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晉惠帝
中國古代有個晉惠帝。有一年發生饑荒，許多百姓活活餓死。晉惠帝聽完奏報，便問：「百姓無慄米充飢，何不食肉糜？」
天下無人不說晉惠帝荒唐。然而讀完《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一書，也許會覺得我們個個是晉惠帝。
窮人很難，理解和消除貧窮似乎更難。該書第二作者、法國人埃斯特·迪弗洛6歲時，就知道有一個叫加爾各答的城市，非常擁擠和貧窮。他24歲作為一名研究生來到這個城市，在乘計程車前往市區的路上，只見一棵棵樹木、一塊塊空草坪和獨單的人行道。他竟一時找不到窮人。窮人在哪裡？查維茲做總統前的委內瑞拉，城市貧民窟在地圖上顯示為一大片綠地。
第一作者是印度人阿爾吉特·班納吉，6歲就知道加爾各答的窮人在哪裡。他們就住在他家背後那搖搖欲墜的小房子裡，但他只是對那些不用讀書、擅長玩各種遊戲的窮人孩子很不服氣。正如很多旅遊者從西部某些極不發達地區旅遊回來，撰文豔羨那裡人們的田園牧歌生活。
為了真正認知窮人，為消除全球貧窮尋找合適策略，兩位作者深入五大洲，調查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從窮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到創業、援助、政府、NGO等多個方面。該書聚焦的是全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平均貧窮線為每人每天16印度盧比，根據匯率標準當於36美分。通過物價折算，則相當於在美國一個人每天最多只有99美分生活。這些人基本上是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據說全球有10億這樣的人。
中國人曾經最能理解窮人和貧窮。但和平積習已久，現在的中國人越來越難以理解窮人和貧窮。根據該書對窮人的定義，凡是能出來訴苦叫窮的，都不可能是窮人，因為真正的窮人連訴苦叫窮的時間、精力和平臺都沒有。在市場化過程中，窮人越來越被中國人視為懶人。最近歐元區經濟不景氣，實施緊縮政策，市民上街抗議。很多中國人就大力指責歐洲工人懶惰，而無力揭示和理解這種狀況形成的真正原因和過程。
世界衛生組織稱2008年瘧疾造成約100萬人喪生，其中大多數來自非洲兒童。研究表明，在瘧疾嚴重地區，人們睡在經過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中，可將瘧疾感染減少一半。只要拿出10美元，一家就可得到一頂這樣蚊帳。於是出現爭論：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或者為這些家庭免費提供這些蚊帳，或者按優惠價賣給他們，或者讓他們自己去市場上按全價購買。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那些自己花錢購買蚊帳的人比較富有，受過良好教育，知道為什麼需要這種蚊帳；那些免費得到蚊帳的人可能因為貧窮，才會被非政府組織選中。然而該書引用的調查結果恰恰相反；免費得到蚊帳的人社會關係優越，而窮人由於封閉只好以全價購買。
這樣的故事在該書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見我們對窮人及其行為多麼地不了解。因此，如何敘述和理解這些窮人的生活及其選擇，如何觀察和反思各類市場及機構為窮人所做的，如何在這些基礎上重建消除全球貧困策略，是該書的基本任務。
理解「全球共同溫飽」
消除全球貧困行動，也就是實現「全球共同溫飽」。「全球共同溫飽」，是與「共同富裕」不太一樣的社會目標，但前者更像是當代人類的底線目標。然而這底線目標的實現，似乎並不那麼容易。本書對此做了充分揭示。
在經濟學家那裡，流行觀點是「貧窮陷阱」：貧窮地區一方面需要大量原始投資，另一方面這些地區因貧窮而無法支付投資回報。這種情況顯然也適用於未開發地區或發展中地區的基礎建設。在沒有投資價值的地區消除貧窮，既然不能走投資道路，餘下的便是外來援助。這是全球消除貧困的主要策略之一。
隨著外部援助這一策略的有限性被大量揭露，有些侃侃而談的學者認為只要有自由市場和恰當的獎勵機制，貧窮地區的人們就能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無需外國人或自己政府的「施捨」。對於這些制度主義者來說，貧窮陷阱是不存在的。在我看來，針對這種主張，制度成本主義者也可以提出「貧窮地區的制度陷阱」，即貧窮地區需要優良制度來消除貧窮，而這些地區因為貧窮而無法支付優良制度的成本。優良制度需要相應的巨大成本，也正成為流行學說。
