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要求高校破除論文「SCI至上」的現象，樹立正確的評價導向。類似的現象在我國人文社科領域也不同程度存在，即對國際期刊「SSCI至上」。一是在大多數高校的科研獎勵中，發表SSCI論文的獎金遠高於中國期刊論文；二是在學術評價中，SSCI論文的權重遠大於中國絕大多數期刊論文，往往只有中國的權威期刊（一個學科通常只有一個權威期刊）才能相媲美；三是在職稱評定中，發表SSCI論文具有極大優勢，甚至一些在境外剛剛畢業的博士因發表了多篇SSCI論文就被名校聘為教授、博導。
在中國臺灣地區的高校，由於在學術評價機制中過度推崇SSCI論文，以至於「SSCI至上」已成為科研文化的一部分。「SSCI至上」的學術文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不良影響，早在2014年就被臺灣學者形象地稱為「SSCI症候群」（SSCI syndrome）。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大陸地區的高校在許多方面產生了同樣的病症。不僅一流大學的人文社科學者前僕後繼爭相在SSCI期刊上發文，而且二、三流大學也加大獎勵力度，以刺激更多的教師爭取在國際期刊上露臉。對此現象，我們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警惕。
辯證地看待SSCI在學術評價中的作用
中國高校為何如此重視SSCI論文，從大的方面來看，主要包括兩點：一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的理想追求。自20世紀末、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政治經濟不斷發展、國家不斷走向世界，要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走出去，加強與國際接軌。如何「走出去」「與國際接軌」，發表SSCI論文無疑是重要途徑和表現。二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現實需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既是國家長遠發展的一大重要戰略，也是中國大學自身向上發展的動力。到底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但有一個簡單的指標，即在世界各大排行榜的排位。排名靠前的，往往被認為是一流的、領先的。而在世界大學排行榜的指標中，論文發表是評價的核心。而衡量人文社科發表，又以SSCI發表為重，國內發表處於次要的地位。
應該說，自21世紀初SSCI引入中國學界以來，中國人文社科的國際化進程有了極大的推進。我們的一些研究成果開始具備一種國際性的視野，並逐漸擺脫了過往的封閉狀態而融入國際學術話語體系之中。一個具體的表現是，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出現了越來越多中國大陸學者的面孔。這當中少數卓有建樹的學者甚至獲得國際性的學術獎。隨著這批學者在國際學界嶄露頭角，他們亦將中國的學術觀點和視角推向全球。誠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言，用英文寫作可以使論文獲得更加廣泛的讀者群體，有利於作者參與國際討論，有利於影響西方的學術界，進而為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獲得話語權。此外，SSCI作為一種相對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國際性評價標準，它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我們在學術評價中常有的論資排輩、人情關係現象，使得一批年輕學者脫穎而出。當然，得益於中國學者大量發表的SSCI論文（當然還包括體量更大的SCI論文），中國大學的排名無論在世界哪個排行榜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然而，過度重視SSCI的評價功能，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綜合來看，主要包括：一是過分倚重SSCI作為人文社科成果的評價指標，容易使中國學術陷入自我矮化的困境。因為我們不能將學術的政策與方向、審核與取捨，交由西方學界來操作和評定；二是將SSCI作為人文社科評價標準不利於學術創新，這會導致「西方學界對什麼可能感興趣，我們就研究什麼」，而不利於真正創造性工作的展開。三是將SSCI作為評價標準，會造成教師對教學投入的減少。對於英語為非母語的學者來說，發表SSCI論文（SSCI期刊大多為英文期刊）無疑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難、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一個人時間與精力固定的情況下，自然會減少對教學的投入。
此外，隨著大學科研非學術影響評估的興起，世界各國政府對科研成果的評價不僅限於論文發表的數量、所在期刊檔次、影響因子等（即學術影響力），而且強調科研成果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的現實影響力。借用西方的術語來說，即是「社會有用性」（social usefulness）或「社會適切性」（social relevance）。從這個角度上，中國人文社科學者發表的大部分SSCI論文並沒有給所處地區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有效幫助。相反，由於語言的隔閡，國際發表反而阻礙中國民眾對相關知識與信息的獲取。這顯然不是科學研究的初衷，也有悖於中國當下所提倡的「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曾指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是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這一個「長」字，就突出了一所大學的命運應該與其所在的國家榮辱聯繫在一起。
SSCI症候群的化解
首先，提升我國期刊的辦刊水準與質量。需要承認，現在不少期刊，甚至包括部分核心期刊，存在審稿不嚴、選文不規範的現象。同時，在中國人情社會中，論文發表背後還存在各種「跑關係」「走後門」等不正當行為。諸如此類的現象，難免不讓人產生國際期刊/論文質量高，我國期刊/論文質量低的印象，進而驅使一些學者走向國際發表之路。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國期刊應借鑑國際成熟的辦刊經驗，組建專業的刊物管理隊伍與評審專家庫、嚴格審稿、規範選文、嚴格執行匿名審稿制度，堅決杜絕人情稿；進一步擴大優秀中文稿源，面向海外華人學者、港澳臺學者徵稿。
其次，完善學術評價體系。一方面，對海內外期刊一視同仁。鑑於我國越來越多學者畢業於海外名校，他們或許已經習慣了西方學術範式，並且已經克服了語言的障礙，他們發表SSCI論文自然無可非議。但是，對於一項研究評價的重點應是其創新水平，而不應以論文發表載體作為唯一評價依據。換言之，在學術評價中，不應過度拔高SSCI期刊的地位與權重。另一方面，改革我國期刊分級制度。目前在高校普遍存在著期刊分級制度，如權威期刊、一級期刊、二級期刊等。問題是，在這種劃分體系中，權威期刊通常只有一種，而在不少高校的職稱評定中往往需要有權威論文發表。這種情況導致不少教師在權威期刊發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轉而投向國際發表（在許多高校一篇SSCI等同於一篇國內權威論文，而SSCI期刊選擇餘地大得多）。一種較為合理的做法是，一視同仁對待我國CSSCI來源期刊，不再劃分等級，因為它們已經是精挑細選的期刊了。
最後，平衡國際發表和國內發表。鑑於世界各國的學術評價日益兼顧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因而一個中國學者純粹用外語發表，是不利於其成果在中國產生社會影響力的。當前，已經存在這樣一批學者，他們在國際上發表了不少論文，具有一定的國際能見度，但大部分中國學者對此人知之甚少，更遑論其學術成果對中國現實產生了任何積極影響。對於這種現象，臺灣學者稱之為「全球出版vs地方消失」（publish globally vs perish locally）。誠然，科學研究沒有國界，但研究者有祖國，尤其人文社科研究者，還肩負社會責任，如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啟迪民智、文化引領等。因而，在職稱評定、各種獎項申報過程中，應適當限定外語論文的比例。
當然，化解SSCI至上症候群的辦法遠不止上文提到的三點，筆者想著重強調的是：一、一項研究成果的評價核心是其創新水平與社會價值，不能簡單地「以刊評文」；二、人文社科研究的國際化，絕不是簡單的SSCI化，而是立足中國大地做出的具有世界影響的研究成果，努力實現「那時候，中國學術之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目標。
（作者：劉愛生，系浙江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