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松 劉金源，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婚姻家庭作為一種制度性的約定和安排，對社會轉型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為世界上最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近代英國的婚姻生活發生了重要變化，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成為一種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貴族與商人的聯姻，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商主義與貴族精神相結合的產物。這種較為時髦的婚姻模式，為我們認識近代英國社會生活變遷提供了一扇窗口。
貴族與商人婚姻觀念的變化
首先，經濟利益的考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貴族婚姻觀念的轉變，從富有商人階層中挑選配偶成為貴族子弟的又一選擇。長期以來，英國貴族的「婚姻伴侶一般在一個很狹窄的社會範圍內選擇」。貴族在安排婚姻時，更注重與爵位繼承人聯姻，並表現出輕視工商業者的態度。16—18世紀期間，由於大量財富用於建造豪宅、舉辦宴會等事務，部分貴族在經濟上陷入危機。對財富的追求，促使貴族改變了階層內部通婚的觀念，力圖與富商聯姻。當社會上層將金錢視為婚姻的主要目標時，貴族婚姻觀裡的等級制因素逐漸弱化，富商成為貴族主要的擇偶對象。
其次，「向上流社會看齊」的價值取向促使商人尋求與貴族階層通婚。近代早期，雖然商人經濟力量不斷增強，但就社會地位而言，貴族憑藉高貴的血統和特權仍然處在社會上層，並主導著主流社會價值觀。為提高社會地位，商人逐漸調整自身的擇偶觀念。以往，商人婚姻多以發展商貿關係為目標，配偶大都來自商界內部。但隨著對權勢的渴望，商人開始謀求與貴族和鄉紳通婚。正如法國史學家保爾·芒圖所說：「當血統貴族力求通過商業致富時，商業貴族則想獲得權力和威望。」在當時的英國，除了通過置辦土地房產、購買爵位晉升貴族行列外，與爵位繼承人聯姻成為商人進入貴族階層的一種捷徑。
貴族與商人聯姻的實現，同樣也得益於17—18世紀婚姻決策權逐步從父母向子女的轉變。17世紀前，英國上層社會的主流婚姻觀認為，子女配偶的選擇應由父母、親屬等「友人」決定，擇偶標準則以家族政治和經濟利益為主。由此，婚姻的等級限制非常嚴格，子女幾乎沒有選擇權。但17世紀後，婚姻決策權逐漸從父母向子女方面轉移。1645年，達德利·諾斯勳爵指出：「父母應讓子女完全自由處理他們的婚姻大事。」與此同時，擇偶標準也趨於多樣化。當時社會中上層男子在擇偶時，認為完美的妻子應該「文明、富有、年輕、聰明、優美並且具有高貴的容貌」。而且，婚姻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觀點也日益受到重視。
貴族與商人聯姻現象的演進
事實上，作為社會上層的貴族與社會中層的商人，這兩大階層之間的聯姻存在於近代英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段。早在16世紀，貴族就利用與商人結親的方式獲取財富。1591年，出於對豐厚嫁妝的渴望，斯塔福德勳爵寫信懇請伯利勳爵運用其影響力，去敦促「一個富有市民，把其女繼承人嫁給他的兒子」。縱觀整個16世紀，雖然貴族與商人存在部分通婚現象，但英國貴族依然有著較強的門第觀念，男女婚嫁講究門當戶對，貴族與商人的聯姻並不普遍。
17世紀後，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日益增加。1646年，基於財富因素的考慮，伯克利伯爵娶了東印度公司商人約翰·馬森伯德的女兒伊莉莎白為妻。1669年，貴族威廉·溫德姆與富商約瑟夫·艾什的長女成婚。17世紀20年代，一部分商業巨頭也力圖通過聯姻來實現向上層社會流動。威廉·科凱恩成為大商人後，為躋身上流社會，將其五個女兒分別嫁給了三個伯爵、一個子爵和一個男爵。在科凱恩去世後，因為繼承了大筆財產，其寡妻得以嫁給身份更高的多弗伯爵，成為貴族家庭中的一員。可見，在17世紀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的情況下，貴族與商人的聯姻並未中斷。
1688年光榮革命後，貴族的政治權勢不斷增強，但與商人的聯姻依然延續下來。1695年，貝德福公爵家族的塔維斯託克侯爵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兒伊莉莎白·霍蘭德為妻，憑藉妻子帶來的巨額嫁妝，公爵家族的地產大為擴充。1702年，被債務纏身的沃寧頓伯爵專派兩位代理人為其尋找合適的配偶，最後伯爵娶了倫敦富商的愛女瑪麗·奧德伯裡。成婚後，伯爵就用其夫人的4萬鎊嫁妝還清了債務。貴族還利用富商的財富來擴充地產。18世紀是貴族的時代，但貴族越來越傾向於在商人子女中選擇配偶，貴族與商人的聯姻現象日漸普遍。
聯姻推動英國社會轉型
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推動了近代重商主義的傳播。在近代早期的英國，農業經濟仍佔據主導地位。但隨著貴族與商人的聯姻，通過商業貿易來「合理謀利」的精神在社會進一步傳播開來。在對商業利潤的追求中，起先鋒作用的正是一些新貴族。除鼓勵長子以外的孩子進入商業領域外，一些貴族也利用與商人的姻親關係涉足商業活動。貴族及其子女在工商業領域的活動推動了商業的發展，重商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
貴族與商人的聯姻，促進了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壯大了中間階層的力量。近代早期，英國各社會分層之間存在著由婚姻關係、家族親屬關係、睦鄰朋友關係、庇護與服從關係構成的溝通管道。通過這些「升降梯」，社會各階層不斷地分化與融合。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是典型的垂直流動。通過聯姻，商人為自己在上流社會獲得一席之地，也使自己的活動範圍和影響力不斷增長，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為英國從貴族社會向市民社會過渡提供了前提。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婚姻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其發展演變對於社會變遷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16—18世紀的英國，貴族與商人之間的聯姻，使兩個不同階層得以充分接觸與交流，促使原本相對靜態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貴族與商人之間的聯姻，推動著英國經濟倫理、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英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05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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