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韓戰裡，英國和美國是一夥的，不光跟著一起吆喝，還擼起袖管親自下場，派兵參戰，看上去妥妥地美國小跟班。
但英國作為一個曾長期掌控世界的老牌帝國，就真的對美國俯首帖耳嗎？
英國在朝鮮戰場的所作所為，其實不像事情表面看來那麼簡單，英國沒有那麼聽話，英美之間也有著矛盾。
大致來捋一捋。
英國曾在1902年和日本籤訂同盟條約，那時候大清還在，雖然20多年後兩國就不再結盟了，但英國並沒有染指朝鮮半島的興趣，它在朝鮮的經濟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
1935年到1939年，英國對朝鮮出口總額不過156000英鎊，進口總額更加寒蟬，連1萬英鎊都不到，朝鮮對英國並沒有啥吸引力。
英國在亞洲也不是沒有利益，不過東南亞才是它傳統的勢力範圍，至於東北亞的朝鮮，英國人自己說：英國對朝鮮的未來沒有任何興趣。
這就是英國對朝鮮所持的基本態度了，此後在那裡發生的事，這都是英國辦事的準則。
韓戰中，英國的態度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有限度地支持美國。
英國在朝鮮沒有多少直接利益，但它在東南亞有，支持美國，可以換來美國對英國東南亞戰略利益支持的交換。
當時英美關係還因為中東、巴勒斯坦等問題受到破壞，在朝鮮問題上支持美國，可以修補英美關係。
之所以是有限度，因為英國也擔心韓戰演變成和蘇聯的一場全面戰爭，二戰讓英國國力大損，急需時間回血，萬一和蘇聯鬧翻，絕難抵擋蘇軍的鋼鐵洪流。
其次英國國內也不支持對朝鮮用兵，韓國的李承晚在英國的人設不咋地，許多英國官員認為「李承晚是沒有道德的人和極端右翼分子。」
然後還有與中國的關係。
英國早在1950年就已承認了新中國政府，它在中國的投資達到2.5億英鎊，比在朝鮮多得多得多。朝鮮向來與中國關係密切，萬一戰爭擴大牽扯到中國，它這些投資會不會打水漂，英國要掂量掂量。
況且，還有香港這張牌——要知道世界早已不是鴉片戰爭時的模樣。
當時英國執政的是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和外交大臣貝文等商量後，決定在聯合國支持美國，前提條件是行動應當局限在朝鮮本土。
這裡面也有英國自己的政治考量，這是來自二戰時期的教訓。
英法對德國的綏靖政策大家都知道，結果玩大了，法國把自己搭了進去，英國也被打成了殘血。
英國算是怕了，它怕這個情況再次出現，北朝鮮背後的蘇聯是比當初的德國更強大的對手。
所以英國還是派兵了，英國防務委員會同英軍參謀長會議討論後決定，派出大英國協第一縱隊入朝，包括兩個步兵旅、一個裝甲團、一個半炮兵團、一個半工兵團。
至此，英國半推半就地直接捲入了戰爭。
第二個階段是英國支持了美國跨過三八線作戰的決議。
起初，英國是很謹慎的，他們不同於美國，英國的願望是戰爭規模越小越好，而且要防止把戰場擴大到中國。最好是見好就收，把北朝鮮軍隊趕回三八線北面了事，同時英國還在不斷進行外交斡旋，試圖說服蘇聯讓北朝鮮退兵。
不搞定蘇聯，難以儘早結束戰爭，英國早就意識到了這點，但美國對此並不積極，英國決定單獨行動，指示駐蘇聯大使凱利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進行接觸。
兩人會談後，葛羅米柯沒有明確表態，艾德禮又指示凱利進一步試探。
當時朝鮮人民軍正在高歌猛進，看上去很快能佔領整個半島，史達林採用了拖字訣，始終沒有給出實質性回應。
這其實問題也不大，只要蘇聯和中國不直接出兵，美英的實力能輕鬆擊敗北朝鮮。
為了安撫中國，英國還拿出了具體行動，9月份聯合國討論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英國投了贊成票，這算是相當難得。
即使如此，英國內閣仍然不希望朝鮮戰事擴大或延長，他們一直在尋求通過外交斡旋，說服蘇聯合作，儘早結束戰爭，這點與美國是截然不同的。
仁川登陸後，朝鮮戰局逆轉，形勢變得對英國的斡旋有利，凱利繼續努力，想要說服蘇聯發揮影響力，讓北朝鮮軍隊後撤，恢復戰前局面。
而這時美軍已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麥克阿瑟堅持越過三八線佔領全朝鮮，這與英國的目標相違背。
這個問題上，英國分成了兩派，有意思的是代表軍方的英軍參謀長會議堅持反對，代表政府的內閣卻支持美軍的行動。
這是個判斷問題，英國軍方的推測是，一旦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出兵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英國政府認為，英軍已捲入了韓戰，不能半途而廢，如果美國決定要越過三八線，英國只好跟隨。況且按照現在的推進速度，即使中國有心出兵幹預也來不及準備，戰爭將很快結束，這與麥克阿瑟「聖誕節前讓小夥子們回家」的意思如出一轍。
英國最後還是投了贊成票，不過他們還是「貼心」地安慰中國，通過尼赫魯告訴中國不要擔心，跨過三八線不會威脅到中國邊境。
看來，周總理在1950年10月3日的聲明：如果「聯合國軍」跨過38度線，中國一定會幹涉。只有英國軍方聽進去了。
實際上，這時候通過宣傳，英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率上升到了69%，這也是因為戰事順利所導致，工黨不必擔心北進會影響自己支持率。
