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頭天晚上接到一封來自滬上某家學術雜誌的郵件，我幾乎整晚都沒有睡安生。郵件裡告訴我，刊物從新年開始將取消例行的論文英文摘要，所以我的那篇被自己「冷藏」了五年後即將在明年初刊出的「論文」末頁上就只有光禿禿的三行字，編輯同志為美觀計，希望我可以再增寫些文字以填天窗！實話實說，筆墨生涯幾十年，這還是我頭一回碰到這樣的事兒——一般只聽說作者被要求刪減文字，很少被要求增加文字，而且還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由此想起很多年前高全喜兄對我的一個忠告：你要學會寫鴻篇長文，不能只有短序！全喜兄目光如炬，一早就看出了我的「軟肋」：就是不會長篇大論而只能短篇小品！而且，即使在小品文的寫作，我有饒舌不夠利索的毛病，但也必須承認，自己確實並不擅長「注水」。順便提及，對於我之「絮叨」，羅衛東教授曾有一個最具「善意」的「解讀」：無論品書論人，皆情至意達。字裡行間，玄機密布，仰觀俯察，乾坤隱約。乍看行文繁複，其實意蘊精到，敘事自創一體，意趣自備一格。
話說在背負如此重壓情況下，早上也指定是睡不安穩了，我就索性起來，坐在電腦前，找出「舊文」，左顧右盼，左思右想，尋尋覓覓，看看哪裡可以見縫插針，順便「澆灌」文字。正在萬般無奈之際，果然天無絕人之路，忽然想到一條妙計，雖當時尚一字未著，得計之時卻是心下大悅，所謂如釋重負者，真莫此為甚也。
正在顧盼自雄、下筆躊躇之際，手機上短消息聲音響起，近前一看，原來是林團長的微信，上面寫道：應奇對曾經工作過的舟山及舟山的人文和同事還是蠻有感情的。
話說這位林團長是我三十二年前大學畢業在舟山工作時的領導，當時的市委講師團團長，我也諧稱他為「林座」。「失聯」很多年，在五年前我「重回」舟山後，就找到他重新建立了聯繫，且互加了微信。2017年七月，島上的一家書店為我剛出的小冊子舉辦一個小活動，我還邀請了林座作為嘉賓兼親友團助陣。轉年五月，浙大校慶日，我和早年畢業於杭州大學，和同樣畢業於杭大的我是不折不扣的校友的林座一起在浙大舟山校區的校園裡度過了愉快的半天。那時距離我剛到舟山工作正好三十年！許是有感於此，我後來還寫了一篇小文回憶在島上兩年的生活，應時而命名，小文題作「五月的定海邊」。
接到林座的微信，還未來得及弄清其言所指為何，我就想起上半年小集《聽歌放酒狂》出來後，一直惦記著要送書給老領導，但卻照例一直延遷著未能成行——之所以要送書的原因主要在於那個集子中收入了「五月的定海邊」一文。一念及此，我就放下手中的工作，馬上語音給林座，很快接起電話的他告訴我正在舟山中學校友會值班，聽明我的意思，當年的老領導依然思路清晰地指示我：如果我十一點他離開辦公室之前能趕到，我們就在舟山中學見面，不然就在當年講師團借用辦公場地的祖印寺門口碰頭。
放下話筒，取出那本早就準備好的小書，我就坐上出租直奔舟中昌國路校區。待我找到林座在值班的那座校友會的洋樓，老領導已經在門口等我了。為林座在大門口拍了張照，並玩了一張自拍，我們在校園裡走了走，一向克己盡職的林座為我介紹了校內若干建築的來由，尤其是校友會所在的這幢樓已有百年的歷史，是定海本地一位在上海發家的近代史上有名的實業家劉鴻生捐建的，這應該就是當年這位實業家創辦的定海公學所留下來的主要舊建築。
在沿昌國路步行到中午一起用餐那家餐廳的路上，林座告訴我——事實上我也已經猜到了——他之所以今早給我那條留言，是因為頭天晚上看到我的一條狀態，其中提及在本地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記述定海籍作家和學者金性堯先生早年與魯迅交往以及參與編輯《魯迅全集》舊事的文字，我在其中述及因看到此文而與當年在舟山工作時的室友，現在那家報紙的主管黃君之間的互動。林座的印象和判斷當然並沒有錯，不過我之所以特別關注這則文字，除了金性堯先生是定海人，也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性堯先生乃是我的文學「啟蒙者」——諸位莫要驚詫，我指的是，當性堯先生的《唐詩三百首新注》1980年初版時，我父親就買了一本送給當時在諸暨鄉下上學的我，算是取代了此前的《千家詩》作為我的古詩讀本。
