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
據《勞動報》報導，位於茂名南路近淮海中路的錦江飯店飲譽海內外，錦江飯店的首任董事長是一位傳奇女子董竹君，她出身貧寒，曾被抵押青樓，後嫁入豪門，卻不堪忍受丈夫的庸俗而離家出走，被稱為中國的「娜拉」。之後，董竹君在上海灘成功創辦了別具品味的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室，並以錦江資金資助革命事業。解放後，董竹君又將全部資產上交國家，將兩店合併為馳名中外的錦江飯店。
把餐館當成文化事業來經營
董竹君最初創辦的是錦江餐館。
1935年，董竹君在大世界附近的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租下了一幢單開間一底三樓三個亭子間帶曬臺的店房。然後，把底樓作為店堂，擺4張小桌，賣客飯，二三樓兩間以及兩個亭子間，闢為雅室，自己親任餐館經理。
餐館採用家庭形式，命名為錦江小餐，於1935年3月15日正式開業。為什麼取名為「錦江」呢？因為四川成都東門外有座景色優美的望江樓，望江樓所望的江就是錦江。當時，成都又稱錦城，以盛產錦緞得名，據說絲綢在錦江濯洗後特別光彩。所以，董竹君在替自己創辦的川菜館取名時便很自然地想到了「錦江」二字。她還將竹葉作為店徽，並在餐館的白色瓷碗碟羹匙上都綴以疏疏落落的藍色竹葉花紋，蘊涵竹君的名字和清雅的意境。可以說，董竹君一開始創辦錦江川菜館就不僅僅是一種純商業的行為，而是把它當成文化事業來經營的。開張後，各式人等既為品嘗「錦江」川味新美食，又為慕董竹君這位奇女子之名，呼朋喚友紛至沓來，竟然樓上樓下人滿為患。南腔北調的客人一致稱讚：「錦江的川菜果然與眾不同，看著嘴饞，吃起來味道好極！」食客的口頭廣告威力無比，「錦江菜好吃」的讚譽四傳，天天顧客盈門。不久，董竹君又設法租下了店堂左右幾幢房子，擴充後的錦江小餐增設了大小雅座十幾間，散座二十多桌的大小餐廳各一間，可以供300人同時用餐，並改名為錦江川菜館。
錦江川菜館不僅菜式精良，而且中西合璧的環境布置在當年上海灘獨樹一幟，這些全部是由董竹君親自設計、監製的。在錦江川菜館有一間餐室和其他房間隔離，顯得格外雅靜。這個隱秘的餐室是董竹君特地為革命同志秘密聚會以及為她自己與有關人士聯繫、掩護方便而設置的。因進這一餐室的顧客不一般，菜價也相應較高，所以名為「特別間」。特別間也是當時聞人雅士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設宴應酬、談話所喜愛的房間。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中就提到當年在錦江飯店吃飯照例只籤字不付錢。有時，他們也在這「特別間」吃飯開會。 董竹君認為，再好的陳設布置若無鮮花點綴，室內氣氛就會陷於沉鬱。因此，錦江是根據各個房間牆壁和家具的顏色來配置與之色彩協調的盆景、花草，室內還擺設著義大利雕塑檯燈等。錦江餐桌上的用具如臺布、杯、盤、碗、碟等，都以深淺藍色竹花為標誌，並按不同價格的酒席宴會使用不同的碗盞和銀器以及筷子、臺布和其他裝飾。錦江還特製有紅木文房四寶匣，匣面用黃楊木鑲上「雙雙燕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落款為錦江主人制，乙亥（1935年3月），內貯精造紙、墨、筆及端硯。當年，唯錦江獨具這種雅士風格，甚為客人喜愛，引來不少文人雅士在此潑墨揮毫。四川菜的特點是各菜各味，重視色香味。官場酒筵和民間菜式不完全相同，前者講究、細膩、輕辣，後者簡單、重辣。錦江把兩者的長處結合起來進行改良，注重色香味形，菜餚採用輕辣，講究刀法和造型美觀，使中外人士、南北顧客的口味都能適應。錦江的香酥鴨、紙包雞、幹燒冬筍等菜餚經常得到中外人士的讚賞。如錦江開門後改良的第一個菜就是在一大碗雪白的燕窩當中放入一粒蜜餞的大紅櫻桃，在香酥全鴨的盤邊周圍鑲上有色蔬菜。有些名貴的菜餚，還鑲拼一些蔬菜製成的花鳥之類，使食客有精緻美妙之感，同時，還備有以往只在紹興酒店出售的紹興酒，這些在當時都屬創舉。其定價雖比任何一家同行都高，但營業額依然與日俱增。錦江川菜館成為當時上海飲食業裡最著名的去處。
在法國公園附近創辦錦江茶室
