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蝸居祠堂到現代化標準學校 雲南一村小折射70年教育變遷

2020-12-15 央視網

陡紅小學新貌。(資料圖片)

上世紀80年代的陡紅小學。戴興堂 攝

陡紅小學六年級(1)班學生在上科學課。 戴龍飛 攝

  本期關注

  農村教育發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雲南省會澤縣陡紅村陡紅小學開始了自己的進化史。從主要靠族人出資,到全體村民自籌資金,再到政府全面出資,陡紅小學也從蝸居祠堂,慢慢蛻變為一所擁有數棟樓房、操場、教學設備齊全的現代化標準學校。

  「克繩祖武」、掙工分、勤工儉學、募捐集資、掃盲、兩免一補、營養改善計劃、「985」……70年裡,陡紅小學與共和國一起成長,陡紅小學身上的每個歷史名詞,都是共和國教育發展宏大歷史的投射。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陽的光輝,從陡紅小學的「三級跳」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新中國教育發展的生動實踐和蓬勃脈動。

  1946年,雲南省會澤縣陡紅村老支書楊安甫當時7歲,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紀。「雨碌中心國立學校」就在家門口,上學只需步行幾分鐘。每天,楊安甫先要過一道校門,再進一道掛著「克繩祖武」牌匾的拱門,才能到達學堂。

  「當時學的是《三字經》《百家姓》,也學點兒算術。1949年解放後,有了歷史、地理、語文,還有音樂。」談起往事,今年80歲的楊安甫有點兒激動,甚至還哼起了《黃河大合唱》的旋律。

  70多年過去了,楊安甫看著陡紅小學一步步從一間祠堂變成如今擁有一棟3層教學樓,一棟3層教師宿舍樓,一棟兩層食堂,籃球場、廁所完備,計算機室、科學教室、音樂教室等六大功能室齊全的學校。而且,孩子們每天可以吃上有肉有菜的營養餐,不用花一分錢。

  從祠堂裡生長出來的學校

  說起戴姓祠堂,退休教師戴普潤打開了話匣子。他在陡紅村出生,在陡紅小學完成了小學學業,畢業後又回到了陡紅小學擔任教師、校長長達31年。

  「陡紅村幾乎全部是我們戴姓族人。戴姓族人很有眼光,為了給家族培養更多的讀書人,1912年家族出資聘請了宣威西澤人王永吉,在家族的祠堂中開辦學堂,學生主要是戴家子孫。」戴普潤說。

  1954年,戴普潤7歲,到了上學的年紀,就直接來到了「自家學堂」讀書。

  「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政府面對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不可能投入大量資金興辦農村教育,只能強調『農民的教育自己辦』,戴姓族人依然是陡紅小學的主要出資人。」戴普潤說。

  戴姓出資修葺了祠堂學校,「是全村最好的建築」。當時戴東印是鄉長、戴秉強是先生、戴秉賢是老師,一個由地方長者、鄉紳組成的股東會負責整個學校的運行,戴家拿出一部分公地地租,用來延請教師、修葺房屋、添置學習用品等。

  至今,戴普潤仍清晰地記得拱門上掛著的「克繩祖武」的匾額。

  「克是攻克、繩是束縛,匾額記載的是戴氏族人攻克匪患的功績。而把學校建在祠堂,也是表示對祖宗的敬意,對教育的重視。」戴普潤說,小時候讀書是很莊重嚴肅的事,「每次先生要求我們背書的時候,我們都要先在孔子排位前作個揖,然後再開始背」。

  解放初期,師資困難,陡紅小學4個年級80多名學生只有一位教師趙國義,但是趙國義卻是後來的會澤縣副縣長、林業局局長、郵政局局長等「一大批優秀的人」的啟蒙老師,這其中還包括上世紀80年代陡紅小學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戴普焱。

  到上世紀60年代,陡紅小學規模擴大到100多人,把周圍3個村子的學生都收來了,教師更加緊缺。

  1961年,戴普潤因成績優異,品學兼優,被推薦到了者海鎮東四中上初一。沒過多久,他的老師趙國義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回陡紅小學任教。

  「那時候我只有15歲,家裡窮,早點兒工作可以補貼家用,我就答應了。」戴普潤說,「語文數學全兜底,我們3個老師上4個年級的課,一天掙10個工分,相當於一個成年勞動力了。」

