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與國際接軌的中國科研，又到了十字路口。
文｜朱不換
5 月 29 日，知名生物學界打假人士 Bik 爆料，江蘇、河南、福建、遼寧、山東多家知名醫院醫生的科研論文涉嫌學術不端、數據雷同。中國 SCI 論文組團涉假的問題，又一次浮出水面。
回首望去，今年已是 SCI 收錄指標進入中國高校的第三十年。
如今，SCI（科學引文索引）在中國科研界已無處不在。中國的 SCI 論文數量從寥寥無幾，增加到了全球第二。另一方面，SCI 論文灌水、造假也層出不窮。今年 2 月，中國教育部和科技部已發布通知，針對科研評價中的 SCI 論文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要求矯正。
SCI 收錄和影響因子、H 指數等文獻計量標準進入中國，如今已非議甚多。但它到底怎樣影響了中國學術，及其評價體制？
這要從 SCI 到來之前中國學術的狀態說起。
打開國門的困惑
1950 年代起，「又紅又專」曾是高校學術評價的統一標準。「黑而不紅」或「只專不紅」的學者，其學術生涯和觀點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高等學校必須繼續努力培養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紅，而且要管專。紅與專應該是統一的，只專不紅，只紅不專，都是不對的。高等學校師生的紅，不但應該表現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應該表現在他們教學和學習的實際行動中。
· 1961 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詳細規定了對教師「又紅又專」的要求
經歷了全面學蘇聯和獨立自主時代的波折，1970 年代起，國門漸開，從外國學習先進知識成為中國學界最重要的任務。
但由於缺乏國際同行的交流和評價，當時的中國對世界學術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前沿基本是兩眼抹黑，一些在國際上廣受批評的非主流觀點，便可以通過特殊渠道成為中國該領域的主導觀點，進而影響重大決策。
例如 1978 年，一名中國控制論專家去歐洲訪學期間，與荷蘭教授奧爾斯德探討如何用控制論模型影響人口時，接觸到了《增長的極限》等環境悲觀主義理論。
這些理論認為，隨著人口擴張和資源萎縮，人類文明將遭遇滅頂之災。儘管這類模型在歐美已飽受經濟學和社會學界的批評，卻被當時的中國學者視為寶貴的新知。
回國後，這些專家調研撰寫了《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等論文，預測如果不控制生育趨勢，中國人口到 2050 年將高達 40 億。這些研究報告通過個人推薦和行政渠道，進入中央計劃生育決策者的視野，成為一胎化計劃生育的理論火藥，推動了此後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
· 一本極大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書
· 1981 年人口論文《從食品資源看我國現代化後所能養育的最高人口數》預測，中國的適度人口應為 7 億以下
另一個非主流研究在中國受到不成比例關注的案例，是所謂的「地震雲」。
1977 年，日本《讀賣新聞》刊登文章《可從雲彩形狀預測地震》，隨後被《參考消息》轉載到國內。受此啟發，中科院物理所的呂大炯開始嘗試用「地震雲」來預報地震，隨後被《光明日報》、新聞聯播等權威媒體廣為傳播，並引起高層領導關注，數十年來在中國深入人心。
其實，所謂的「地震雲預報地震」是中外地震學界都不承認的偽知識，在日本只是一個極為邊緣的觀點，日本地震學界也普遍不認可。
· 「地震雲」的提出者是前奈良市市長鍵田忠三郎，他曾在 1979 年受邀訪華受到高層領導接見，其非主流的學術觀點也因此擁有了不成比例的影響
更為公眾所知的，則是 1980 年代在全國泛濫的以氣功熱、水變油為代表的偽科學浪潮。這些浪潮無一例外，都是先獲得體制內權威人士或部門的認可，然後再在社會上獲得巨大影響力。
這些現象的密集出現，核心原因在於剛剛和世界接軌的中國，面對紛繁複雜的學術思潮和觀點嚴重缺乏辨識力，又缺乏專業的評價標準，因此不識貨、被忽悠的狀況頻頻發生。
直到八十年代後期，SCI、EI 等國際學術收錄標準進入中國，改變了國內學術評價的生態這才發生改變。
SCI：一張引用的網
這幾大學術收錄標準裡，影響最大的無疑是 SCI（科學引文索引）。而 SCI 的產生，來自其發明者加菲爾德的一個發現：
大部分學術論文的引用情況符合 20/80 定律，高引用的重要文獻都集中於少數核心期刊；例如 1962 年，25 種期刊的引用數在佔據了當年論文引用數的 24%，767 種期刊的引用數佔比則高達 75 %。
這意味著，在現代學術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了解一個大學科的前沿知識，不需要也不可能了解這個學科的所有論文；只需要了解少數核心期刊上的核心論文，就能抓住該學科前沿的重點。
根據這個原則，加菲爾德創立了 SCI 科學引文索引。到目前為止，它收錄了 8500 多種自然科學的主要期刊，而這些期刊大都是各學科中具有較高引用率的期刊。
· 加菲爾德通過文獻引用索引，分析過沃森和克裡克 1955 年的 DNA 雙螺旋論文對更早文獻的引用情況。儘管沃森等並未在論文中直接引用艾弗裡 1944 年的論文，但通過圖中的引用鏈，仍可追蹤到艾弗裡對沃森等人的研究的巨大影響
