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他的著作《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在中國學術界影響巨大，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思想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至今且將長期影響我國的文化戰略以及與不同民族文化的相處之道。
從費孝通先生1997年在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舉辦的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覺」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不幸的是不久前他唯一的心愛的女兒也離開了我們。費孝通先生的女兒費宗惠生前為高校老師，退休後照顧費孝通先生的起居飲食，費先生去世後，她和丈夫張榮華先生（費孝通先生生前的秘書）致力於整理費孝通先生的文集，與費孝通先生的學生們密切聯繫，共同傳承發展費孝通先生的學術研究。為此，本刊約請費孝通先生的學生方李莉研究員和徐平教授，撰文以紀念。
費孝通先生有兩個家：一是他的家庭，二是他的學術家底。
費家人永遠的小妹
2017年新年第一天晚上九時，費孝通的獨生女，他口中一直叫作「小妹」的費宗惠去世了。在經歷了兩年病痛折磨之後，費宗惠安詳地追隨費先生去了天國。
1987年春，我打算報考費孝通先生的博士生，一路打聽找到了當時住在中央民族學院家屬院的費家，第一位認識的費家人就是費宗惠，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去世，我們剛料理完費先生的後事，費宗惠和丈夫張榮華就莊重地委託我，重新接上廣西金秀大瑤山的調查。當年夏天我就帶學生做了第一次大瑤山追蹤調查。2006年初春，他們夫妻兩人又親自陪同調查組第二次去大瑤山，我們沿著費孝通、王同惠70年前的足跡，走村過寨訪問祭拜。費宗惠與王同惠當年「老同」的後人擁抱哭泣，和當地老鄉親人般的感情交流，讓人深刻感受到費家與大瑤山永恆的情緣。2007年4月3日，我又專程陪同他們送費孝通先生骨灰回到吳江老家，將他安葬在離他出生地不遠的公園裡。2014年，當費孝通、王同惠大瑤山調查八十周年之際，我再次率隊去大瑤山追蹤調查，費宗惠因病已經無力遠行，她一再叮囑向鄉親們問好，由她的丈夫張榮華和兒子張喆代表費家一同前往。
費宗惠走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總結她的人生，我在費家寫下了這樣的輓聯：「生於憂患，長於磨難，平和善良留人間；順也雅淡，逆也安閒，雍容高貴自超然。」作為費孝通的女兒，她的一生緊密地和費孝通的人生聯繫在一起。事情還要從1935年費孝通、王同惠的大瑤山調查說起。
費先生組建一個家
當年在清華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的費孝通和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讀大三的王同惠，苦於在課堂上得不到真實的中國，立即抓住去廣西大瑤山實地調查的機會，為此他們提前結婚，於1935年10月18日進入大瑤山，一路走村過寨。費孝通進行體質人類學調查，王同惠則進行社會學的調查，大瑤山的生活「充滿了快樂，勇敢，新穎，驚奇的印象」。他們一路走一路寫出《桂行通訊》，在《北平晨報》和天津《益世報》上連載，引得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燕京大學的師生們，都為這對「能說能做」、志同道合的夫婦叫好。然而，當他們完成花籃瑤、坳瑤的調查後，12月16日從居住的古陳村向茶山瑤居住地區轉移過程中，卻出現了一死一傷的悲劇。費孝通誤陷虎阱，王同惠覓援失足山崖。生離死別，他們結婚剛108天。聖堂山是廣西第五高峰，海拔1979米，是大瑤山中的第一高山。當年費、王的主要調查地，就是圍繞聖堂山周圍的村寨展開。聖堂山下的學術和愛情，始終貫穿在費孝通以後七十年人生，一直在老人心中縈繞。費孝通1988年五上金秀大瑤山時，12月16日拜謁王同惠紀念亭後寫道：「心殤難復愈，人天隔幾許。聖堂山下盟，多經暴雷雨。坎坷羊腸道，虎豹何所沮。九洲將歷遍，肺腑赤心驅。彼岸自綽約，塵世惟蟻聚。石碑埋又立，榮辱任來去。白鶴展翼處，落日偎遠墟。」反映出費孝通對王同惠終身的懷念和牽掛。大瑤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費孝通人生中一個「打不醒的噩夢」。
1936年，費孝通到姐姐費達生正在工業下鄉實踐的開弦弓村養傷，從此將他與中國農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雖然在大學時代他就短期參加過梁漱溟等人倡導的鄉村建設活動，但這次調查使費孝通對是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認識更加深刻。開弦弓調查無心插下的楊柳，產生了比《花籃瑤社會組織》影響大得多的《江村經濟》，有意無意中使費孝通走到了世界人類學學科發展的前沿，被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評價為具有裡程碑意義，開拓了人類學本土調查和文明社會研究的新裡程。在英國經歷兩年的博士學習之後，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一畢業就義無反顧地回國參加抗戰。