抗戰前夕的上海，共產黨員、左派人士無恰當的聯絡地點，一般的社會人士也沒有一個適宜的喝茶、談心、商討事情之處，先施公司樓上雖設有大東茶室，但庸俗不堪。鑑於此，董竹君便在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附近的華龍路（今雁蕩路）租賃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大廈北部樓下鄒韜奮先生所開的生活書店南隔壁的房子，開設了約有四十幾張臺桌，能容納顧客二百餘人的分店。上下午賣茶點，中午和晚上賣飯菜，命名為錦江茶室，於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的生日那天正式開張。
錦江茶室開幕前，董竹君登報招聘女服務員，由於是上海第一個公開招聘女服務員的，來應聘者很多，而且多數是高初中畢業生。她們進店後，在董竹君的培訓下，服務靈活周到，態度好，作風正派，博得社會輿論的好評。各界人士和法國公園的遊客紛紛前來，營業盛極一時，轟動了整個上海灘。
茶室開始只有一大間，半年後擴充為樓上樓下的雅室。與錦江川菜館一樣，茶室的裝修也是由董竹君親自設計監工的。茶室的門面採用淡黃色新式磚砌牆，橫裝一排大紅色霓虹燈招牌，上面是中英文的錦江茶室字樣。進門便是大廳，面對大門的整座牆上掛了一幅「四川灌縣索橋」大油畫，有時換掛「地中海峽」大油畫，畫面氣勢雄偉。進左邊門向左拐彎是一大間雅座室，在右雅坐室頂上建有半邊樓的雅座室。樓下雅座分左右兩邊，沙發座椅，桌上放置鮮花，牆端裝置著一盞盞倒掛茄子形的磨砂玻璃燈。正中頂上掛著一盞大圓形鐵架、西班牙式的米色蠟燭電燈。左邊牆上裝有兩盞法國式五彩瓷盤蠟燭壁燈。房間的末端設有紅木雕刻琴桌，擺有盆花。右角是有專人看管的廁所。從左側的座位起，整個牆壁是一幅「荷蘭農村風景」大油畫。
從雅座室左角開始隨著半圓形磨砂玻璃柱轉到樓上，屋頂和周圍牆壁都以柚木包裝，沃克木打蠟地板。左右兩邊設有14套雙人玫瑰紅沙發桌椅，置放五彩靠墊。左邊牆上開了14個圓頂小窗口，窗口下吊一盞西班牙式綠色磨砂玻璃燈，逢年過節則換上紅色的燈。兩邊座位桌上都放置鮮花，牆上也有倒掛的茄形磨砂燈，茶室內共設置220個座位。布置優雅整潔、安靜舒適且頗有獨特意境的錦江茶室被人們稱之為「鑄情樓」。一時間成了當時上海革命人士、進步人士集會商討國事的集中場所，也是上海各界人士聚會討論的地方。在錦江茶室後牆有一條暗弄，通道是中華職業教育社連元昌裡外的永業大樓。當時，中華職業教育社是中共領導的「上海各職業界救亡協會」的秘密活動中心。
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室每天平均有顧客八九百人，並逐步聞名中外。凡國內社會名流、各界知名人士無不來過錦江，有些還是錦江的常客，甚至世界著名電影演員卓別林、美國大使館商務參贊等凡來上海也都成了錦江的座上客。當時，香港、臺灣、巴黎都出現了冒牌的錦江餐館，甚至美國洛杉磯城PICO大道上也有冒牌的錦江餐館，可見其影響之大。
董竹君還組織了一個11人的生日會，按每人的生日次序，每月在錦江聚餐一次。會員有著名攝影家郎靜山、上海申報館副總編輯卜少夫、哈同的女婿周幹輔、大公報編輯著名記者張篷舟等人。通過11人共餐生日會，董竹君得以了解社會各階層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有助於她的革命工作和改進營業。1937年陰曆正月初五是董竹君的生日，11人集會在錦江團拜，並賀竹君生日，當天郎靜山先生特製竹葉一幀，易君左先生作詩一首，詩曰：「新春第一報平安，更報乾坤改舊觀；隨意攝來三二筆，梅花共壽擁清寒。」半個多世紀來，竹葉和詩一直懸掛在董竹君家的客廳裡。
董竹君的每次擴充，都是大膽地先行打出限期空頭支票，待裝修完畢，擴大營業增加收入後再來兌現。這種做法，自然引起錦江工作人員和她的朋友們擔心，唯恐裝修擴充後，生意不好，會導致虧本，萬一退票錦江就要因失信而關門。但每次擴充後，生意照樣興旺，錦江也終於得到了銀行的信用支持，所以董竹君打出的空頭支票從未被退過。為了使職工安心工作，董竹君把錦江職工的待遇提得比一般店家高得多，每月17日的發薪日，自開業的1935年到1951年的16年內，始終雷打不動。錦江滿十天必分小費，到年底，還發給年賞，且賞罰分明。逢到淡季，還額外發給津貼補助。職工或家屬生病或有其他困難，則儘可能給予幫助解決。這些都提高了錦江職工的歸屬感，大家在錦江感到心情愉快。
