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的文化構建，喬治王朝時期倫敦科學活動與社會流動帶來的影響

科學文化的廣泛傳播和科學活動的欣欣向榮是喬治王朝時期英國社會中最重要的文化現象。倫敦城作為此時英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其科學活動更是蓬勃發展，其中既有皇家學會中傳統的貴族因素，也有中產階級對其他組織的領導和參與。

中產階級將處於精英知識文化生活中心的科學作為工具孕育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接受並參與構建文雅文化，它既是對貴族學習仿效的結果，又是自身文化理念的完整體現。中產階級自我意識在接受上層階級影響的同時主動形塑社會，從而為自身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溫和轉型的實現打下了基礎。

貴族文化活動

一、喬治王朝時期的社會巨變

喬治王朝時代是社會巨變的時代。隨著全社會的經濟底層基礎發生的變化，中產階級財富和地位的上升成為歷史事實，普通人心態也在經歷著轉變。

書籍的廣泛流傳、報紙的繁榮發展、與文化有關的娛樂設施的廣受歡迎等種種因素的刺激和鼓勵下，到18世紀末，對自然的研究成為人們認識的基礎，它逐漸被視為真實可信之物，緩慢地代替了神學的地位，成為一切確定事物的源泉。

可以說，這個時期是現代科學信仰逐漸確立的時代，科學成為無論新舊的精英團體之知識生活中的中心角色。而這個時期英國各地廣泛興起的科學文化活動正是這一理念的體現。

總體而言，中產階級從接受貴族文化的影響開始，通過學習仿效的方式逐步發展出自身的文化特性，在潛移默化中推動著社會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前進。

科學作為貴族文化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蘊含的文雅特性正是整個過程中的關鍵因素。

貴族娛樂活動

無論是從傳統史學層面的政治經濟角度還是新文化史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角度來說，倫敦都毫無疑問是英國最重要的城市，在所有英國人的心目中佔據極其特殊的地位。

倫敦城內發達的科學文化事業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英國社會的縮影。因此，通過對喬治王朝時期倫敦科學地圖的勾勒，有助於更加清晰地認識當時人從事的科學事業所承載的文化理念，從而對參與者的目的以及活動收到的效果進行更符合歷史現實的理解和闡釋，並從新的視角切入為當今中國的城市文化建設、社會風氣形成以及中產階級文化的形塑提供思路。

二、貴族階層的文化傳統與科學活動的文化價值

在英國，追求知識的源頭要追溯到相當早的時期。並不是新興中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後人們才開始重視科學、關注知識，相反，英國貴族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段內一直代表著知識與文化，紳士—學者綜合體的理想伴隨著貴族形象的發展，始終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要求和期待。

貴族將科學看成一種更廣闊範圍的文化的表達，對自然界客觀知識探索帶來的智力的挑戰及附帶的經濟價值並不位於他們關注的中心，一系列社會文化意義，包括身份地位的鞏固，文雅文化的體現以及閒暇生活的象徵，才是貴族進行學習的動力。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將科學稱為&34;，這個評價極好地回答了英國貴族心目中&34;的問題。

貴族的繪畫藝術

早在16、17世紀，最上層的人們已經一種趨勢，那就是把貴族跟學者的形象相互結合起來。都澤與斯圖亞特時代的社會評論家時常援引希臘羅馬的文化模式，認為貴族的文雅生活與學術追求有著共同的基礎。

1555年《紳士的慣例》（The Institucion of a Gentleman）一書聲稱，貴族的理念來源於古代有學問的階級。一些人認為，理想中的紳士最典型的特徵就是他的正直和獨立，他不渴望也不依賴於任何外在於自身的事物，而哲學家在這個方面是與其相通的，他同樣只在自己的思想中確立自身價值。

因此17世紀早期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英國譯者這樣寫道：&34;

深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影響的16世紀英國人文主義作家如託馬斯·莫爾（Thomas More）、託馬斯·埃利奧特（Thomas Elyot）等人都認為：學習對於擁有紳士頭銜的人來說是適宜的，紳士需要通過學習獲得履行對國王和國家盡責的能力，只有這樣做才能無愧於自己的身份。

