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理論和萬物本原為氣的學說是我國古代最原始的自然哲學的信條，是我們的祖先分析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基本理論工具。五行學說成說較晚，大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過程中產生。陰陽理論和五行學說相結合，構成為我國古人關於世界萬物結構與規律認知的基本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我國古代唯一一個自然科學的學科—中醫學。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奠基於《內經》，成書於戰國時代，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試圖使用陰陽和五行學說來解釋人體的結構、生理和病理現象，以及人體與自然的關係等根本問題。所以我認為，《內經》代表了中國古代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
毫無疑問《易經》有陰陽學說，但卻找不到五行的影子，這就說明《易經》成書要比五行成說早。很多學者都認為醫和易之間存在著的關聯，並試圖從《周易》的內容來推導中醫學的原理，《醫易學》就是這個企圖的產物。但是，醫易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因為在《易經》的內容尚不明確的情況下無所謂的《易經》的原理。不知道《易經》原理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我們如何再醫和易的原理之間建立某種關聯。我認為醫和易都根源於中國古代原始樸素的陰陽觀念，它們是同一枝幹上分出的兩個枝叉，或者同一枝蔓上結出的兩個獨立的果實。儘管它們成說時間一早一晚，但不能據此認為易是醫的源頭。《易經》發源於人們日常生活中決嫌疑、定疑難的需要。中醫學則發端於治療病疾的需要。它們兩者必然都要經歷一個由具體到抽象，由個別到一般，由經驗上升到理論的發生發展的過程。但對於不同領域的事務，處理起來我們的古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使用陰陽的觀念和學說，從而形成了易學和醫學的不同學科。
《易經》是一部筮書，是周代早期佔卜師的工作手冊。上古時代卜筮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活動，官方也設立專門的官職管理。上古時代卜筮活動所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幾乎涉及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領域。大到祀神祭祖、徵伐漁獵、年歲豐歉、立邑任官，小到氣候變化、出行涉川、婚喪嫁娶、疾病胎孕，甚或夢兆吉兇，事無巨細，古人都要以卜筮決策。可以說卜筮是上古社會人們的行為準則。上古時代為什麼會盛行卜筮？我們可能會說由於古人迷信所以盛行卜筮，但這個答案卻是不恰當的。
卜筮活動的作用是什麼呢？定猶豫、決嫌疑。無論是生活在古代還是生活在現代，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總會遭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或疑難而無法做出決斷。比如，生病了，我們現代人可以去醫院看醫生，根據醫生的診斷來了解病情的輕重和預後的吉兇。而對於上古時期的人而言，沒有醫院，沒有醫生，甚至也沒有發達的醫學。怎麼辦？ 又比如，男主人出了遠門，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不見回來。如果是現代，我們可以寫信，打電話，發電報，發尋人啟示，或者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渠道尋找。但是在古代，通訊、交通都不發達。怎麼辦？如果他還活著，還能回來，家人還需要等多久？如果他在外遭遇了不幸，沒有經濟來源的妻子是否可以帶著子女改嫁他人？這些問題是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的，否則日常生活便無法正常的繼續。再比如，遺失的物品是否還能尋回？走丟了的小孩子是否還能與父母相遇？今天出門是否吉利？明天修房子是否適宜？凡此種種，所有這些疑難如何解答應對？對於現代人而言，我們有醫學、科技、通訊等現代化的手段來解答應對，從而幫助我們釋疑解難，定猶豫、決嫌疑。而對於古人，他們也只能依據他們所擁有的哲學和宗教的知識為前提發展出的相應技術來幫助人們決斷嫌疑，定猶豫。卜筮就是這樣的技術。
所以，我們說古代的卜筮和巫祝等活動的社會職能與我們今天的醫學、通訊、科技的社會職能是一致的。它們不是出於迷信，而是根源於是日常生活中決嫌疑、定猶豫的實際需要。今天我們所謂的科學和文明就是從那些遠古的「迷信」的社會活動中發展、分化和豐富而來的。正如我們不能將我們的童年時稱為迷信年代一樣，我們也不能將遠古時代的巫祝和卜筮活動簡單的定性為迷信。古人只是相對於我們而言才是無知和迷信的，他們對於自然與社會也有系統的知識，只是古人的知識的性質決定了只能採用巫祝和卜筮的形式。遠古時代，神明的觀念統治著人們思想，所以，一切的疑難或嫌疑的決斷就只有訴諸神明了。但是，神明雖然在人們的觀念中存在，卻不被人們感知，如何獲知神明的旨意？於是，就產生了交通神明和人事的人和工具，用以幫助人們探問神靈的旨意。古代的巫覡就是神靈與人事的直接中介，神靈常常降附在巫覡的身上藉助巫覡的嘴巴直接傳達旨意。卜具則是間接獲悉神明旨意的方法，商代的卜具主要是龜甲和獸骨。周代以後筮法成熟，它的卜具就是卦畫。卜筮活動涉及古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所以《易經》能夠提供周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多方面信息，為我們研究周代的社會和歷史提供一定的材料。
自與西方文明碰撞以來，中國的文化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五四運動開始，以陳獨秀為首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便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傳統文化本身，以周公奠基孔子承續的後封建文化受到了懷疑和否定，延續了五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被揚棄了。尤其與西方近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相比較，中國傳統文化更加難以自立。曾經擁有強大文化的中華民族，曾經同化眾多蠻族異類的中華文明，面對「先進」的西方文明和制度，該如何建設自身？文化是靜態的客觀的存在，而理智才是文明進步的最終推動力。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文化落後於近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無可置疑的，但中國人的智慧就一定落後於西方人嗎？文明的發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制度和文化一旦建立，便有保持自身的慣性。西方文明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沒有近代西方文明的侵入，中華文明可能還是會保持著它數千年的老樣子繼續前進。西方近代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先進形態，中華文明遭遇到它就不可能繼續保持自身不變了。與西方文明相接觸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獲取進步的一個挈機。西方文明還不是世界文明的終極形態，因為在近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下，人類遠沒有實現福祉，自私自利、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戰亂、動蕩和貧窮都還沒有消除。這似乎又要待我們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貢獻她的智慧和才智，創造更為先進的制度和文化。