1937年，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後住在上海高乃依路（今皋蘭路）捷克人開的公寓裡，董竹君怕有人暗害他，每天三餐特派錦江忠厚的職員鄧明山負責專送了一個半月。郭沫若因此曾寫過一首詩贈送董竹君，詩云：「患難一飯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陸沉。今有英雄起巾幗，『娜拉』行蹤素所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後，董竹君一面集中精力經營錦江兩店，一面積極參與抗日活動。她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麗都花園內開設「暑期錦江餐廳」，盈利所得全部捐贈給抗戰事業。1938年，董竹君又和《大公報》女記者蔣逸宵共同商量創辦《上海婦
女》半月刊雜誌，由於當時辦雜誌的慣例至少要有7名發起人，故邀請中共黨員姜平、許廣平、作家黃碧遙、戚逸影、沈德鈞等共12人為發起人。董竹君負經濟全責和對外事務，蔣逸宵任總編輯，姜平是副總編輯又是撰稿人，其餘同志為該刊投稿人。1938年4月20日創刊號出版，18個月內共出版了36期，在上海起到了極其良好的社會影響，1940年2月左右被迫停刊。
抗戰期間，錦江兩店成為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聯絡、接頭、開會的主要據點。當時，夏衍、潘漢年等也常去錦江用餐，董竹君儘量給他們提供方便，如讓他們專用「特別間」，配以最可靠的招待員，菜價也十分優惠，甚至籤字了事。此時，凡屬抗日救國和對革命工作有益的事，錦江總是鼎力相助。
上海淪陷後，董竹君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脅，決定暫時離開上海。離滬時，她把錦江兩店的店務安排妥當，於1940年冬，搭乘荷蘭渣華輪公司的輪船，啟程赴菲律賓馬尼拉，和女兒國瓊住在一起。第二年春天，董竹君的女兒國也來到菲律賓，母女三人便住在一起。到了菲律賓不久，董竹君就想在馬尼拉開設錦江分店，沒想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她被阻於馬尼拉市，先是住在郊外廢棄的空屋裡，每天清晨搭乘進城馬車，往返幾十裡路做跑街生意。一年後又移居城內海邊森林後面小巷內的一排貧民房屋中的一所有樓的空房，除繼續上街做跑街生意外，還天天去海邊遠望7號碼頭，企盼早日有船可回歸祖國。後來，董竹君母女又遷居到海邊一個叫「巴賽」的居民街一幢二層舊樓房內，住了不到一年，又搬進附近的公寓房子。1943年11月後，戰局越來越嚴重，人心惶惶，人們不敢隨便上街。董竹君母女就此閉門不出。為了節約開支，又搬到一家設有防空洞的房子對面的吊樓上。1945年1月，董竹君通過華僑協會買到一張日本紅十字會經臺灣轉道上海的一條難民船的船票，一路上歷盡艱險，終於在1945年2月1日，即陰曆除夕的下午，到達上海凡爾登花園31號的家中，她的兩個女兒則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回到上海。
為地下黨創辦秘密印刷所
1945年春末，董竹君根據地下黨的指示，決定創辦一家秘密印刷所，準備在新四軍進攻上海時，出版報紙、印文件、地下黨指示、宣傳品之用。當年夏初，董竹君從錦江抽出一部分資金由任百尊出面盤入馬浪路（現名馬當路）377號原永業印刷所，秘密經營。1946年夏秋之間，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董竹君的關係就落在上海局，錦江兩店遂成為地下黨的秘密正式聯絡點。永業開始營業不久，為掩護工作和革命同志，董竹君於當年夏末在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號的三層樓房中租下一、二層和樓底後面小間、廚房及汽車間，把家搬遷了過去。董竹君居住其間時，受地下黨指示，把家作為革命同志碰頭會的地點，為了掩人耳目，她還約請了幾位有職業的中青年常到那裡打撲克牌玩耍，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這幢房子的三樓住著上海小姐王韻梅，在當時競選上海小姐時，四川軍長範紹拋出七千銀元才使王韻梅摘得桂冠。因此，範紹經常出入王家，董竹君在此居住，無異於住在老虎口下，殊不知，在白色恐怖時期，虎口倒反而成了最佳的避風港，其智慧可見一斑。
