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耀縣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全省重點中學，也是當時銅川地區唯一的全日制中學。學校分初中和高中部，教學設備齊全，師資力量雄厚，在校學生近2000名，生源來自銅川、耀縣、富平三個縣市，學校影響力大，地位顯赫。
學校地處耀縣城內西北角，佔地近百畝。校大門是個雕梁畫棟很有氣派的古建築。東院是校領導的辦公室，各科教研室、實驗室、教師宿辦合一的辦公室、女生宿舍和高中部教室。西院是男生宿舍(包括順城牆修建的窯洞宿舍)、初中部教室以及內外兩個操場；外操場實際上還是耀縣的體育場，縣上一些重要活動，如慶祝活動、放煙火、唱大戲、文藝演出、體育比賽等均在此舉辦。
校內還有蘋果園、苗圃園和上勞動課用的菜地。松、柏、楊、柳各種樹木鬱鬱蔥蔥，由西河引進穿過城牆自北向南橫貫學校的明渠，水清清聲潺潺。如此優美的環境成了培養人才的福地。在北城牆根下，東、西院交匯處有一個大的開水房，供全校1000多名師生用水。在無電的年代，學校僱用一位強壯夥夫，手動轆轆靠皮帶帶動鼓風機燒水，鍋的直徑至少也有一米五。在上中學的六年裡，此地便是我和同學們(用開水泡饃)吃「飯」的地方。
我們這一屆(稱為初六一級)新錄取的學生共分甲、乙、丙、丁、戊五個班，每班60名。我和惠塬小學畢業的另三名同學分在初六一戊班，而且同住一個窯洞宿舍。班主任叫陳英華，陳老師家在西安，帶體育課，據說是科班出身，有過踢足球的經歷，不知是否與1957年「反右派」有關，才被發配到了耀中，當然不止他一人。聽高年級同學講，學校有好幾位資深教師被打成了「右派」。我們這些小學生娃隱隱感到了「政治」的威力：冒犯政治就可能丟飯碗。
頭一個學期,1958年的秋天。大躍進如火如荼，虛誇冒進比比皆是，豪言壯語不絕於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乘飛機、駕火箭超英趕美能實現！」…人們被卷進了狂熱的漩渦，老家的青壯年勞力被集中起來大煉鋼鐵。成熟的柿子爛在樹上，玉米、穀子爛在地裡。學校停課了，高年級學生在耀縣城北門外架起了煉鐵高爐，個個成了土煉鋼"工人」。初中部的學生則準備原料碾制坩堝陶土。老師讓學生騰空本班教室，留出水泥地面，再放上兩個碌碡備用，然後帶我們步行二三十裡路，在黃堡鎮一個山溝裡背回陶土(將土裝在用腰帶扎了結的褲筒裡)，並將陶土砸碎平鋪在教室地板上，四個人合拉一個碌碡，來回滾動，直至碾成面，而後過篩、裝袋。天天如此源源不斷供應煉鋼爐用(陶土做成坩堝裝鐵礦石高溫下冶煉)。學生的待遇是每天免費供應一斤熟紅苕。頭一個學期就這樣結束了，啥也沒學下。
學校不知得了什麼文件，從第二個學期開始，一下子恢復了正常教學秩序，之後再沒搞過大的沒名堂的事。畢竟是名校，學習任務一下子繁重起來。我學習上的巨變竟然來自一次不起眼的副科考試。地理授課老師名叫劉景山，是舊社會耀縣城內的三山「(一名是成遜山，一副縣長，耀中教導主任成秀雲之父，還有一「山」記不起來)之一，知識淵博、治學嚴謹，是學校裡有名望的老教師。
在一次考試中，我們班多數同學沒考好，唯獨我考了最高分:5-(當時學分實行5分制，「5-讀作5減)，相當於百分制的90~95分。劉老師當堂誇了又誇，獎了又獎。也許老師的用意是激勵大家的學習興趣，而對我來說，那簡直是一次無比光彩的露臉，虛榮心、自信心、上進心油然而生。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由此開始，我便登上了耀中優秀學生的塔頂，成了耀中歷史上從初中到高中唯一連續十一個學期獲得「優秀學生」稱號的學生。
耀中優秀學生的標準是：各門功課成績優異，德智體全面發展。具體硬槓子為：主科(語、政、數、俄物、化)成績90分以上，副科(音、美、體、生)85分以上。每學期期末評選一次，夠硬條件者，全校幾千多名學生中僅有3~4名達標，我始終佔有其中一席，其他2~3個席位不斷變換著別的學生的名字。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受到表彰並上臺領獎、介紹學習經驗的時刻，無不是我激動而榮耀的時刻。正是：一次做成一件事並不難，但次次做成一件事就難了。
我學好功課的最大秘訣就是，上課特別專心聽講，做好筆記，認真做作業，舉一反三、活學活用、不開夜車。所以學習效率高、成績好。當然也得益於學習動力足，學習目的明確。我知道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母親、哥哥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是多麼的難得，我要不好好學習，對得起誰?！良心安在?