該書顯然無意否定製度的必要性，但也認為制度主義觀點並不能動搖外來援助在消除貧困策略中的主流地位。該書不討論援助到底好還是不好，而是討論援助在一些特定事例中是否帶來好處，認為真正有用的方式是從實際問題的角度去思考。他們努力關注「窮人生活的特定具體問題」，認為「每個人能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困擾窮人的具體問題，盡力找出實行幹預的有效方式。」
以這種方法論研究窮人和貧窮陷阱，很容易提出這樣的觀點：窮困地區不是所有方面都會陷入貧窮陷阱；我們需要識別的是，這些地區在哪些狀況下已經陷入貧窮陷阱，在哪些狀況下貧窮陷阱並不存在。這樣一來，人們只有進入具體情狀，才有可能真正因地制宜地發現具體的反貧困策略。
這種思路其實是由問題性質所決定的。消除全球窮困，實現「全球共同溫飽」，是一個特定期限對特定對象實現特定效果的特定目標性問題。針對特定目標性問題，就必須把握其特定狀況。凡是同類的公共對策或社會對策問題，這種把握特定狀況的方法論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制度主義者之所以如此不加區分地強調製度對於貧窮的意義，原因之一也許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制度與非貧困狀態在當下具有顯而易見的共時性，以至於容易在這兩者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關係，而忽視西方現在的非貧困狀態，並非其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有意結果，而是在更大環境裡互動演化的結果。這種長期互動演化，需要付出幾代人的貧窮代價，而不能在社會財富可以消除貧困之時就實現共同溫飽。更重要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共同溫飽，是將近百年的廣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而不是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的制度的產物，或者說恰恰是反自由放任主義的成果。
貧窮的極度不人性，決定消除貧困行動是期限性的，是不能延遲的。社會財富只要有一定積累，人類就應努力在一代人之內解決共同溫飽問題。這才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消除貧困、實現共同溫飽的行動，大抵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制度的粗陋遠比貧窮的不人性優美得多。
選擇層次，或者選擇等級
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誰，如果想將自己的理論和主張到這本書中來辯論和驗證，無疑是上門蒙羞。這本書幾乎可以為任何理論提供豐富的反例。作者在「前言」中也明確指出該書「使我們看到其中所蘊含的豐富的經濟學原理」。這裡所謂的「豐富的經濟學原理」，顯然不能被理解為經濟學界現成的理論。作者特別強調在研究過程中，自己的所見所聞總是嚴重挑戰專業經濟學家及政策制定者對於窮人生活的看法。
該書認為窮人所陷入的困境與我們其他人的困擾似乎是一樣的，即缺乏信息、信念、不堅定、拖延。我們的優勢其實在於很多東西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得到的，比如住在有乾淨自來水的房子裡；即使由於某種原因孩子沒有接種疫苗，但周邊孩子都接種了疫苗，因此依然可以減少疾病；無需擔心是否有下一頓飯吃，等等。在這些方面，我們幾乎用不著自己有限的能力，而窮人則可能時刻需要運用自己全部能力、時間和精力去應對這些問題，即窮人肩負著生活中的多種責任，以至於他們沒有基本的選擇空間。
換言之，生活在富裕國家的「窮人」，周圍充滿無形的助推力量。這些人可以舒服地躺在沙發椅上痛斥家長式作風的危害，教育別人該為自己的生活負責，而其實他們自己就是這一家長式作風的永久受益者，在很多領域被無形助推呵護。真正的窮人似乎更傾向於家長式呵護，恰恰是因為他們無法獲得無形助推力的呵護。