當年9月，聖約翰大學和復旦大學的一些學生聯絡了一批文藝愛好者，其中有的是新四軍派來上海的，有的是地下黨員，有的是進步青年一起成立了麥籽社，籌備出版綜合性文藝刊物《麥籽》，由何舍裡主編，辦刊物的經費是從錦江抽出的資金。此時，盤入的永業印刷機器設備已不敷應用，董竹君又從錦江抽出30兩黃金在麥色爾蒂羅路43號盤入協森印務局的全部機器設備及一樓一底房屋，仍用協森印務局店名開設，由董竹君任董事長，任百尊任經理，依然是秘密經營，承印《麥籽》半月刊等。不久，周總理的秘書陳家康指派程克祥找到協森。程克祥用解放社、燈塔出版社名義出版《解放》雜誌、黨的「七大」文獻。這兩種書刊當時不向社會局登記，也沒有發行人和社址，實際上是秘密印刷，由程克祥一人負責發送全市書報攤銷售。《解放》雜誌出了三期，因被特務撕毀、沒收，不準發售而停刊。而燈塔社則連續出版了毛澤東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合政府》；朱德著的《論解放區戰場》以及綜合新華社報導的「雙十協定」國共談判過程為內容的32開本《為和平而奮鬥》等書及《論持久戰》《論共產黨員修養》等。這許多黨的重要文獻，在抗戰勝利後的蔣管區還是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如同燈塔，刺破重重迷霧指明了中國航船的航向，成為白區人民的精神食糧，曾一版再版，深受各界人民歡迎。
1945年底左右，《生活知識》《人人周刊》《時代學生》《新文化》《教師生活》《銀錢報》等都來協森承印，董竹君又增加投資，擴充了協森排字房，增添了鑄字機等設備。此時，協森的生產能力已達到每天可以出一本雜誌與兩萬字的一本書了。1946年2月，中國燈塔出版社以黨的整風文獻23篇為內容出版的燈塔小叢書共14本打成紙型，不斷再版，起初由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代發行，後被特務幹擾，即改由地下黨組織傳送。
1947年初，為在上海掩護建立地下交通站，董竹君又出資創辦了美化紙品廠，廠內附設圖文出版社，出版《花花世界》畫刊，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花會」黑暗面，編繪出版進步連環畫，如《打漁殺家》等。秘密油印揭露國民黨特務張春帆謀害著名越劇演員的《筱丹桂之死》等，通過組織分發各工廠，支持工人鬥爭。
協森印務局經營一年餘，經濟周轉全靠錦江兩店隨時調撥資助。內戰全面開打後，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長藉故到協森找經理談話，此人乃戴笠的徒弟，種種跡象表明，協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後經研究決定將協森停辦轉賣出去，然後，再從錦江抽資和賣掉協森所得50兩黃金以及外股共80兩黃金盤入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69號育才印刷廠的全部生產機器設備，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仍由董竹君擔任董事長，任百尊任總經理，於1947年8月正式開業，公開經營。按黨的指示儘可能辦成灰色，突出商業性質。美文的工人職員大都擔任地下黨的隱蔽工作。當時，地下黨工委時常有秘密印件交來秘密排印。美文印刷廠建成後不久，黨中央指示在上海———臺灣———南洋開闢交通線，便於這些地區的黨組織聯繫，董竹君又在上海南京路東大陸商場樓上合資創辦了錦華進出口公司，後來，又在臺灣設立了分公司。
1948年5月後，法幣貶值，通貨膨脹、市面蕭條，物價一日數漲，「美文」天天入不敷出，虧損嚴重。同時，局勢緊張，印刷廠已被軍統特務密切注意，故黨組織指示停業。錦華公司也因上述原因關閉。當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公布廢除「法幣」，以金元券代之。同時，政府法令規定：店鋪、廠家只允許有兩個月的存貨，董竹君分析後，估計金元券最多不過三五個月的壽命。而金元券貶值、崩潰後，必然導致通貨膨脹，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搶購局面，屆時，一些實力不足的廠家、店鋪，就會倒閉。處於如此險境中的錦江，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才能免遭滅頂之災。於是，她採取借進金元券囤積貨物，一俟金圓券貶值、崩潰，再將存貨賣出少許，就夠還清欠債。這樣決定後，董竹君斷然採取了冒險挽救錦江的緊急措施，她到處拉借友人換來金元券，冒險囤貨。因為怕走漏消息，只好悄悄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在別處，又偷偷地在半夜裡做好兩套帳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帳。待一切準備妥當後，董竹君在1948年9月12日乘飛機到北平去遊玩了。臨行，她吩咐助手胡芋如，若在9月底金圓券有變動，就立即拍電報告知。9月25日，董竹君接到胡芋如發來的電報，即趕回上海。一到上海，就發現上海市面混亂。金元券失敗後，又開始什麼銀元買賣，並出現了賣銀元販子。銀元分大小頭，大頭是袁世凱像，小頭是孫中山像，售價不同，搞得人心惶惶。到1948年底，原先460元能買一擔的大米已漲到一萬元一擔了。
