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被狂熱分子所主宰
在奧茲去世之前一個月，他還在《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中對當下政治表示擔憂，他聲稱，「狂熱是21世紀的瘟疫」。他認為，這就像上個世紀，世界被改革者和救贖者所摧毀一樣，政客通過神奇的意識形態魔法煽動民眾。而今天，人民則被各種類型的狂熱分子所主宰。
奧茲認為，狂熱的原因在於現實太過複雜，所以人們更渴望簡單地解決問題。這不僅發生在以色列，全世界皆如此。大家都像在看好萊塢大片一樣，所有人都只想知道誰是壞人，誰破壞了他們的美好生活，然後找一個簡單的方法徹底解決這些麻煩。因此，他們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全球化、新殖民主義、激進的女權主義、性別歧視、或猶太復國主義。
奧茲進一步認為，這是一場深刻的民主危機。在他眼中，狂熱主義比民主要古老得多；它比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更古老。民主制曾經有一種遏制狂熱分子的機制，可現在這種機制失效了。
在今年4月出版的《親愛的狂熱者》（Dear Zealots）一書中，奧茲試圖對當下最新的世界局勢做出剖析和回應。他認為，許多人攜帶著狂熱的基因。 它始於改變親屬、鄰居、周圍每個人的理想主義衝動。奧茲認為，這種狂熱不僅在以色列流行，而且已經在全世界都蔓延開來。但奧茲並不徹底悲觀，他將政治局勢與契訶夫戲劇進行比較，而不是莎士比亞戲劇。
「在莎士比亞劇中，最後一幕中的舞臺上到處都是屍體，」他說，「在結束時，契訶夫的角色傷心欲絕，幻想破滅，但還活著。」
英文版《親愛的狂熱者》書封。Dear Zealots: Letters from a Divided Land by Amos Oz，November 13th, 2018。
從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到和平主義者
奧茲之所以剖析狂熱，是因為自己也有過狂熱的經驗。在「德國之聲」對奧茲的採訪中，奧茲回憶道，他出生在一小群被嚇壞了的猶太難民中，人數不到五十萬人。雖然他的父母從未跟他分享他們對歐洲的失望之情，但在當時，整個耶路撒冷都被一種痛苦、失望和不安的陰雲所籠罩。當戴維·本-古裡安宣布以色列獨立時，奧茲才九歲，他們還因此經歷了飢餓、停水還有恐懼。
奧茲曾透露，當時他作為一個小男孩，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100％正確的，任何憎恨或反對或打壓這一事業的人都是反猶太人或種族主義者。他花了一些時間才意識到，實現這個夢想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很大程度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得不為以色列人的夢想付出慘重的代價。
阿摩司·奧茲
所以，奧茲五十多年來，一直主張巴以互相妥協，比鄰而居。他一直跟公眾重複這樣一種願景：這樣小的一塊土地，兩個不幸的民族應該就像在一所房子裡，劃分成兩個不同的房間，大家當不成「情人」也可以當「鄰居」。「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意識到，擺脫這場衝突的唯一途徑是歷史性的妥協，因為巴勒斯坦人不會去任何地方，以色列人無處可去。」
所以，他贊同川普把美國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他覺得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應該將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但同時，東耶路撒冷應該也有世界各國的大使館，因為他覺得那也應該是巴勒斯坦國的首都。
《惡意之山》，作者：（以）阿摩司·奧茲，譯者：陳騰華，版本：99讀書人 |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11月。短篇小說集，書寫尚處於英國管轄的耶路撒冷，追問巴以衝突的源頭。
以色列的「良心」與「叛徒」
在奧茲為和平而呼籲的時候，右翼的民族主義者都迅速地譴責他是以色列人民的叛徒。在《衛報》對奧茲的採訪中，奧茲表示，他知道被說成叛徒是什麼感覺，因為，他曾迷過耶穌，猶大的故事曾激怒過他。猶大是一個雙重同義詞：叛徒的代名詞，也是猶太人的代名詞。
「在我的詞典中，很難區分這兩者，」奧茲說。在他看來，猶大的故事是「世界反猶主義的車諾比」。不過，他也認為，猶大比耶穌的其他門徒更信耶穌，他是「第一個基督徒、最後的基督徒和唯一的基督徒」。因為猶大是為了讓廣大群眾得到拯救，才導致了耶穌的受難和復活。而且，在耶穌離開了猶大之後，猶大心煩意亂，也絞死了自己。
