質，轉變為具有傳奇色彩和道教底蘊的文學作品。
文人的憂患意識、自省意識也逐漸滲透其中，突出的表現就是改變了以宋江為代表的梁山好漢的「大盜」本色，賦予其一顆「憂國憂民」之心，成為儒家入世理想的精神祭品，使得《水滸傳》最終成為文人表達焦慮心態的經典作品。這是一個艱難的、漫長的經典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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