對義大利人斯特凡諾·圭亞佐（Stefano Guazzo）的《公民談話》（Civile Conversation）的翻譯對此種理想做了最有力的表述。其他層面來說，不僅在追求知識的事業對貴族來說是適合的，哲學家還有學者的身份也需要依賴於貴族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

羅伯特·波義爾（Robert Boyle）在1661年第一次提出，約瑟夫·普利斯特裡（Joseph Priestley）在1774年再次重複的一個觀點就是：&34;

換而言之，只有錢包滿滿的貴族才有資格和能力進行哲學思考和科學研究，並且應當著重強調這種活動的業餘性質。培根寫道：&34;

&34;，說明這個人有進行與金錢利潤無關的思考的閒暇；&34;，這就代表不用為了生活操勞，不用依靠其他人。這樣的機會只有在社會頂層的人才具備。

貴族的形象

與貴族應當推崇學問的觀念相輔相成的是實踐中貴族的行為。大約自都鐸時代開始，政治改革的進行促進了追求知識和學術的觀念的傳播，出身不決定仕途，荒廢學習的貴族也很有可能會丟掉參加政治的契機，這就很大提升了貴族對知識和文化的重視程度。

1580-1640年間進入牛津和劍橋大學的新生中貴族的比例一直在上升。16世紀初的英國大學還被看做&34;，到了17世紀早期情況已經有了變化，研究者柯蒂斯（Curtis）認為，&34;。

雖然在16和17世紀的英國大學中神學因素並未消失，但毫無疑問的是英國貴族在高等教育建立和近代化的過程中的影響力開始增加。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他研究英國貴族的專著中指出，他們（英國貴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文思想的影響，從而實現了&34;。

1614年一名紳士為了將自己的兒子送往牛津聖約翰學院，在寫給院長的信中說，&34;儘管這只是個案，但是在英國貴族集團內部，學術和知識盛行的現象可見一斑。

隨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在英國的全面展開，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的財富的積累以及階級觀念的鬆動使得階級之間流動性的相對增加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現象。

富裕的中產階級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努力向上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必將與上層社會發生聯繫，科學在這個層面上成為了中產階級改繪整個社會文化地圖的鑰匙，其本身的某種特性成為中產階級獲得正統性、地位得以提升的基礎和渠道。

貴族的形象

儘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科學都是由貴族所壟斷的事業，但在這種貴族文化和理想中，參與科學的人更多涉及的是一般的、綜合意義上的文化，而不是艱苦晦澀的專門學科。

自啟蒙時代以來，英國社會中就一直有一種將自然知識和科學視為總體文化一部分的觀點存在。路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Lewis Bernstein Namier）看到：&34;

正因為科學是有閒階級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與理念的體現，它因此被提倡者巧妙地與先進的文化、進步的追求以及向上的動力混淆起來，成為中產階級提升地位的工具。

通過科學，中產階級尋找實現自己的目標、即進入文化領域的通道。作為總體文化的科學的觀念，顯著體現在了很多地方中產階級科學學會的出現和發展中。維多利亞時期&34;精神的傳道者斯米爾斯認為，這種科學學會&34;

它們代表了新興工業化城鎮中的中產階級在文化表達上的努力和嘗試。託馬斯·亨利在1781年曼徹斯特文學和哲學學會建立時發表的論文《一般而言文學和哲學學會的優勢》（On the Advantages of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in General）中不僅強調了科學對製造業發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中產階級來說，自由的自然哲學能夠給他們帶來益處，&34;

同時他引用愛迪生的觀點，認為學習能夠帶給紳士&34;。經濟上取得成功的中產階級在文化上也開始要求領導權，而這一切都是在追求總體科學和文化的名義下進行的。

貴族階級形象

即使到了維多利亞時代，認為科學是一種有文化的紳士應當在業餘時間加以研究的有益愛好的觀點依然在社會上十分流行。

1846年，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認為，科學的定義使得它對於商人和貴族來說同樣合適。他寫道，&34;

參與科學的體驗能夠為中產階級&34;

貴族階級的教育和對科學的培養對商人來說妙處無窮，&34;

而這一切對科學的宣傳和對自我的誇耀背後都隱含著上升期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心態：他們對科學事業不懈追求，對貴族文化巧妙借用，從而對其背後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理想自覺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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