所以，奧茲把被說成叛徒當成「榮譽徽章」。其實，所有以色列領導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準備在領土上妥協而被罵過叛徒。對於這個叛徒的名人堂，奧茲還補充了託馬斯·曼，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阿爾伯特·加繆和亞歷山大·索忍尼辛。作為一名作家，奧茲對美國西部經典悲劇中，描繪的複雜衝突而著迷，而不是美國西部片中的善與惡。「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在右翼和右翼之間發生的。」
不過，他也對反對以色列存在的觀點嗤之以鼻。在《衛報》的訪問中，奧茲認為，「以色列不應該存在」這種說法是從反猶太復國主義過渡到反猶太主義。希特勒之後也沒有人說，德國應該不允許存在，或者在史達林之後，也沒有人說，地球上不應該有俄國。奧茲認為，如果大家想改變以色列，僅僅抵制和反對它是愚蠢的，因為「它加深了以色列對全世界都迫害我們的妄想」，從而加強了以色列的恣意妄為的可能。
而且，奧茲還認為，西方很多自由主義者經常會雙重標準看待問題。他們經常忽視發展中國家部分地區的暴力行為，而每當談到猶太人的時候，就會說，「好吧，他們遭受了太多苦難。在這樣的經歷之後，他們怎麼變得如此暴力？」他對那些認為大屠殺應該把猶太人變成和平主義者的西方人嗤之以鼻。奧茲回憶起他的親戚，在納粹集中營倖存下來，他總是提醒奧茲，他的解放者「不是帶有標語牌或橄欖枝的和平示威者，而是士兵，頭盔和機槍。我這一代的猶太人不能忘記它。」
阿摩司·奧茲
但這也不表明他對以色列的現狀感到滿意。相反，他對《衛報》記者坦率地說：「我愛以色列，但我不喜歡它。」他所愛的仍然和以前一樣。「我喜歡它，因為它具有爭議性，因為以色列的每一個樓梯間，都充滿了相互矛盾的觀念。」「以色列是由八百萬總理、八百萬公民和八百萬心理學家進行的激烈爭論的地方，每個人都有一個最能解釋該國情況的公式」，但他也表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使得巴勒斯坦民間社會惡化……沉浸在衝突中的社會往往變得更加種族主義和不寬容」。
但是，他仍然堅持尋找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案或革命性的答案。這也是他最近討論狂熱者的原因之一。
我們如何治癒狂熱者？
然而，並不是每個和奧茲立場相似的人都認為他尋找的方案能治癒狂熱者。以色列作家亞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在《國土報》認為，奧茲在《親愛的狂熱者》背後隱藏了左翼猶太復國主義普遍沒有解決的許多問題。奧茲在《親愛的狂熱者》中，主要表達了三個論點。奧茲先討論了一般的狂熱，指不限於特定地方、文化、社會和宗教的狂熱。奧茲認為仇恨是狂熱的元素之一，在許多地方，多元文化主義和身份政治很快也變成了互相仇恨的政治。而且，盲目的仇恨會使得雙方的仇敵彼此相似。亞伯拉罕·伯格認為，奧茲的分析並沒有帶給我們新的見解。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奧茲提出了好奇心、想像力和幽默感。亞伯拉罕·伯格認為，奧茲的補救措施只是一種簡單地麻醉罷了。我們並沒有找到治療的方法。
第二，奧茲推崇的是文化猶太教，他認為猶太教應該作為一種文化而不是一種宗教，更不僅是一個民族，而這種界定能為以色列的狂熱降溫。亞伯拉罕·伯格認為奧茲就像是一位世俗的首席拉比，他從各種猶太教之間的差異矛盾的豐富遺產中找共同本質。然而，亞伯拉罕·伯格認為這種世俗化的猶太教，幾乎忘了猶太教遺產中最深刻的核心——是「一種適合對弱者的侮辱做出強有力回應的文化。」這已經成了「先知道德」的一部分。
奧茲試圖去化解這種「道德」。他在書中舉了一個幽默的例子：「事實上，我們的猶太節日彼此相似：壞人試圖殺死我們所有人，但他們沒有成功，所以讓我們坐下來吃飯。」而亞伯拉罕·伯格認為，其實猶太節日的順序是這樣的：壞人試圖殺死我們，上帝救了我們，讓我們吃點東西。奧茲的世俗主義其實忽略了猶太文化裡誰來拯救的問題。而這個救贖，往往在現代是諸如民族主義的願景，也是狂熱者的來源之一。
此外，奧茲認為巴以雙方解決問題需要妥協。因為妥協的反面不是堅持理想。而是狂熱和死亡。在這種思想中，奧茲批評了狂熱的伊斯蘭教和猶太民族主義。但是亞伯拉罕·伯格認為，這種解決方案首先早已過期，而且可操作性存疑。因為如今這意味著猶太人將放棄自己的絕對特權，奧茲也沒有明確具體放棄哪些特權。而且像奧茲那樣想像的，這兩個「州」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直沒有可操作的答案。奧茲所希望的那種狀態，一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國家，也許只會出現在遙遠的未來。
作者：徐悅東；
編輯：安安，寇淮禹；校對：賈寧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