「通過文獻引用數量來衡量文獻重要性」這套理念，並不僅僅適用於學術文獻，也適用於各種通用內容的傳播和搜索。
谷歌搜尋引擎誕生時採用的 PageRank 算法，就是基於加菲爾德的這套原理：計算指向某網頁的引用連結的數量和質量，來估算該網頁的價值權重。
· 谷歌 PageRank 算法對網頁權重的計算中，直接或間接指向網頁的連結數量和質量，決定了網頁的權重
由於學術引用索引與網際網路搜索的這層淵源，加菲爾德既是 SCI 之父，也被一些人尊為谷歌的祖父（Grandpa of Google）。
1982 年，加菲爾德來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推銷他的印刷版 SCI 索引。當時接待加菲爾德的孟連生，借鑑 SCI 和引文分析方法，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文科學引文分析資料庫》。
然而，當時只有中科院圖書館等少數機構採購 SCI，這套方法在中國的影響仍十分有限。
直到 1985 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對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進行評估，對成績卓著的學校給予榮譽和物質上的重點支持，辦得不好的學校要整頓以至停辦。」
響應這一要求，1987 年起，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機構開始用 SCI（科學引文索引）、ISR（科學評論索引）、ISTP（科技會議索引）和 EI（工程論文索引）收錄的中國科技論文，排出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學術榜。
不過，這些學術榜只是外部機構對高校業績的一個排名，對高校來說只關乎聲譽，並不影響高校內部的學術評價和獎勵。在校內學術評價方面，開風氣之先的是南京大學。
發一篇 SCI，獎勵100元
時任南京大學校長曲欽嶽，面對著學校財務捉襟見肘的窘境。幾年前中央政府根據「835」建言選出了北大清華等五所高校，在七五計劃期間各資助 1 億元，南京大學未能入選，而其他來源的經費也極有限。
· 南京大學前校長，天文學家曲欽嶽院士
經費短缺局面下，如何提高本校的學術競爭力？曲欽嶽決定從學術激勵方面尋找突破。畢竟，與高昂的科研硬體投資相比，人才激勵花錢少、成效大。而能否發表 SCI 收錄的論文，在當時是相對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標準。
1990 年起，SCI 論文發表納入南大物理學院的科研評價，此後又擴展到全校，如規定理工科申報副教授等職稱的教師應有數篇 SCI 論文；每發表一篇 SCI 論文，學校給予一定獎勵，早期為 100 元；取得博士學位者也要有論文發表。
而對於高水平學者，則鼓勵他們在高影響因子的優秀國際期刊上發文，爭取論文品質和數量的雙豐收。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是一個期刊兩年內刊文的平均引用次數，用來衡量期刊的學術影響力。H 指數（High Citation index）：一位學者的 H 指數是說他至多有 H 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 H 次，用來綜合衡量學者的論文數量和質量。
在這項政策鼓勵下，從 1992 年到 1998 年，南京大學拿下中國大陸大學 SCI 論文產出「七連冠」。南京大學的這一做法也被中國的大部分高校效仿，成為高校學術評價的常用標準。在此趨勢下，中國 SCI 收錄論文數逐年上升。
不過，SCI 主要收錄自然科學論文，並不太適用於人文社會學科。而中國高校固有的文理分科體制，也加劇了理科和文科學術評價標準之間的分離。
理科追 SCI，文科搞中國特色
1977 年中國恢復高考後，實行文理分科報考。而高校教學科研的管理和評價，也有了明顯的文理分界。
· 大學的高等數學課程根據院系會劃分為理工類，經管類，文科類等類別
對一些處於文理邊緣的學科來說，到底被列入文科還是理科，全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科劃分時命運的捉弄。
例如，邏輯學被偶然劃為文科哲學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在招生、科研等方面曾多年受制於文科標準，但現代邏輯學的研究實際上比大部分理工學科更依賴數理推算。而心理學則被劃分為自然科學，儘管心理學是研究人的學問，其大部分分支如社會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其實屬於社會科學。
· 邏輯學（學科代碼72040）劃入了 7 字頭的人文學科；而社會心理學（學科代碼19020）劃入了 1 字頭的自然學科
文科和理科的學術評價此後踏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理工科學術評價逐漸接受了 SCI、EI（工程索引），影響因子等文獻計量學國際標準。
而人文社會學科因為意識形態等原因，主要依靠各種國內核心期刊標準，走上了更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中國國內主要有下列七個核心期刊遴選標準，其中南大 CSSCI 即俗稱的 C 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 CSSCI 同時收錄的期刊通常被稱為雙核心期刊：
