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震撼》理解中國崛起背後的文化內涵——訪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
《中國震撼》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在走訪百國見聞的基礎上，以其獨特的觀察和理性分析，對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作出精闢理論總結的創新之作。張維為上世紀80年代曾經擔任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該書甫一面世便引起社會與學界高度關注。本刊記者近日對張維為教授進行了專訪。
記者：《中國震撼》一書是從全球視野中比較「中國經驗」，將「中國模式」解構為「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等八個基本特點及八大理念，為什麼要通過全球視野審視中國的發展道路？
張維為：有比較，才有鑑別。如果我們有一種全球的視野，就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自己發展的道路。雖然我們今天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從世界範圍來看，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把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比下去了，因為過去20年裡，世界上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換言之，在消除貧困方面，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績加在一起還要大。我們也把整個東歐的轉型經濟國家比下去了，因為過去30年中，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16到18倍，而東歐國家的經濟總量加起來才增加了1倍。當然也不否認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發達國家也感到了中國震撼，特別是強烈感受到來自中國發達板塊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發達版塊人口約3億，與美國人口相當，其總體繁榮程度已不亞於南歐發達國家，而像上海這樣的中國一線城市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紐約，無論是機場、地鐵、高鐵、商業設施和城市建築這樣的「硬體」，還是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城市治安這樣的「軟體」，上海均好於紐約。這個成績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坦率地說，不是我們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們的模式有自己的問題，有自己的代價，但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中國模式的成績單除以2，除以4，都比他們的成績單亮麗，所以我們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記者：您的這部著作及其闡發的觀點，多是在同外國人討論怎麼認識中國的過程中形成的，那麼在您看來，中國道路的特殊性表現在哪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特殊性？
張維為：以我之見，中國道路有很多獨特的地方，這種差異首先體現在我們模式的哲學觀。我們是「實踐理性」，我們講的「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都是這個意思。西方主導的變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這種實踐理性的傳統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中國道路其他獨特的地方，如強勢政府，民生為大等，都有其中華文明的根，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文明的基因太強了，你不想要中國特色，都會有中國特色，關鍵是我們不要用中國特色來阻礙學習別人的長處，而是用中國特色來吸納別人的長處。
記者：「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在您這本著作中頗具創見意義，突出強調了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文化內涵。為什麼要提出文明型國家的概念？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如何在繼承中創新？在哪些方面創新？
張維為：這首先是一個事實描述。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國家。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徵，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不從文明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很多問題就說不清楚。
另外我也想提供一個比較中性的，比較全面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讓更多公眾，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公眾更好地理解中國今天發生的一切。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絕大多數內容全部吸收過來豐富自己，但絕不放棄自己，就像印度佛教變成了中國佛教，馬克思主義也中國化了一樣。如何在繼承中創新？在哪些領域內創新？我們不一定要做什麼硬性規定，而是注意讓整個國家始終保持一種對外開放的態勢。中華文明今天全面復興，從歷史發展大勢來看，是在中國與世界開放競爭的基礎上出現的。中華文明只要對外開放，就會推陳出新，真正的大國崛起一定是一種自己文化的復興，這個時代正在到來。
記者：不可否認的是，在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一片叫好的同時，國外、國內不少學者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存在與否還心存疑慮。討論中國的發展道路，如何才能消除質疑、歧見，達成共識？
張維為：我個人認為達成共識最好的辦法就是國際比較，橫向的比較，我前面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與東歐比較，與發達國家比較。還可以進行縱向的比較，比較一下歷史上發達國家的崛起過程。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的規模、速度，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在歐洲，這樣的崛起時代已經打了至少大大小小100場戰爭了，很多是在海外打的。中國沒有任何一場戰爭。英國崛起的時候，囚犯可以送到澳洲去，失業者可以送到非洲去，持不同政見者可以送到美國去，貧富差距比中國今天大幾十倍也沒有關係，因為奴隸制都是合法的，而當時英國本土才1000多萬人，少於中國任何一個一線城市，英國就是這樣崛起的。
對於中國今天面臨的所有問題，我們也可以從國家比較中獲得啟示。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對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逐步解決問題，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樣，一下子就全部否定，那樣做是不公道的，也是不明智的。
記者：您曾經說，中國模式的背後是中國自己文化的底蘊，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覺醒，一種新的自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地方。當前中國應該有怎樣的文化自覺？如何確立一個大國的文化自信？
張維為：西方主流話語連續20年一直唱衰中國，但結果是中國繼續蓬勃發展，而西方自己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經濟乃至政治危機，中國崩潰論就這樣崩潰了。
但在國內仍然有一些缺乏文化自信的人，他們還是以西方話語唯馬首是瞻，繼續唱衰中國的發展道路，渲染如不採用西方模式中國也將走向崩潰。以我之見，這種國內的中國崩潰論也將崩潰，而且時間不要20年。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國內外的中國崩潰論者都不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對中國事情的判斷總是不靠譜。
中國崛起至今日，我們應該確立自己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文化自信，因為「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它的政治和經濟模式，過去在很多方面與別人都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後也還是自成體系的。
今天中國的文化自覺，是在整個國家高度開放基礎上形成的，是在與全世界全面互動的環境下形成的，是在高度國際競爭基礎上形成的，所以這種文化自覺尤其內在的邏輯，是一種清醒的文化自覺，它不是復古，而是復興。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競爭中，我們感到了自己「文明型國家」給我們帶來的優勢，無論是歷史形成的人口規模，還是整體思維的能力以及當今我們雖然比較中性但也不失強勢的政府。
確立大國文化自信的關鍵是不要太在乎別人的認可，因為「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它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和發展。它是不斷產生新標準的地方，並會影響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