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在二百餘萬字的《金性堯集外文編》即將付型，做篇目索引之時，我發現其中有二十餘個筆名，包括別號、化名、簡稱等，曾撰《父親金性堯的筆名》一文，發表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受到學界以及廣大讀者的好評；歲月荏苒，在時代車輪碾入二十年代之際，又將迎來一百四十餘萬字《金性堯集外文補編》的結集，再次做篇目索引之時，我發現父親的筆名，包括別號、 化名、 簡稱等，又增加了很多，達四十三個，為匯報學界以及廣大喜愛父親文章的讀者，也為祈求方家不吝指正，特在此再次綜合父親所有筆名，以時間為序，一一縷述如下。
父親首次用筆名，當是1933年十七歲時，在家鄉《定海舟報》副刊「款（欸）乃」上發表文章，以金矛、毛杆、冒幹、杆等署名，寫作了十幾篇文章；1934年，又在《微明》雜誌上，以毛杆署名繼續發表文章。現在想來，必是因為父親是長子，小名大毛。金矛即姓加小名的諧音，毛杆、冒幹、杆，也全由小名化出。此外，在《定海舟報》副刊「款（欸）乃」上的十幾篇文章中，也有四篇用「性堯」簡稱的。
1934年11至12月間，父親曾與魯迅有過四通書信來往。第一封信時，父親因毛筆署名金性堯字跡潦草，被魯迅認作「惟堯」，父親也不好意思糾正，於是將錯就錯，回信時就自書「惟堯」。魯迅回給父親的信，前兩封寫作「惟堯先生」，後兩封則寫作「維堯先生」，魯迅日記中也有記載。這也可算是父親筆名史中的一段佳話了。
1935年，父親首次以趙天一署名在《社會周刊》上發表文章《無錫速寫》，1950年時，繼續以趙天一署名在《亦報》上發表文章。1989年7月3日，他在《葉落歸根》一文中，提到曾用「趙天乙」為名，「在《亦報》也寫過幾篇小文」，四十年以後，七十三歲的父親竟錯把趙天一誤記成「趙天乙」了。然而，在父親生前出版，且經他自己認可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
（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和《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中，均作趙天一。
《金性堯集外文補編》（以下簡稱《補編》），補入了父親以趙夫署名發表在《亦報》上的文章，想必是因為同一天連發兩文，一篇已署名「趙天一」，另一篇則署化名「趙夫」了。
《補編》還收入了署名金性克、性克於1936年3、4月發表在《小日報》上的文章，當是父親字跡潦草，報刊失校之故。
文載道是父親青年時代最愛用、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筆名。文載道，顧名思義，顯然是取自韓愈「文以載道」的意思，可見青年時代的父親充滿著書生意氣。他自己在《憶〈星屋小文〉》中說：「我的『文載道』的筆名，最初就是發表於《文匯報》上記錄斯諾演講時使用的。」該文即1938年5月15日《論〈西行漫記〉作者埃狄加·施樂及其演詞》，自此以後， 文載道便馳譽文壇，他在主編《魯迅風》《文史》《蕭蕭》等雜誌、為《文匯報·世紀風》《正言報·草原》《大美報》《中華日報》《旅行雜誌》《自學旬刊》《宇宙風》《萬歲》《古今》《萬象》《申報月刊》《雜誌》《風雨談》《天地》《語林》《光化》《小天地》《文帖》等報刊撰寫文章時，用的基本都是文載道的筆名。
鑫鳥、星鳥、春秋、秦坑生也是父親青年時代的筆名。鑫鳥、星鳥皆是性堯的諧音。《金性堯集外文編》第一卷，在1938年3月至年底的一段時間裡，上述筆名見報頻率極高，有時甚至一天裡同時在《文匯報·世紀風》及《譯報》的副刊「爝火」、「前哨」、「大家談」或其他報刊上發表文章，發得最多的，自然是《文匯報·世紀風》。
坑生、康蓀、既激、康既激、阿剌、曼甫皆為父親在擔任《魯迅風》執行主編時，為《魯迅風》撰作所署用。這其中，有時是補白需要，有時則是因為在同期雜誌中寫作了幾篇，除了文載道之外，只能分別署名。《補編》又收入父親以康蓀、康既激、谷曼甫署名發表在《正言報· 草原》上的文章多篇。
拔心，是《補編》的一大發現。在木圭（母親武桂芳筆名）短篇集《背上了十字架》
（大華文學叢書第一種，1941年6月10日初版）的版權頁上，赫然印著「大華文學叢書」第一輯的廣告，其中有文載道的雜文集《拔心草》，但此書不知何故未見出版。《補編》收有署名危涕的文章《拔心草》
（載於1940年11月1日《正言報· 草原》），當是父親原想編為雜文集，並以此篇名為書名的。這次以署名拔心收入《補編》的共有三篇。
1941年6月10日初版的大華文學叢書版權頁危涕，另為父親在主編《蕭蕭》雜誌時所署用，第一期上署名危涕發文《上海灘的「家」們》；還見於以危涕署名發表在《正言報·草原》上的文章，這次收入《補編》。
浙儒，是父親於1940年12月10日至31日在《小說日報》上連載《婆娑居舊日記鈔》所署用的。
叩關，據父親生前出版，且經他自己認可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所載，他曾用過此筆名。《補編》收入署名叩關於1940至1942年間發表在《社會日報》和《小說日報》上的文章十餘篇。