  戴普潤僅在陡紅小學當了一年老師就被調到了鹽灘小學,但是這一年他卻教出了一個「好學生」,這個學生就是陡紅小學發展史上的另一個關鍵人物、陡紅村資歷最老的支書戴興山。

  1960年到1966年,戴興山在陡紅讀小學,用的是毛筆、草紙,坐的是石凳石桌,一張石桌後面4個學生,「條件很艱苦」。畢業後,戴興山外出當兵,直到1980年才又回到了陡紅。

  「十幾年過去了,學校建築變化不大,學生增加到了300多名,學校空間明顯不夠,而且建築老化嚴重。」在戴興山眼中,陡紅小學該變一變了。

  與戴興山有同樣看法的還有戴普焱。1955年從陡紅小學畢業後,戴普焱一路念到了東川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了鄰鎮者海當教師,1978年調回陡紅小學擔任校長。

  再次回到母校,戴普焱用「大吃一驚」來形容——戴家的老祠堂,到處是塌梁斷柱,倒塌的牆壁,甚至要用樹枝來堵。

  「萬一倒塌怎麼辦?老師和學生的安全誰來保障?」在戴普焱看來,陡紅小學也該變一變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剛結束,鄉村一片蕭條。「得找錢。」戴普焱想。

  不久,機會來了。縣教育局召開年度教區負責人會議,戴普焱參加,「聽報告、小組談論結束後,我大著膽子把陡紅的情況如實說了,當時會場一片寂靜」。

  戴普焱感到肩膀被人從後面敲了一下,他回頭一看,是自己在東川師範學校的班主任楊能,當時正任會澤縣教育局局長。楊能告訴他:「晚上你來我家一趟。」

  懷著忐忑的心情,戴普焱晚上來到了楊能家。

  「你今天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是不是事實?」楊能問。

  「我在您手下讀了3年書,不會說謊。」戴普焱說。

  「好嘛,我給你撥6000元錢,把陡紅小學修好。」楊能說。

  但戴普焱還有自己的想法。「按照教育局的意思是修修補補,但是陡紅小學已經300多名學生,現有規模已經無法承接這麼多人,而且祠堂已經用了幾十年,沒有修的價值了,應該推倒重建。」戴普焱沒有直接表達他的意思,而是保證回去完成任務。

  回到陡紅小學,戴普焱跟教育組長表達了他的想法。「6000元想建一個新學校?而且你拆了戴家的祠堂,族人會允許嗎?」教育組長反問。

  戴普焱不是沒有考慮過自己叔伯兄弟們的想法,「這是拆自己家的祠堂,宗親反對聲很大,但是我是校長,要對師生生命安全負責,而且辦好教育也是為了戴家的未來。」在宗親的一片反對聲中,戴普焱還是開工了。

  拆掉祠堂,重建學堂

  頂著重重壓力,陡紅小學重建工程在1982年底開工了。推倒祠堂,一切重來!戴普焱幹勁很足,教師和鄉親們也很支持。

  當時,《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關於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發布,也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各地農村紛紛自發集資、募捐,多渠道籌集資金,興辦教育。

  僅僅一年,一棟兩層10間屋子的土木結構小樓就建了起來,總造價1.5萬元,除了縣裡給的6000元,剩下的全部為自籌。

  「事實上,當時是缺錢、缺料、缺人手。」用戴普焱的話來說,重建學校是「湊毛擀氈,越擀越寬」。

  缺錢,村民們5元、10元地湊;缺料,老百姓有木料的捐柱子、椽子,有磚瓦的捐磚瓦;缺人手,17名教師全部上陣,扛木料,搬磚瓦,「肩膀都壓壞了」……

  房子蓋起來沒幾年,戴普焱就調走了,接任校長的是戴普潤。

  「1988年我又回到了陡紅小學,兩層土木結構的房子已經建成了,當時陡紅小學是我待過的學校中條件最好的,不過仍有遺憾。」戴普潤所說的遺憾是學校沒有廁所、操場等配套設施,條件依然艱苦。