隨著學習成績的穩定表現和社會工作的增多，我獲取的榮譽越來越多。1959年6月加入共青團，初二開始任團支書，高中三年連續任校團委委員兼任高64甲班團支書。1962年3月被選為人大代表出席縣人代會,1963年出席縣團代會，要不是黨內緊縮政策,1964年高中畢業前差點入了黨，連助學金也享受到優待，每月七元錢~當時同等條件下最高的，對我來說是最實惠、最重要的。
我的名氣越來越大，似乎有點一騎絕塵的味道。起碼在學校裡、在東塬上，知道我名字的人越來越多，母親和哥哥雖不看我的「通知書」，但喜悅總是埋在心裡，掛在臉上。他們知道：六兒書念得好。家鄉知書達理的老人甚至會宣揚：東塬上要出人才了，六兒和七老(指我父親)一個樣！在我高中畢業之後，耀中還開展了向我學習的活動。
其實，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學習好只是一好，德智體都好才是全面的好。所以學習之餘，我還積極參加各種集體活動，並成為文體活動社團活動的骨幹。作為團委委員、支部書記的我帶頭參與文娛活動是份內職責。學校每學期要舉行全校匯演，各班自編自演，經篩選上臺演出。由我和一名女生分別扮演老漢、老婆共同演唱的《老兩口今年五十八》，獲得滿堂彩。這個節目還代表學校在縣禮堂參加了演出。
熱愛體育活動是我的一大愛好，也是對學習緊張情緒的放鬆，我有一定的優勢，個頭雖不高，但動作協調，有耐力，有速度，有一股不怕摔打、不懼吃苦的拼搏精神。剛上初一時，就被高年級同學精彩的籃球比賽所吸引，並暗暗學著他們。吃罷晚飯便和同學們練運球、過人、投籃、三步上籃，分組比賽，玩得如痴如狂。這些竟被陳英華老師看上了眼，並選進校少年足球隊，專職培養守門員(老師可能看上了橫衝直撞，不怕死的一面，其實這不是我最長處)。
1959年寒假，銅川市在市體育場舉辦了全市少年足球運動會，參賽隊伍是銅川、耀縣、富平的中學少足隊。我作為耀中足球隊的守門員參加了比賽，並一舉奪冠，獲得了代表銅川市參加全省比賽資格。1960年暑假、1962年暑假分別在鳳翔縣、興平縣參加了兩屆全省少年足球運動會，西安市一隊奪得冠軍，我們的成績一般。到風翔參賽是第一次坐車出遠門，返回時第一次到了省城西安，還冒著濛濛細雨遊玩興慶公園，印象最深的是划船。藉機到西北眼鏡行第一次配了近視眼鏡(150度)，從此再沒離開過近視鏡。
1964年暑假，高考剛一結束，渭南地區舉辦區運動會，以原耀中少足隊為基礎組建了耀縣足球隊，我司職前衛參加了比賽(從1962年那次少足會開始，我已改作前衛)。我理解進球時的狂熱，自已頭球攻門得手的那一刻，至今還喜不自勝！
運動會期間，大約在8月20日前後，傳來了我被西北工業大學錄取的準確消息。終於好夢成真，哪有不喜之理！激動、喜慶平靜之後，不由人回首漫漫苦學之歷。
在上中學的六年裡，我和所有農村學生一樣，飯食靠饃和炒麵。周六放學回家，周日背上母親新蒸的饃趕7點晚自習前準時到校，風雨無阻。從惠塬到耀縣城共20裡路，翻兩個溝，雨天土路泥濘，走起來十分艱難、吃力。吃飯簡單快捷，將饃掰成塊，用開水衝兩遍，調些鹽，連饃帶水一吃一喝，就算頓飯，多數無菜可就。春夏兩季裝在袋子裡的饃挺不到一周就發黴變質，不吃就得餓肚子，於是用開水多衝幾遍，算是消毒，吃後竟然啥事也沒有，要放到現在，準拉肚子，真是「人咋慣咋來」。
大約在1959年的某一天早晨，在「狂熱」的大背景下，校長竟然在全校師生大會的上宣布，我們已進入共產主義了！不長時間，人們便發現太幼稚、太可笑。這個時候，我們的戶口便遷到了學校，成了城鎮居民，在新辦的學生食堂用餐。好景不長，糧站供不起糧食，無米下鍋，便把戶糧關係重新遷回農村，依舊背饃上學。也就是同一個時期農村實行了食堂化，饃得從食堂領，像討飯似的，得看管理員的臉，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食堂化的政策是短命的，大約一年半載之後便關了門，因為糧食越來越少，飯越做越稀，肚子越來越餓。