1.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3.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4.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5.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引文資料庫（CSCD）來源期刊」6.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7.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國核心期刊遴選資料庫」。
儘管 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 A&HCI（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等國際文科索引也被部分高校引入了評價激勵體系，但與 SCI 相比，這些文科索引收錄期刊較少、外語要求較高，中國學者的發表始終偏少，這些國際標準也始終不是中國人文社科學術評價的主流標準。
而文科脫離國際評價的一大後果是，中國文科論文的刊登、評價受人際關係和行政幹預的影響始終要更大。
在國內理工科核心期刊上，學者往往還比較克制守矩，最多會發表一些讚嘆師恩的抒情作品：
· 國內核心期刊《冰川凍土》雜誌 2013 年第五期上，學者徐某發文讚美導師的崇高感和師娘的優美感
而在人文社科期刊中，內容天馬行空的論文則相當多見。與期刊主管者的親情友情恩情，都有可能轉化為論文發表。
從這些另類論文裡，你可以讀到父親對子女的殷殷深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領導、院核心期刊《銀行家》雜誌主編王某之子從讀小學起，就在該雜誌陸續發表文章 92 篇，在數量上已超過大部分大學教師。而這些成果的誕生，都離不開父愛的關懷。
· 該作者在《銀行家》雜誌的論文時間線，令人仿佛誤入《小學生作文選》。來源：知網
即使沒有這樣的好父親，只要你有錢且樂善好施，也有可能感化學術期刊，令其幫忙宣傳你的觀點。著名富豪廖凱原先生就曾在法學核心期刊《環球法律評論》發文，論證上古黃帝已領悟「比特是萬物」的奧義，為中國法治科學觀奠定了基礎。
· 來源：廖凱原，《<黃帝四經>新見：中國法治與德治科學觀的反熵運行體系》，《環球法律評論》2011 年第 2 期
未來向何處去
當然，理工科即使有 SCI 論文收錄、期刊影響因子、高引用指數等國際標準把關，也不是沒有空子可鑽。
投機者可以通過在 SCI 內低水平期刊上灌水、一文拆成多篇、自引、小圈子互引等，虛假的增加發表數和引用數。何況，學術研究是一種探索創造性的工作，不能只是機械的炮製論文，僅僅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數量來評價，難免有偏頗。
而且，SCI 論文的出版，需要編輯、審稿人的手工把關。與浩如煙海的論文投稿相比，編審人員的精力畢竟有限。這給一些人進行論文數據造假、工業化複製論文數據有了可乘之機。
特別是中國醫生這個從業者極多的行業，在晉升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時，單位往往要求數篇 SCI 論文、省廳級別乃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在治病救人之餘，還需要攢論文，這使得不少醫生選擇了炮製濫竽充數的論文來謀求升職。
· 2017 年的醫學論文批量撤稿事件
醫生行業以臨床實務為首，醫術精湛遠比論文數量重要，對升職設置過高的科研論文標準並不合適。
不過，對於以科研為主業的高校、科研院所來說，國內的現有學術評價機制，恐怕還遠未達到可以超越 SCI 收錄、影響因子等量化標準的水平；從這些國際標準中值得借鑑之處，仍然多於應擯棄之處。
破除「 SCI 至上」、「唯 SCI 」的片面傾向是應該的，但破除之後，路應該怎麼走，是科研管理者和從業者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也值得公眾的關注。
畢竟，大部分科研活動的每一分經費，都來自普通人的納稅。你肯定不會希望你出的錢白花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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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中民（2013).生態經濟學集成框架的理論與實踐（Ｉ). 冰川凍土，35(5),1319-1343.
[8]https://webplus.nju.edu.cn/_s26/ae/b1/c21703a437937/page.psp
[9]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3/content_5486229.htm
[10]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136-836101.html
[11]https://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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