  戴普潤找到了他的學生,時任陡紅村支書戴興山,希望他能動員村民集資把廁所、操場等修齊全。

  「當時陡紅村經費仍然十分緊張。」戴興山回憶,但是戴普潤認為,「經費再緊張,為教育花點兒錢是值得的。」

  戴普潤說服了戴興山。戴興山帶著大隊成員挨家挨戶集資,最後籌集了9000元,為學校修了廁所,平了操場,建了籃球場,添置了簡易課桌椅……

  回憶過去,戴興山覺得特別不容易。

  「當時的國家政策,教育是分級管理,中學屬於縣級,小學屬於鄉級管理。修建學校主要靠村民集資,陡紅村除了募捐的,每人集資5元,大隊幹部天天下去向老百姓集資。」戴興山說。

  為了解決經費困難,1986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將教育附加費細化到鄉級人民政府,學校新建、改建、擴建所需資金的籌措細化到鄉和村,增加了將學校勤工儉學收入部分應用於改善辦學條件的內容。

  戴興山對勤工儉學印象深刻。「那時候地方十分貧窮,學生的課本、本子、鉛筆,教師的教具,照明的燃料都沒有。」學校每周拿出一天時間,由老師帶著學生做一些本地勞務性的東西,拾柴禾、搬磚瓦、背煤炭、摘野果……通過勞動收入解決教學所需。

  當時,後來的陡紅小學校長陳正亮正在學校當班主任,從二年級到五年級,兩年多時間,陳正亮帶著班上30多個孩子通過勤工儉學掙了500多元錢。

  「那時候學費僅僅8毛錢,但很多鄉親還是交不起,通過勤工儉學,那幾年班裡沒有一個學生向家裡要錢交學費。我們還買了許多學習用品,完全自給自足。」陳正亮說。

  鄉裡補助、群眾集資、勤工儉學……「苦」字當頭,讓陡紅小學從蝸居祠堂變成擁有兩層土木結構教室的樓房,還配備了廁所、操場和簡易課桌、教具。

  至此,陡紅小學一躍成了四裡八鄉「最好的小學」。

  1993年,戴普貴接任戴普潤擔任陡紅小學校長。戴普貴趕上了好時候,更辦了一件好事情。

  好事是指1998年陡紅小學被列為土木校舍改建工程項目學校。「當時,上級補助了5萬元,本村群眾人均集資40元,共集資8萬元,建了一幢面積為340平方米的磚混結構教學樓。陡紅小學的建築面積大大擴張,辦學條件改善突出。」戴普貴說。

  上世紀90年代,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確立20世紀末期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兩基」),並指出「兩基」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陡紅小學除了日常教學,還承擔了「兩基」攻堅任務。

  「連續3年多時間,我們白天給孩子上課,晚上給村民上課。」老教師戴普田依然記得識字課本有42課,每天晚上2個小時,教師們輪流去掃盲班。

  「當時的口號是『一長管兩校(夜校和白天的學校),一師任兩教』。」戴興山說,陡紅村在2000年完成了「兩基」攻堅的任務。

  苦字當頭,實幹興教

  現在的陡紅小學,環境優美整潔,籃球場、食堂、宿舍、六大功能室齊全;教師辦公室裡掛著十幾張獎狀:雨碌鄉先進學校、雨碌鄉二類學校綜合考核第一名……

  「2000年以後,學校發展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一波一波的政策紅利讓陡紅小學進入了快速發展期,不僅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教學改革不斷推進,教學成果也十分突出。」陡紅小學原校長戴興勝(2001—2014年任校長)說。

  2001年6月1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發布《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作出了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決定,提出了「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新體制。同時,中央決定每年撥款50億元發展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專項轉移支付用於危房改造、教師工資發放、經濟困難學生助學等。

  隨著外地教師越來越多,教師住宿成了問題。2005年取消農業稅之後,政府財政撥款10萬元,陡紅小學拆除了1983年蓋的兩層土木教室,蓋了一幢面積為460平方米的磚混結構綜合樓,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附屬建設。

  2006年1月,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決定今後5年將新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182億元,農村中小學生每年每人減免學費140—180元。我國逐步把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明確對農村義務教育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對貧困學生繼續實施「兩免一補」(免除書本費、雜費,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政策,陡紅村村民的負擔進一步減輕。