所以，中國當代學者肩負著重建中華文明傳統，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使命。如何重建中華文化傳統？這便涉及到一個推陳出新的問題。因為任何一個新思想體系的出現，一個新的文化形態的建立，都必然根源於某個遠古的東西，數千年的封建文化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典籍，這是我們新起點的基礎。《易經》和易學就是這些典籍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支。《易經》在中國歷代學者的心目中都擁有崇高的地位，被稱譽為群經之首，但同時也是最難讀懂的一部典籍。西方近代文明雖然有野蠻的一面，但畢竟給我們帶來了理性。理性的目標就是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會，近代自然科學就是理性的產物。我們中華文化要獲得新的生命力，就需要引入理性的方法，需要使我們中華文化的發展方向與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會的目標一致。理性要求我們的知識體系建立在可理解的概念和觀念的基礎上。
愛因斯坦著作高深不？羅素的著作高深不？湯因比的著作高深不？但是這些著作都能夠為我們的理智理解。我們通過閱讀這些作品就能夠了解作者說的是什麼內容，想表達什麼意思。通過進一步的思考還能夠領悟作者的所持觀點和立場。如果再進一步我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來判斷這些作者的觀點和思想是正確還是錯誤，是高明還是淺薄。我們今天來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國學，也要使我們的國學知識體系建立在可理解的基礎上。典籍作為承載和傳達文明信息的載體，它的內容一定要能夠被我們的理智理解，只有可理解的內容才有可能被我們領悟和學習。
有人說我國的《易經》囊括了宇宙的所有知識，包含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全部。但是最簡單的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終身抱定《周易》而不用學習現代自然科學和數學知識來理解自然和社會。所以，我們研究《易經》首先要破除迷信，堅定可理解的思想。以懷疑和批判的精神去讀，然後努力去理解它。古人說對了，我們就要找出他之所以對的根據，古人說錯了我們也要指出他錯在哪裡。研究《易經》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結果是，我們真的在《易經》裡找到了某個放之宇宙而皆準的法則，那麼我們就要利用它為世界建立了一門新的科學學科。這樣一來，我們此前對它吹捧和讚揚便落到了實處，我們也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我們的《易經》博大精深名符其實。但是另外一個更有可能結果是，它的內容裡並沒包含多麼深奧的哲理，卦象用作卜具其實並不比使用龜甲和獸骨上的裂紋更為高明。這個結果可能會有些悲觀，但至少也能告訴我們中國的學人不要再皓首窮經，竭一世甚至幾世的精力去探究它了，尋求宇宙的終極法則最終還是要從研究自然界開始而不是某部經書。古人的著作只是古人研究世界的成果和結論，而我們要振興中華文明就要從重新研究世界開始，並要求我們做出新的理論概括。
我們需要有懷疑一切的精神，批判地去閱讀，通過思考去理解把握。最終判定正確與否的根據不是任何權威而是人類的理性和邏輯。這就是笛卡爾所倡導的理性的方法，這個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基礎。我們研究《易經》就要使用這個方法，以期實現推陳出新的目標。
《易經》的作者是誰相對於《易經》的內容是什麼是相對次要的問題。伏羲畫卦，文王演卦，孔子釋經。這些傳說都是不可考的，假託三聖不過是神話《易經》的一個手段。對於我們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弄清楚它的內容，還原它的本原面目是更為迫切的課題。關於《易經》的作者是一人還是多人的問題，我的研究結論認為它應當是出自一個之手而不是多人之手。主要證據是它內容的統一性，六十四卦具有六十四個各不相同的卦名，但是每個卦的命名規則都是相同的；三百八十六爻，爻辭不同，但釋爻論斷的規則也是統一的。看似繁雜的內容卻有一個統一的規則在裡面發揮作用，這個特點就暗示它應當是出自一人之手。我研究《易經》沒有參考《易傳》那部分內容，因為我認為這兩部分內容之間沒有關聯，它們不僅不是同時代的作品，而且就思想和內容而言也是毫不相關的。《易傳》雖然號稱是解釋經文的，但對於正確理解經文內容這個目標來說，它還沒有找到門徑。
直到今天，《易經》依然被認為與命理、面相、風水、陰陽宅等學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但我從沒有涉獵過除《周易》本經以外的任何知識，所以我對於這些學科不持立場。但我相信我所使用的方法同樣適用於這些學科的研究。我不相信有天書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不被理智理解的知識的存在。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未知領域還遠遠大於已知領域，但認識的進步，文明的進化，還必須從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會的方向上逐步取得。今天的未知領域，可能到了明天就已經是已知領域了，但不可能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某個領域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永遠都不可能成為已知領域。堅信理智能夠全面地理解自然和社會，是我的人生信條之一。所以，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哲學唯理論的信奉者，相信純粹思辨的獲取知識的方法。在研究《易經》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新的概念和觀念的提出，但這些內容是無法通過訓詁和注釋的方式獲得。大家會發現，為了全面理解經文內容，我們需要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和觀念，建立一個知識體系，而不僅僅是注釋和翻譯原文。而且在更多數的情況下，訓詁和考證的方法也很難獲得經文中文字、詞彙和語句的原義。理解《易經》經文的基礎需要通過哲學思辨的方式獲得，這可能是最讓我們中國學人感到意外的一個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