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恆 朱江琳
ISBN：978-7-300-28747-8
定價：149.00
出版日期：2020-12-15
《百年清史研究史•歷史地理卷》通過對百年來清史地理研究著述的細緻爬梳，針對若干清史地理研究專題，如疆域變遷、政區地理、人口分布與移民史、地理文獻、輿圖、自然地理、清史資料庫與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建設等，開展學術史評述，既力求對個專題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梳理與總結，努力涵蓋重要研究成果，又力圖以問題為導向，聚焦個專題研究的核心關切，反思既有研究路徑，展望未來發展的可能。本書對百年青史地理研究的回顧和總結，有助於學界準確掌握清史地理研究已取得的成績，並將成為清史地理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胡恆，男，1984年生，河南省上蔡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清史研究》副主編，《新史學》集刊學術秘書，2020—2021年為史丹福大學Walter H.Schorenstein亞太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主要從事清史、歷史地理學、數字人文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主持「數字清史實驗室」（清史數據共享平臺）建設。已出版專著《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文史》《新亞學報》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著述獲得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青年獎、第二屆普隱人文學術獎、第四屆譚其驤禹貢基金優秀青年歷史地理論著獎（論文類二等獎）等獎項。
朱江林，女，1985年生，山西省襄垣縣人，歷史學博士，山西財經大學文化旅遊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涉及歷史政區地理、文化地理、山西歷史地理與旅遊文化等方面，曾參與「長江三峽地區歷史地圖再現研究」「歷史文獻中的重慶」「百年清史研究學術史」等省部級重大項目，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史學集刊》《絲綢》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每一個國家在歷史長河中，它的疆域範圍總有一個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以後，普遍面臨著如何書寫自身歷史的問題。現代民族國家通常都具有明確的國界，可是這一現代以國際法明確的疆域範圍往往與歷史上國家變動不居的疆域無法吻合。因此，每一個民族國家在建立自身歷史的敘事模式上，都要首先界定什麼是本國史，什麼範圍內的歷史才是自身的歷史。
中國當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歷史悠久所帶來的疆域變動非常之大，進入近代以來，又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領土被不斷割讓，所以如何界定「歷史上的中國」的範圍就成為書寫中國史中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辛亥革命以來，學界對「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認識散見於中國疆域史的研究中，但少有專文論述。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編寫中國史時，首先就遇到了什麼是「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問題。當時一大批歷史學家介入到對這一重大問題的討論中。當時的歷史學家主要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以歷代中原王朝的版圖為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如孫祚民在1961年就提出「以我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範圍，因王朝統治的範圍不同而歷代國土有所變更伸縮」；另一種觀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為範圍，由此上溯到有歷史以來這片土地上所有民族的活動，如何茲全在1959年提出「既然中國歷史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以內今天和歷史上各族人民的歷史，那麼，當我們說到中國時，它的範圍就不應該只是歷史上當時在中原地帶立國的王朝，而且還應當包括當時是在中原王朝疆域以外而今天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以內的各族和各地區。匈奴、契丹、女真、蒙古在當時雖然不屬於漢宋王朝，但他們活動的地區，卻是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以內，他們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今天我們講中國史，應該把他們看成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一些國家，他們和當時王朝的對立和戰爭，只是中國歷史上一些國家間的對立和戰爭，而不是外國或外族入侵中國」。
關於「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討論，實際上又與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提法分不開。如果承認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那麼學者在研究中就勢必要從中原王朝的歷史中解脫出來，轉而接納當時中原王朝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將之納入一個新的中國史敘事中。但它的邏輯中同樣存在幾個缺陷：如果承認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那麼就不可避免地要將走向民族融合作為中國史解釋的歸宿，不如此，則無以證明中華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狀，也勢必將歷史上存在過的對立、衝突當成民族融合的另一種形式，而傾向於將其解釋為一個向中原王朝和漢族文化靠攏、被接納的歷史進程；同時，為了證明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不是分離的而是一體的，也不得不尋找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緊密聯繫的證據，譬如藩屬、冊封或者其他形式的關係，但這樣一來，就難免陷入歷史的單線解釋中而不得不面臨史實上的不斷挑戰。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作為「歷史上的中國」的範圍，儘管從現實角度而言是一種回溯歷史的選擇，但事實上，如果按照二戰後各民族國家獨立的現狀，那麼為了避免歷史上盤根錯節的糾紛，將當時的國界作為歷史上國家疆域的範圍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不過它同樣存在邏輯的兩難問題：在這一歷史上中國疆域的框架下，如何將1840年以來中國逐漸失去的邊疆土地納入其中，形成一個可被接受的解釋鏈，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挑戰；中國歷史疆域的變動不居與這一範圍的明確性之間構成了一對衝突。
正因為這兩種解釋自身存在的缺陷，關於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歷代疆域，學界就不得不尋求更為妥帖的解釋體系。
經過長達30餘年的激烈討論，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界形成了兩種新的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以我國歷史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管轄範圍為歷史版圖，楊建新、張博泉等均持這種觀點；第二種觀點以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版圖為中國歷史上的疆域範圍，由譚其驤提出。
譚其驤關於「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的認識是在1981年5月下旬召開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應翁獨健的邀請而發表的，這是因為譚其驤一直在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纂歷史地圖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界定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怎樣劃定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的；也就是說，對歷史上同時存在的許多國家地區和民族，你們是如何區別中外的？哪些算中國，哪些不算，標準是什麼？」對此的界定不具有伸縮性，必須以明確的色塊和界線將這一範圍清晰地界定出來。譚其驤明確地提出，「中國」一詞的含義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演變而變化、發展的，以之表示我國領土主權管轄範圍的這一觀念，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幾十年才逐漸形成的；他強調，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歷史上的中國範圍，確定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唯一標準，即幾千年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他進而認為，18世紀之後、1840年之前的中國範圍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譚其驤提出的「鴉片戰爭之前說」立刻引起了參會者的極大重視和高度評價，後來得到了劉宏煊、馬大正、成崇德、馬曼麗、於逢春、李大龍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者的支持、肯定和進一步的補充、完善。今天，將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疆域範圍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
譚其驤對「歷史上的中國」概念的界定構成了今天歷史地理、民族史研究的基礎，也是歷史地理學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葛劍雄指出，「《圖集》所確立的有關歷史上的中國的觀念以及中原王朝、邊疆政權、非漢族政權、地方政權、自治地區之間關係的原則，對於中國史、民族史、中外關係史、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等學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導意義」。根據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可知，「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等關鍵詞，從1991年該提法正式發表後，在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數迅速增加，2008年以後每年都被引用100～300多次，2018年被引用的次數最多，達317次，足以顯示這一理論的影響力。
近年來學界對這一概念做了一些新的探索，葛劍雄曾談道：「他的上述說法在理論上存在著局限性，在實際上也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一方面，從秦朝最多300多萬平方公裡的疆域發展到清朝極盛時期1 300 多萬平方公裡的疆域，並不能一概稱之為『自然形成』。……至於一定要強調邊疆或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王朝的聯繫，有些事例不僅顯得牽強，並且也與前面對臺灣與大陸關係的論述自相矛盾。」圍繞邊疆民族政權歸屬的問題，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多數學者對將中國歷史疆域範圍用某一時期的版圖固定化的做法提出了異議，而更強調當時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的行政管轄對確定我國歷史疆域範圍的重要性」，「主張以不同時期的實際版圖範圍來界定當時中國的疆域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