第三階段是英國政策發生變化的階段。
事與願違，志願軍入朝作戰後，局勢再次反轉，丟盔棄甲的成了「聯合國軍」。但麥克阿瑟並不死心，他還在調集兵力尋求反攻，英國這時候已經清醒過來，始終在致力建立非軍事緩衝區，作為談判的基礎。
麥克阿瑟的大反攻失敗後，聯合國軍向南方敗退，杜魯門也急了眼，他在1950年11月3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對中國進行了公開的核威脅。
這實際是政客的核訛詐，它沒嚇到中國，卻嚇壞了英國，因為杜魯門事先並沒和英國打招呼。
艾德禮第二天就緊急飛往華盛頓，與杜魯門進行了4天的高級會談。
談個原子彈問題用不了這麼久，事實上杜魯門很快就向艾德禮交底了，真要使用核武器，不會不向英國等盟國打招呼，那個講話只是想忽悠一下中國。
艾德禮也是另有目的，他反覆提醒杜魯門，西方國家防禦的重點仍然是歐洲，他認為美國不應在遠東捲入過深，這樣很容易在歐洲受到攻擊。
艾德禮力勸美國同中國尋求最終解決方案，這西方國家就能夠集中精力搞好歐洲防禦。
從結果看，艾德禮沒有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還是產生了一些影響。
杜魯門算盤打得啪啪響，一直想利用國民黨來攻擊大陸，甚至還設想過封鎖中國沿海，並對一些地方進行突襲。
這樣瘋狂的念頭遭到艾德禮強烈反對，他提醒美國：
如果要同中國進行一場有限戰爭而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同意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不僅不會推動朝鮮問題的最終解決，反而有可能把一場有限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一旦美國採取了這些行動，聯合國對美國在朝鮮行動的支持這件合法外衣將徹底消失。
艾德禮返回倫敦後，把這作為自己的功績向內閣吹噓，他的提醒發揮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美國後來確實沒有那麼幹是事實。
這個時期，隨著戰事吃緊，英國國內民意發生變化，反戰情緒再次高漲，民眾對戰爭的支持率越來越低，工黨也收回了對內閣參戰的支持。
並且，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打算是把雙刃劍，這會把英國的在華利益也搭進去，中英貿易會被迫中斷，何況還有中國收復香港的可能。
英國的政策從支持美國變為尋求與中國的和解，1950年11月29日，第二次戰役還沒結束，英國駐美大使福蘭克就接到倫敦指令：在沒有經過內閣充分討論之前，英國不能支持美國任何反對中國的行動。
第四階段是英國從支持美國轉變為反對美國。
這裡面有國際國內兩個原因。
英國起初的本意就是進行一場有限戰爭，同時不能對付中國。現在中國出兵了，麥克阿瑟還在一意孤行，叫囂「一旦美國的軍事行動擴大至中國沿海及內陸地區，中國軍隊將不堪一擊。」，還要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和海上封鎖，這嚴重超過英國底線，損害英國利益，英國當然要表示反對。
不久後麥克阿瑟被免職，但美國還在繼續冒險政策，1951年5月18日，在美國提議下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對中國和朝鮮實行禁運。
禁運禁運，禁的也是英國在亞洲的利益，禁的是英國的國運。打來打去把自己利益打沒了，這個決議直接促使英國要與美國分道揚鑣。
在國內，反戰情緒越來越高，加上1951年是英國大選年，工黨的朝鮮政策成為保守黨口誅筆伐的對象，保守黨領袖邱吉爾指責艾德禮「非但沒有創造一個進步而和平的世界,反而將英國拖入了戰爭」。
這事實和1952年的美國大選如出一轍，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也是以反戰為賣點，攻擊民主黨人杜魯門的朝鮮政策，並許諾當選後儘快結束戰爭。
內外交困下，工黨焦頭爛額，重臣比萬辭職，黨內分裂。艾德禮不得不宣布改變政策「僅憑武力不能維護和平」，「首要目標是挽救和平。」
即便如此，艾德禮也沒能阻止工黨落敗，保守黨執政，邱吉爾上臺。自然要兌現競選時的承諾，開展一系列努力，積極推動朝鮮停戰。英國與美國面和心不和，在戰俘問題上與美國政策相左，急於促成政治解決方案。
英國不僅不支持美國在1951年8月17日提出的15國提案，還聯合其他三國拿出一個「四國提案」，內容與美國相反，針鋒相對。
到這時期，邱吉爾政府已急於擺脫戰爭，並不惜就政治會議等問題在聯合國公開爭吵了。
英國在韓戰中的表現很生動，它與美國總體戰略目標相同，都是為了遏制蘇聯，保護亞洲利益和自身安全。
二戰以後，英國已不再具有一流實力，因此只能選擇與美國結盟。但它的自身利益又和盟友有不少差異之處，並不完全和美國同步，這決定了英國的表現。
英國可以說從建國起就卷進了國際事務當中，並自認為充當著世界舞臺上主角。它本國的利益常常是通過國際舞臺上的角逐而實現的。
所以，英國是一個長期在國際外交活動中的優秀外交能手。西方國家都有這個傳統，英國尤甚，要是缺了國際外交，英國恐怕也不是我們熟悉的英國了。
即便二戰後英國不復日不落帝國的榮光，它的外交仍有聲有色。在韓戰中，英國外交的總趨勢是在被動中求主動，從不放棄表現的任何機會。
對國際事務的捲入，在英國政治生活中已成「家常便飯」，積累了豐富的、嫻熟的談判技巧。