如果將無形助推的環境命名為「無形家長式環境」，那麼在缺乏基本的無形助推環境中的窮人，則需要「有形家長式環境」。這便是兩者區分的實質。如果不明白這兩者的區分，就很難理解這兩種人所需要的政治及實質。「選擇的可能」是大多數制度主義的前提，特別是自由放任主義制度的前提。問題在於它們幾乎都假設不同選擇之間的平等性、可交易性。這些選擇必須在同樣的制度中進行自由競爭。2000年被美國《自由》雜誌評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的米塞斯，其主要代表作《人的行為》一書就從無「不平等」的「選擇」論述開始的。一旦抽去其選擇平等性的假設，整座理論大夏就傾然倒塌，廢墟中偶有幾塊理論碎片還在閃閃發光。《貧窮的本質》一書就在無意中就告訴人們：窮人的選擇與非窮人的選擇，根本不具備平等性，甚至是無法比擬的。
該書用九章大篇幅，從營養、健康、教育、生育、風險管理、貸款、存款、創業、政治參與等九個方面探討窮人的生存、選擇和突圍，以及援助、制度對窮人的意義。窮人進行選擇的困頓以及消除貧困的理論、政策的種種困頓，在這些章節中被充分揭示出來。該書至少給我們充分區分選擇的兩種狀態，一種是窮人的選擇，或者說窮人的非選擇；一種是非窮人的選擇。從該書可知，選擇是需要空間的，這空間至少要大於自身的溫飽條件，否則由於可供選擇項的稀少而使得殘存的選擇毫無意義，或者說不同選擇之間的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層次理論。也許我們也應提出人的選擇層次理論，或者說人的選擇等級理論。該書既然足以讓我們區分兩種選擇狀態，甚至足以讓我們把這兩者選擇狀態區分為不同的選擇層次，那麼我們就可以遵循同理，區分出更多不同的選擇層次。
中國地產大佬王石，在2013年5月31日6時22秒的新浪微博上，貼出華山上的情鎖照片，感概這是「當今遊人留下的卻是浮華的浮躁，視覺垃圾」。此事就可讓我們區分某些不同層次的選擇。一對男女通過艱苦攀登，來到華山此處，用汗溼的雙手共同把情鎖鎖在這裡，祈求情比金堅、家人平安。也許這情鎖並不必然護佑他們，但這畢竟是付出艱辛之後的共同見證、共同洗禮，這種刻骨銘心的共同經歷，自然會成為他們呵護情感的意志來源。魯迅當年區分「迷信」和「偽士」，高喊：「偽士當去，迷信可存。」那些男女獲得異性大多艱難，也無力信仰精緻宗教，只能通過某些「迷信」去強化自身的存在感。而王石們獲得異性如探囊取物；異性投懷送抱，也應接不暇；即使面對頭上三尺神明，心有不安，也有上人、大師等宗教大佬面授機宜。
因此王石的微博嘆，表面上是審美趣味的差異，而其實是不同等級的選擇之間的衝突。選擇層次一旦和社會結構或歷史階段捆綁，必然轉化為選擇等級。這些不同等級的選擇相互之間，都會表現出不可思議或不可理喻的雞同鴨講矛盾。
寂靜的變革
《貧窮的本質》在最後一章，探討的是窮人的政治參與方面，但也是綜合處理前八個問題的角度。該書將對窮人本質的理解，很好地貫徹到對政治和制度的理解，明確指出：
「歸根結底，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會對人民的生活產生多大影響，我們必須要從思想認識上作一個轉變，從底層人民的角度來看待制度。」
從邏輯上看，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合邏輯的判斷。窮人一般不參與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博弈，也常常被制度博弈者忽略或利用。這時從底層人民的角度來看制度，就非常必要，否則對制度有效性的判斷永遠缺失窮人這一塊。但是難點也在於如何從底層人民角度看待政治和制度。這其實也是該書基本問題的另一種表述。可以說窮人是一切制度的試金石，是制度是否人性的最終尺度。
在很多人看來，貧窮村裡實施民主自由制度，一定能激發窮人的積極參與。而該書的調查結果卻與此相反：在自治民主制下召開討論基礎設施建設的村級會議，主動參與進來的普通村民比較少，參與進來的大多是村裡上層人物，窮人即使參與進來也大多不發言。而由上一級政府發出邀請信來召開同類主題會議，窮人參與進來的反而比較多，並大多積極發言。作者並沒有分析其中的原因，但從「有形家長式環境」和「無形家長式環境」的區別中可窺見一斑。在貧窮村的內部自由博弈中，窮人缺乏無形助推力的幫助，無論在信息、動機、需求層次、訴求支持力等方面都是缺失的。而政府的邀請讓他們對「有形家長式環境」產生希望，儘管這種希望可能落空，但也有局部實現的可能。