風雨同舟的一家人
費孝通從越南西貢繞道到達大後方雲南昆明，他一邊在雲南大學、西南聯大任教，一邊組建「魁閣」開始大後方農村調查，實踐學術救國的心願。生活上的艱苦和「李聞事件」後的白色恐怖，都沒有改變他對祖國的忠誠。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他們疏散到昆明遠郊的呈貢縣，在當地搖搖欲墜的魁星樓上，費孝通組織一批青年人堅持實地調查，推出了《雲南三村》等一大批科研成果，打造出學術史上著名的「魁閣精神」，在國內外學術界贏得廣泛讚譽。也在呈貢租借的狹窄簡陋的農舍裡，費孝通第二次結婚並在1940年迎來新生命，為紀念前妻王同惠在大瑤山的犧牲，他給她取名叫費宗惠。
在費孝通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到費宗惠的身影。租住的農舍就在豬圈旁，既狹窄骯髒還多蚊蠅騷擾，新生兒「小妹」終日啼哭，洋博士卻找不到原因而束手無策。後來房東太太幫忙，用手絹擦洗口腔才解決問題，原來是一種當地特有的病菌侵蝕，由此費孝通感嘆鄉土文化的價值。從一群文質彬彬的教授孩子與一群鄉村野孩子玩耍和學習的對比，費孝通談到文字下鄉和法律下鄉的困擾和艱難，引申出《鄉土中國》特有的國情和變與不變的大道理。在教授養不活家人的困境下，費孝通茶館擺攤寫作，現場為各類報紙撰寫稿件，靠微薄的稿費補充家用，從而練就「快手」本領，樂觀地記錄下那一代文化人的艱苦卓絕和堅忍不拔。費宗惠伴隨父母度過了那段憂患歲月，給中年的費孝通帶來天倫之樂。
解放後，費孝通順風順水，擔任了國務院專家事務局副局長等要職，1952年又負責創建中央民族學院，參加民族大調查，熱情洋溢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父親很忙，有母親孟吟的悉心照料，費宗惠的童年十分快樂。但在1957年風雲突變，父親瞬時就成了著名的大右派，家庭生活社會氛圍都陡然變化，更使費宗惠1958年的高考面臨危機。最後高分低就，「幸運」地被北京農機化學院錄取，與張榮華成為同學，1963年畢業後又一起分配到吉林農業機械化學校教書。他們從相逢、相知到相愛，在東北黑土地上共同生活了13年，直到1976年因為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顧，才按政策調回北京八一農機學校工作。在「文革」困難時期，費孝通甚至以六十多歲的高齡，還到「幹校」下大田學種棉花。風風雨雨中，全家陪伴費孝通走過了艱難的20年蹉跎歲月。
改革開放後，從二上大瑤山調查開始，費孝通重新煥發學術青春，承擔起重建社會學的光榮使命。以後，他又擔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行政職務。他又將開弦弓作為學術標本，連續追蹤調查26次，而且從村到鎮，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從鎮到全國一盤棋，將城鄉關係和邊區開發，看作做活中國人口這盤棋的「兩個眼」，沿著城鄉和邊區兩個路徑，不斷進行類型加比較的調查研究。他及時總結各地發展經驗，總結出「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民權模式」等多種發展類型，為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出主意，想辦法」。他先後去吳江28次、甘肅11次、廣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區，他總結各地農村發展經驗，提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他談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國發展的現實道路。張榮華在1985年調到北京市農機局擔任領導職務，但為了照顧和配合費孝通繁忙的學術和行政工作，1990年正式調任費孝通生活秘書。費宗惠也在1993年從單位辦理病退手續，專職照顧已經癱瘓的母親。作為一名老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費宗惠也有自己的學術理想和事業追求，她有時也自嘲「講師」身份和感嘆退休金太少，但面對長期患病的母親和日益繁忙的父親，她只好犧牲自己成就家人，樂觀堅強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費孝通年過八十以後，身體發福最高時達到96公斤，又有哮喘等慢性疾病，行動越來越不便。夫妻倆人悉心照料和陪伴著兩位老人，特別是他們生命的最後幾年，大多是在醫院度過，一直到高壽才先後送走他們。
永遠的人類學家
回顧費孝通一生的學術經歷，我概括為：「從實求知看世界，三級兩跳論中國，差序格局說鄉土，多元一體求認同，志在富民是心願，城鄉邊區重行行，文化自覺強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費孝通先生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罕有的學術大師，他被人們稱作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為後人寫下了七百餘萬字的作品，也留下了一個時代的寶貴記憶。