就像人們常說的——英國出外交家。
那麼說來說去，除了能了解到英美在韓戰時期的矛盾，這些事兒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呢。
古語說「讀史可以明智」，怎麼明智法，在於歷史對當下有現實意義。
拿英國的表現來說，它有助於我們了解到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的演變。
英國和美國，雖說都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的國家，祖上都是同一個親戚，又是同一個文化圈，想來也應該是親兄弟不分彼此。
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英美最多算個表兄弟，並且矛盾也鬧得不少。
美國歷史上曾兩次和英國發生戰爭，始終互為假想敵。之後關係親密起來是因為1871年德國崛起之後，這是因為趨同的地緣及利益，需要它們結成同盟挫敗亞歐大陸國家的崛起。
一戰和二戰裡，兩國都參與了阻止德國統一歐洲的企圖。
二戰後英國國力下降，獨立難支，原先的地位不再，不得已與美國結成特殊關係。
一戰二戰以後美國需要在歐洲尋找一個盟友來平衡歐洲和美洲之間的關係，自認為獨立於歐洲以外又和美國關係不錯的英國自然成了最佳人選。
於是兩者一拍即合，構成了同盟的基礎。
但是同盟關係再好，也不可能好到沒有任何矛盾，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永遠是第一位的。
韓戰已經說過了，緊接其後，50年代還發生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這次是英國和法國出兵，英法認為美國會和他們站在一起。出乎意料的是，美國要求的是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非常現實地選擇了支持埃及。美國與蘇聯一起向英法施壓，順帶假借蘇聯之手，徹底埋葬了舊的大英帝國，迎來自己的新世界。
美國一家獨大，英國也心灰意冷，決定回歸歐洲，兩國關係遂淡化。
在越南戰爭時期，英國更是採取了與美國相悖的脫離政策，以種種理由拒絕了美國的出兵要求。哪怕臘斯克請求英國只需派出一個蘇格蘭高地警衛團，英國還是堅定地拒絕了美國的要求。
兩國領導人甘迺迪和威爾遜彼此互不信任，對英美關係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有學者形容為：幾乎忘記了友誼的、關係受到削弱的貧瘠年代。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在全球多極化的趨勢中，美國意識到自己一定要有一個可靠的同盟，英美關係又轉暖。
所以，與其說關係有多鐵，不如說利益有多一致。
從這些方面來看，英美關係也不是想像的那麼鐵，這正是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準則，還是那句老話：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並非僅僅英美，從我們熟悉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身上，也能看得出來。
韓戰時期，印度在國際上的態度是支持中國，反對美國的，因為美國當時支持的是巴基斯坦，打壓印度。相反，巴基斯坦拿的是美國好處，當時它緊隨美國腳步，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等問題上，巴基斯坦投的都是反對票，中巴關係因此十分冷淡。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弱國無外交」這句話。脫離國家現實空談外交，如同隔靴搔癢，但弱國恰恰更需要外交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有。
能讓強國站在己方立場替己說話，弱國也能活的不錯，最經典的可能是奧地利在17世紀的「逆轉同盟」，戰鬥力 拉胯 的奧地利面對強悍的普魯士，通過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外交讓歐陸的幾乎所有強國成為了普魯士的敵人，讓普魯士在七年戰爭裡遭到圍攻。
在當代，以色列也是弱國外交的例子，反面例子則是剛吃了敗仗的亞美尼亞。
最後，這些事兒無一例外都告訴我們，經濟實力決定政治地位。二戰後的經濟狀況成為英國外交政策的羈絆，它不得不時刻考量和美國的關係。
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獨立，是其國際地位的保證。只有經濟強盛，才能在國際上發聲，才能在國際上擁有與之相稱的政治地位。
正如英國的表現，看似牢不可破的英美同盟也未必是鐵板一塊，國家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是一成不變的，什麼時候適用什麼樣的策略始終在動態變化中。
不過有一條是不變的：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定要強大，沒有道理可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