以王石的「視覺垃圾」為例。如果有人提出動議，保護華山的自然環境不受任何人為破壞，包括情鎖等必須禁止。我相信，在王石們的資本推動及隨之而來的媒體宣傳下，那些信男信女也會欣然同意，因為情鎖這樣的儀式也幾乎不是他們日常有意的結果。這樣的動議多數時候很容易通過。普通人的心理秩序，不僅因此失去華山這樣勝境的護佑，而且還可能意識不到這種失去對於自己的意義，而那缺乏護佑的心靈從此可能更加粗浮。對於普通人來說，精緻宗教的眷顧從來是那麼遙遠，而其在華山勝境的一次儀式的心靈效果，遠勝於上人、大師一類宗教人物對王石們的無數次面授機宜。儘管如此，由於信男信女的選擇等級比較低，一方面需要在華山勝境進行此類的粗糙儀式，另一方面並沒有把這種需要轉化為一種自覺選擇，因此也不可能在這樣的決策機制中保障自己的「迷信」需求。
因此，該書認為，認真了解每個人的動機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具體政策及機制。而由這些具體有效的政策推動的持續不斷的變化，最終會開啟一場寂靜的變革。在我看來，其實就是適當的「有形家長式」政治推動真正的有助於窮人的變革；變革要義之一是形成無形助推環境，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擁有基本選擇空間的新政治。
對於華山情鎖的信男信女來說，就是在愛情、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獲得大量的無形助推力，以至於他們無需在這上面發揮更多的能力和精力。此時他們便在此基礎上獲得更大的選擇空間，就有可能像王石們一樣去欣賞華山的自然美，便能形成華山的自然美政治。否則王石們不過是做了一回晉惠帝。
因此，透過該書研究，我們容易發現這些關於窮人的認知，不僅有助於確立因地制宜發現反窮困策略，而且有助於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和制度。因為該書已經點出特定行動與一般制度相互演進的變革政治學關係。
我們無需去應對窮人整日應對卻又很難應對的那些問題；我們甚至因為這些問題已經被「無形助推」環境解決而無法理解它們。這些無形助推力的形成和積累，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制度的產物，而是特定期限對特定對象實現特定效果的積累。這些特定效果積累到一定程度，便逐漸轉化為大量無形助推力，使人們可以卸任那些讓人失去選擇空間的生活責任，從而將逐漸形成的基本選擇空間制度化。因此，人們只有在無形助推的基礎上，才可能擁有升級的希望和生活，也即在制度化的基礎上展開新的行動。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真正確認制度的價值，而不是顛倒之。
唯一的問題就是特定期限對特定對象實現特定效果的行動，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基礎。在選擇空間制度化之前，必須已經擁有可以推動具體行動的制度基礎。推動具體行動的制度與推動一般行動的制度，必須區分開來。所謂一般行動，即行動的可能與選擇的可能，而具體行動，則是必需的行動、必需的選擇。對於不同社會階段的窮人來說，新的一般行動或新的一般制度的可能，是因為無形助推環境已經升級。這些窮人只有在無形助推環境升級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擁有升級的選擇空間，而所謂的一般制度就是這升級的選擇空間制度化。如果不考慮窮人無形助推環境的升級前提而進行所謂的制度化，這必將是不人性的，其有效性是殘缺的。
從「共同溫飽」到「共同富裕」
該書雖然在很多地方鮮明地主張政府和外援的適當幹預，認為沒有相應的幹預，貧窮地區的窮人幾乎不可能在營養、健康、教育、生育、風險管理、貸款、存款、創業、政治參與等任何一個方面擺脫原有困境。但在總體敘事中，這種主張還是遮遮掩掩的，千方百計地不去觸碰自由市場經濟論。可以說，該書的主張其實是行動主義的適當幹預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在這一結合中，市場經濟具有顯而易見的基礎性和政治準確性。在其所論述的消除貧窮稍稍有效的地區，幾乎主要是藉助於NGO的力量。而在總體結構中來看，這些有效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讓該書對消除貧窮問題表現出很強的悲觀性，儘管多次表達了信心。