  2011年營養改善計劃實施,陡紅村的孩子們再次得益。

  「從我讀書到現在,50多年了,孩子長期吃苞谷、洋芋、黃豆。現在好了,營養餐有牛肉、豬肉、牛奶、雞蛋,而且全免費。」戴興山感慨地說。

  2013年,為了讓孩子們吃上熱乎飯,陡紅小學又在操場上建了一棟兩層271平方米的食堂。

  「孩子們有地方可以坐,有乾淨營養的熱乎飯可以吃,家長放心,學生安心。」戴興勝說。

  2017年,陡紅小學又新建教學綜合樓960平方米,配備了計算機室、科學教室、美術室、圖書室、體育功能室,教學質量長期在雨碌鄉二類學校中名列前茅。

  「雨碌鄉共有13所中小學,我們定位為二類學校,在7所二類學校中,陡紅小學是歷史最悠久、辦學成績最突出的。從2005年開始,每年都有我們陡紅小學出去的孩子考入『985』『211』高校。」雨碌鄉中心學校校長朱雲果說。

  在教師辦公室裡,除了各種獎狀,還有一個公告牌讓人印象深刻:戴普增,昆明市委組織部幹部;戴普義,會澤縣林業局局長;孔令明,北京大學學生;戴果,南開大學學生……70年來,從陡紅小學走出優秀校友近百人。

  而會澤縣,這個烏蒙山深處的國家級貧困縣,2010年以來有128名學生考入北大、清華。

  是什麼使陡紅小學、會澤縣教育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在會澤縣教育局原局長陳加明看來,一是教育投入體制改革,徹底改變了會澤教育的面貌,二是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使會澤縣的教育質量大為提高。

  「過去是土房子、土臺子、土磚,生產隊巴掌大的公房用作教室,辦學堂是十分艱苦的。而隨著教育經費的不斷增加,一系列工程如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薄弱學校改建工程的實施,使學校建設的標準化程度越來越高,學校越來越好,多數學校已經是當地最好最美的建築。」陳加明說。

  硬體的發展最終服務於教育質量的提升。為了讓更多的貧困山區學子通過教育改變命運,2000年以後,會澤縣開展了系統深入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打牢了教育騰飛的基礎。

  「配合國家政策,會澤縣也對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陳加明說,首先是教育經費、人事由過去的鄉鎮管理統一上收到縣管理,教育局有了對整體學校的規劃布局和人事安排的權力,全縣教育一盤棋。其次,在學校內部實行校長聘任制,徹底地去行政化,讓校長安心辦學。在新千年之初,當地又進行了教育資源的科學配置,實事求是地進行校點布局,「小學儘可能集中在大的行政村來辦,初中集中在中心鄉鎮來辦,高中集中在縣城來辦」,集中資源、規模,提高辦學效益和質量。

  陳加明自豪地說,事實證明,這些年來會澤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高中教育質量突出,中小學布局合理,教師隊伍穩定、素質高,生源回流……

  在陡紅小學的教學樓上,「苦字當頭,實幹興教」8個大字閃閃發光。

  「70年來,貫穿陡紅小學發展史的就是這樣的奮鬥精神。」陡紅小學現任校長戴龍飛說,陡紅小學在上世紀80年代、2000年和2013年完成的三級跳,離不開苦幹實幹,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撐,更離不開人民群眾的關心,而陡紅小學的發展史,折射的就是新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史。

  ■連結

  國家政策與陡紅小學

  新中國成立初期:

  「農民的教育自己辦」

  陡紅小學在戴氏祠堂上課,戴姓族人為主要出資人。

  20世紀80年代:

  1986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將教育附加費細化到鄉級人民政府,學校新建、改建、擴建所需資金的籌措細化到鄉和村。

  各地農村紛紛自發集資、募捐,多渠道籌集資金,興辦教育。陡紅小學擁有了磚混結構教學樓,修起了操場、廁所,辦學條件逐步改善。

  新千年:

  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決定,提出了「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新體制。

  2006年1月,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決定今後5年將新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182億元,農村中小學生每年每人減免學費140—180元。逐步把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明確對農村義務教育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對貧困學生繼續實施「兩免一補」政策。

  陡紅小學發展進入快車道,校園建築煥然一新,六大功能室齊全,教育質量顯著提高。(記者 董魯皖龍 通訊員 朱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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