多少因了這個緣故，作為業餘文史愛好者的我似乎一直對性堯先生有一種特別的關注。經年收讀了他的大量文史隨筆不說，2014年深秋初冬，也就是眼下的這個時節，我在北京出差，大霧瀰漫中還在成府路上的豆瓣書店收了一套唯獨缺了《唐詩三百首新注》的《金性堯全集》。巧合的是，轉年我移家舟山，住在臨城，猶記世界讀書日那天，我在新城的新華書店入手了「鎮店之寶」《黃式三全集》《黃以周全集》和《金性堯全集》補編。之所以說「鎮店之寶」，是因為黃氏父子和金性堯先生應該屬於定海本地出生的文史學者中名聲最著者之列。
說到這裡，我想起那年在蘇州訪書，曾經淘得一冊《邊鼓集》，原書由文匯有限公司1938年十一月初版，我得到的是1986年的影印版，裡面有金性堯先生（時筆名文載道）的一篇文字「哀日本水災」，此文在批駁了國人也許會下意識地產生的那種「大快人心」的心態之後，還嚴正指出：「對於這一次的艱苦的抗戰，我們絕對沒有幸災樂禍的灰色的心理。像有些不自振作的人們，天天巴望著他們國內爆發地震，軍隊裡發生什麼『黑死病』。停滯在這種僥倖、幻想的氛圍中的人，正是『民族失敗主義』的一種變態！」如果我們聯想到這樣的文字寫於日本軍閥炸毀黃河的堤防，許多中國平民無辜遭受災難的時候，我們與其說要佩服文載道先生的勇氣，還不如說要尊敬他在那種時刻依然清明的理性。
當然，在林團長面前，我並沒有談這些過於沉重而嚴肅的「讀人」話題，在享用他特意從家裡帶出的舟山老酒的同時，我們正在酒熱耳酣地一起「話舊」——雖然，所「話」的「舊」也大部是與人有關的。令我意外的，應該是接著他早上那條微信的線索和思緒，從餐廳出來時，林座忽然問我想去哪裡走走，他可以帶我去。見我似乎茫無頭緒，他就說，我帶你去看看金性堯的故居吧！這反倒讓我既驚且喜了。確實，我雖然一早知道金性堯先生是定海人，卻不知其故居尚在。
於是滿懷興致地跟著團長來到人民北路桑園弄的一條小路上，步行不到十分鐘就見到了那幢大房子。只不過金家大屋由於人民北路在九十年代的拓寬工程，已經拆除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無人居住，也不對外開放，而只在房子側面懸掛了兩塊匾牌：金家住宅和金性堯故居。和三十年前的老領導一起站在初冬的秋陽裡，此情此景，也未免讓人有些唏噓。
離開金家大屋，更有切身懷舊意味的是，林座還帶著我一起尋訪了定海北門外原青嶺水庫腳下的原財稅幹校，那裡是當年我在林座指導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臺講課的地方。之所以說是原青嶺水庫，是因為城鎮化浪潮早已讓那座水庫消失了，而我當年是在那裡遊過泳的；之所以說是原財稅幹校，是因為當年我們借用其教學場地的這所學校已經在別處新建校舍，於是眼前的校舍就像我們剛才看過的金家大屋一樣其實已經廢置和廢弛了。只不過金家大屋的廢置是一種獨特的廢置，因為它曾一度被挪作公用，後來又像一種無主物那樣被處置，所以它實際上是一種準無主的狀態。從費爾默的批評者洛克到羅爾斯的批評者諾齊克都曾經主張，佔有狀態是歷史的產物，佔有的鏈條是通過歷史在時間中傳遞和傳承的。悖謬的是，我們越是站在這樣一幢近乎無主物的舊房子前，卻越會興起一種貨真價實的歷史感。
一起探訪定海舊城的第二天，林座給我語音，說是已經讀了兩遍我的那篇其實是題獻給他的「五月的定海邊」，他高興地發現我不但記得他當年對我的關懷，而且形諸筆墨，同時，已經七十八歲高齡的他還少見地在電話裡自我調侃，當年是不是管我們管得太嚴了？林座還說到當年單位領導慎重研究了我的考研申請，他也欣慰於他們做出的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云云。對林座的美意，我在由衷感謝的同時當然也是愧不敢當，不過，我本來想說的是，文字能讓我們共同的過往重新回到我們的面前，但是我並沒有把這話說出來，因為，還有什麼能比三十年後的「共在」更有說服力的呢？——那原是超乎一切文字和言說之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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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