接著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年(1960年~1962年)自然災害來臨了。這是我上學最困難的時期，一句話，餓肚子。學校臨時取消了早操和晚自習，組織師生撿拾菜根菜葉，甚至到北塬上開荒種地，全民實行瓜菜代。學校將我們撿來的菜葉和玉米芯子分別熬成了菜湯和蒸成了芯子「饃」，限量供學生充飢。芯子饃太難吃了，紅蘿蔔葉子湯如同中藥太難喝了。難吃也得吃，難喝也得喝，否則得餓死。家裡也經歷著同樣的劫難。
哥哥於1959年到了銅川煤炭運輸公司當普工(可能是亦工亦農式的工人)，乾重體力活，定量高，但缺油水，雖吃不飽但也餓不死。當一家人揭不開鍋的時候，母親派我跟隨焦德功大哥步行40裡路到銅川找到哥哥，記得哥哥在食堂買了一口袋饃，坐火車回到耀縣，給我分了一小部分去上學，其餘背回了家。母親將自己的細軟、父親留下的值錢東西交給哥哥上北山裡(估計是耀縣的柳林、照金山區)換糧，討個活路。不長時間，形成氣候，連涇陽、三原的人也加入北上換糧的行列。開始官方還設堵，後來據說習仲勳副總理回故鄉富平了解實情並向中央作了報告後，換糧通道才得以暢通。人們把換來的救命糧同麩、糠、苜蓿、野菜等摻合起來做成稀湯苦度日月。
有個周六，我照例回家，不想家中空無一人，聽說嫂子回了娘家(我猜想她拿不出東西給我吃，選擇了離開)，母親不知去向。我一咬牙忍餓倒在炕上，待天亮之後再說。這時候，對門焦氏二嬸端來一碗菜湯，救了燃眉之急。近50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當時的情景。要知道，這碗湯菜比金子還貴重。第二天，哥哥帶著乾糧陪母親回來了，原來母親一看家揭不開鍋又上銅川找哥哥了。
三年困難時期，國家不知多少項目下了馬，多少工人回了鄉，多少學校停了課，我們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棄學回了家(受不了那個餓)，同學張景國、焦興正選擇了回家，焦佔盈、焦玉琴甚至遠赴內蒙投親找活路去了。不敢想像，整整三年，都咋熬過來的?但是那個時代的人，雖然艱難、困苦，甚至餓肚子，卻始終堅信這只是暫時的困難，好日子會很快到來。
到了1962年下半年，允許農民有自留地，可種三線拾邊地，允許開放自由市場。說來也怪，經濟生活一下子活了起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可以在市場上交易。起初一個白饃一塊錢，一碗煮蘿蔔五角錢，一斤豬肉7-8元以上。到了1964-1965年連困難的痕跡都找不到了，而且人們的生活幾乎恢復到了五六年以前的水平。
1964年7月，收穫的時節到了。我們耀中三個畢業班150餘人集體坐火車來到三原縣南郊中學參加高考，時值炎夏，酷熱難耐。考生們住通鋪、吃食堂，條件較差，也許苦慣了，也沒覺得不習慣，何況第一要務是考好試。三天六門大考於7月14日結束。雖然沒有實現考取清華的願望，但被第二志願~西工大錄取，也算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六年的耀縣中學學習生活，雖然經歷了清貧和難熬，但憑著一口氣，憑著母親、哥哥的支持，學校的愛護，仍然挺到了最後並獲得了成功，應該說是自己在成才道路上最為重要的一段經歷：一些優良的品質、風格就是在這個時候逐漸形成的，百鍊成鋼並讓我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