其實作者們發自內心深處的悲觀，主要源自行動主義的適當幹預缺乏動力和力量。前面我已提到廣義社會主義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消除貧窮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可以說，在歷史上，廣義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西方消除貧窮方面的行動主義幹預的根本動力和主要力量。單純的經濟危機不足以推動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金融資本主義願意接受「共同溫飽」的社會目標，也就無所謂相應的公共政策目標。經濟危機之中或之後的廣義社會主義運動就成為「共同溫飽」社會目標的堅決推動者和執行者。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谷時探討「全球共同溫飽」這樣的社會問題和公共政策問題，確實難以看到顯著的希望。從印度就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人均收入並不高。西方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與中國目前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時期。那時這些國家別說實現「共同溫飽」，甚至連「共同溫飽」這樣的社會目標也沒有提出來。而中國就在人均收入並不高的條件下初步實現消除貧困和「共同溫飽」的社會目標。由實現共同溫飽這一社會目標來反觀中國制度，其人性的光輝無疑是燦爛的。正因為如此，比爾·蓋茨在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中國30年來6億人口脫貧，農民收入翻15倍，是了不起的奇蹟。換言之，在物質條件並不充裕的情況下，中國在一代期限內初步實現消除貧困的目的，這是其人性光輝的主要原因。也這一點也彰顯了中國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果只是市場化改革，不可能在這麼底的人均收入條件下使如此多的人口脫貧。中國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說就是中國推動具體行動的制度基礎。
中國政府現已提出「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卻對中國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性質制約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束縛他們的個人自由，妨礙他們個人價值的實現。他們也不認為這麼多人口脫貧有什麼了不起；要有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市場化的功勞。他們忽視了如果放棄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制度，在這麼低人均收入條件下實現的「共同溫飽」，很快就會得而復失。他們更不會知道在新的社會發展水平中出現的「窮人」及其擺脫非人性的困境，依然需要社會主義制度或社會主義運動。
同時中國政府也不要幻想通過教育，使這些人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而應該認識到獲得無形助推環境的中國人已進入新的選擇等級，在新的選擇等級中他們必然擁有更廣闊的選擇空間，追求更多的選擇可能。他們已經不可能或已經難以理解自己原來處於「窮人」階段的選擇困境和制度訴求。中國政府需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以適應新選擇等級的社會壓力。中國社會主義至少必須具有雙重結構，即推動具體行動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推動一般行動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這兩者之間必須是相生相成的。
必須具有雙重結構，即推動具體行動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推動一般行動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這兩者之間必須是相生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