劉昱誠，也是父親在主編《蕭蕭》雜誌時所署用，第三期上有署名劉昱誠的文章《燈前讀畫記——關於〈顧氏畫譜〉》。
還有署名鑫堯發表在《古今》第五十二期的《婦人生須》一短文，想是在《古今》任編輯時為雜誌所作的補白。
撞庵、載匋、編者、聞蛩、聞言，皆為父親在主編《文史》時所用化名。載匋，與「載道」諧音；撞庵，父親在《〈文史〉瑣憶》中說：「另闢了『文史隨感』一欄，其中有個『撞庵』的，便是我的化名，意思取自諺語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在這之前，父親已用撞庵做筆名，發表文章在《萬歲》《雜誌》《國報周刊》上。之後，也是要重筆點一下的是，父親於1949年11月至1952年2月間，以聞蛩筆名發表在《大報·燈下談》的文章有六百五十多篇，真是洋洋灑灑，蔚為大觀，這次《補編》得以悉數收入。
辛沃、辛奧由「星屋」的諧音演化而來。「星屋」，本為父親書齋名，取自黃仲則的名句「一星如月看多時」，父親在1941年時曾出版有巴金親自編輯的《星屋小文》。他於1948年至1949年間在《論語》《旅行雜誌》所發作品皆署名辛沃，1948年在《好文章》所發作品則署名辛奧。
蘇式，也是《補編》中的一個重大發現。感忱兩位愛好現代文學的年輕朋友祝君和宋君，告知父親在1982年11月9日以父母親名義寫給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王向民先生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十五個筆名，其中包括有蘇式，這次經祝君鼎力蒐檢相助，《補編》得以收入父親發表在《大報》上的文章二百五十多篇。頗令我景佩的是，在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間，曾有二百多天的日子裡，父親以每天兩篇的頻率見於《大報》，一篇署名聞蛩，另一篇即署蘇式；時當建國初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父親尚無正式工作，又正當青年才俊，思想活躍，且緊隨時代形勢發展，勤奮筆耕，於是就有了這一批今天仍可圈可閱的文章。
唐風，是父親發表《關於〈唐詩一百首〉的編選》在《文匯報》
（1959年3月6日）時所署用，後又用此筆名發表《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
（1965年8月19日）於該報。
唐木，據上述父親寫給王向民先生的信中云：「文革前的《新民晚報》（胡澄清同志編副刊時）我曾寫過《詩人詩事》，用的筆名記不起了，你如需要，可翻查。」經朋友祝君查檢當年《新民晚報》，此專欄確實存在，筆名為唐木；《補編》收入父親以唐木署名的文章八篇。
金性堯先生致王向民先生信辛屋，也為祝君發現，父親在《古籍工作的忌諱》一文中，談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胡澄清約寫專欄，「內容是戲曲舞臺上歷史人物的故事，即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於是順此線索，蒐檢到六十年代初期《新民晚報·故事新談》中署用辛屋筆名的文章四十篇，《補編》得以悉數收入。
魯乙庸，為父親於1982年為復刊之《新民晚報》撰文所署用，同年在《書林》雜誌發文也用此筆名。
郭宗，是父親自撰文介紹《清代筆禍錄》發表於香港《大公報》
（1989年9月18日）時署用。
父親用得最多的，尤其是退休後大量著書立說所署用的，自然是他的本名金性堯，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唐詩三百首新注》《宋詩三百首》《明詩三百首》以及《伸腳錄》等十餘本文史隨筆集，這裡就不再贅敘了。
最後，引父親《筆名一談》
（載於1945年5月4日《社會日報》）一文中的話：「就我所知道的，新文藝作家中，筆名最多的要推魯迅先生，景宋先生還曾經寫過一篇談魯迅筆名的文章，刊在過去的《自由談》上。」「盡你筆名之多，聰明的讀者還是可以從四面八方偵察出來，最逃不掉的是你已成定型的文章的風格，如魯迅即其一。」現在想來，父親筆名之多，或許是當時文人的一種風姿，也可能是摹仿魯迅之故，自然，筆名再多，父親那種獨特的行文風格，還是令聰明的讀者細品文章之後便能辨出，尤其到了晚年，父親的那些文史隨筆，以及馳譽海內外的《唐詩三百首新注》中的注釋評析文字，更是爐火純青、千古留存了。
父親的筆名，除此文收錄的四十三個之外，一定還有遺漏，尚祈待喜愛父親文章的讀者以及研究者「偵查」發現，再行補入。
父親已去，文章永在，筆名亦同不朽。
謹以此文祝賀《金性堯集外文補編》順利結集出版，並紀念父親辭世十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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