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文人的兩面性，很多人會想到「偽善」二字。確實中國歷代文人中不乏有辱斯文之徒，可偽善的又何止文人。
歷史上很多所謂「偽善」文人，細究其一生都是在私慾和道德之間糾結和鬥爭，並不能簡單地判斷為虛偽，只能說是本能與理性之間的博弈。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裡的「偽」並非是「假」而是「人為」，意為善良是後天修煉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偽善」並不含有貶低之意。
這裡要談的「兩面性」卻不是道德之表裡，而是中國文人現實與精神的兩面性。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是因一篇《諫迎佛骨表》而成為「反佛」的倡導者，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更把佛教稱為「魔教」。
中唐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宰相李德裕是會昌滅佛的鼓動和支持者，使得唐武宗滅佛成為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運動」之一。
但是韓愈、歐陽修私底下與佛教名僧頗有往來，李德裕在會昌滅佛之前官居潤州刺史時，還出資修建了鎮江甘露寺。後來司馬光等文學家，政治家也有類似矛盾的行為。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兩面性」：
歷史上，儒家與佛道之爭絕不僅僅是學術上存在分歧，而是涉及到現實的政治走向和國家政策。
即使經過長期的交涉與互動後，佛道兩家雖然接納了儒家入世的精神，但是核心依舊是出世與解放。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國歷史上宗教氛圍過於濃重的時期，往往為治國埋下一些隱患，所以文人政治家「滅佛」是從現實政治角度考慮的。
但每一個文人心中都存在著烏託邦式的精神世界，文人的氣節和傲骨讓他們對現實既厭惡，又有種無可奈何的脫力感。
佛道兩家的出世的情懷恰好滿足了中國文人遁隱的精神追求，是現實或政治失意後的最佳的精神庇護所，因此歷代大儒們非常樂意與佛道中人往來交遊。
儒家的入世和佛道的超脫可以幫助他們應對人生中的種種變故，但是三者並非互補，而是相互獨立的存在。
孔子和老子在各自的思想領域中已經獲得了相對圓滿的修煉，確實不需要再刻意吸收他人思想來補充自己的學說。
但是後世很多學者無法達到這樣的境界，完全吃透某家思想，因此需要借鑑別家作為自己的補充。
儒家追求的是在這大千世界有所作為，但是「殺身成仁」的精神面對無奈的現實時，如果精神無法得到慰藉和庇護，容易耗盡心力而無以為繼。
可單純提倡超塵出世，境界是到了，卻又少了幾分煙火氣，反倒又難以落到實處。在出世和入世之間，如何平衡心態，找到自我，是所有古代文人畢生都在研習的一大命題。
中國文人身上呈現出的政治務實和精神超脫，便是中國文人的身在廟堂又心繫江湖的兩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