出世僅幾個月的金元券就此壽終正寢。而錦江由於董竹君的智慧總算是有驚無險，這可以說是錦江從創辦以來遭遇的最大的一次風險。
解放後兩店擴充為錦江飯店
1949年5月27日，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儀式，宣布了上海的新生。上海剛解放時，市面比較蕭條，致使酒菜業生意一度衰落，錦江兩店亦不例外。此時，董竹君將自己住的愚園路房子頂出，貼補店內開支。一家人則搬到房租雖高但不須出頂費的法華鎮路（今新華路）336號大花園洋房居住。
1951年初春，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決定，在上海設立一個招待中央首長、高級幹部及外賓們的安全而有保衛工作的高級食宿場所。認為錦江這塊國內外著名的牌子以及董竹君在上海的名聲和她一手培養成熟的業務人員最適合擔任這一任務。於是，便派人通知董竹君迅速把兩店遷移到長樂路89號的華懋公寓內，擴充發展，當時稱之為十三層樓。在錦江兩店的全部人員及其他一切設備的基礎上，擴大成為飯店。
董竹君得知這一消息後異常激動，她無所顧忌地毅然將自己十六年來含辛茹苦經營，價值十五萬美金（折合當時3000兩黃金，這類企業的招牌值錢）的錦江兩店雙手供奉給了黨和國家。僅留下郭沫若為她題寫的《沁園春》詞一首及著名人士曾揮毫過的紅木「文房四寶」一具。遷移工作順利完成後，改名「錦江飯店」。店徽為「竹葉」，董竹君任董事長兼經理。
這一年的6月9日，董竹君主持了隆重的開幕典禮，錦江飯店遂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長、外賓們食宿和召開重要會議的安全場所。飯店迎來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世界學聯代表團。
錦江兩店歸公後，出任董事長兼經理的董竹君，每月工資為人民幣160餘元，為緊縮家庭開支，她把家搬到了復興西路147號的一幢公寓裡，那裡的房租是六十幾元。從此，董竹君沒有了任何不動產業，而且除去手錶外沒有任何值錢物件，成了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那年秋天，董竹君和女兒董國瑛去北京探望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周總理特地設家宴款待她們母女。席間，周恩來對董竹君說：「多年來你為黨做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身為督軍夫人，拋棄榮華，單槍匹馬，參加革命，真難得!」
解放後，董竹君當選為上海市婦女代表，1952年當選為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1954年至1958年，當選為上海市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起，董竹君先後擔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因兒女都已在北京工作，她遂於1960年遷居首都。從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董竹君連任全國政協委員。她忠誠履行職責，不顧年老多病視察各業，傾聽民意，貢獻提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她的提案就有二百餘份，僅五屆政協三次大會上，就有39件，領導與同仁稱讚她的提案不但量多，質量亦高，1991年11月她的提案榮獲全國政治委員會「優秀提案證書獎」。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她98年的傳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