在費孝通去世12年後的今天，我們眼看著偉大祖國日益強大，不難發現他的思想一直活在人間。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展開、興邊富民工程的步步深入，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試點以及方興未艾的「一帶一路」戰略，無不包含著費孝通區域發展理論的思想火花。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發展、減少貧困人口、生態文明建設等成為國家戰略，回應著費孝通關於自然和人文「兩個失衡」憂慮。文化自覺的思考，引發了理論、道路、制度「三個自信」的討論，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央領導人經常引用費孝通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態度；以中國夢為目標的文化重建，正在回答費孝通「富了過後怎麼辦」的歷史提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成為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和而不同」「美好世界」的理念更成為建設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強大思想動力……
費孝通的學術研究，始終貫穿著他所倡導的「從實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負。正因為費孝通很好地解決了理論和實際、學術和應用、高深和普及的關係、他的學問對國家有貢獻、對人民有關懷，對社會有用處、對學術有意義，成為名副其實的一代學術大師，更為後人樹立了為學為人的榜樣。
學術遺產託起的大家
費孝通無疑是一代學術大師，他更是一位好老師，「但開風氣不為先」，一輩子都在開風氣、育人才。他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也留下了許多學術遺產。特別是今天的中國日新月異，發展輝煌下也帶來各種社會問題，需要後輩學子與時俱進地調查研究，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更要弄清楚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真正樹立起中國學派，建立起強大的四個自信來。
費孝通的學術遺產，首先是他在1983年提出來的「小城鎮大問題」。經過30多年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民工」已經進入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從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第一代農民工外出賺錢後要回歸故土，可以繼續當農民；當進入第二代、第三代後，就開始回不了村，也留不了大城市，他往往會選擇縣城和鄉鎮一類的小城鎮作為創業和生活的地方，是不是下一步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重點還要轉回小城鎮？應該重提或者重新研究小城鎮大問題，切實落實中央提出的「三個一億人」的戰略設想。
二是費孝通在1984年就開始的邊區開發研究，當時他就提出「以東支西，以西資東」的共同發展模式，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提出了很多的構想。今天回過頭來再讀費先生的自然和人文兩個「生態失衡」，「互利互惠、共同繁榮」，「提高少數民族自身的發展能力」等見解，就會意識到在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上，也面臨著新的歷史轉型，需要更深入的調查研究。
三是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開展的鄉土中國、鄉土重建到後面的中國鄉紳這條線的研究，到1949年以後就基本斷掉了。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徹底改造了傳統社會結構。當今天面對基層社會組織鬆弛，有的甚至是癱瘓半癱瘓狀態的時候，我們不斷強調要加強基層政權組織，加強社區建設，但總有些見制度不見人，如何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改變基層社會的軟弱無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回頭來理解中國的鄉土性質及其變遷，重視中國基層社會重構和文化重建，特別是鄉村和基層精英的培養問題，需要結合新的時代發展進行創新研究。
四是廣受重視的文化自覺問題。費孝通從邊區少數民族研究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接著提出社區研究要上一個臺階，要從社會制度看到人，注重人文心態研究，明確提出社會學要擴大研究邊界。在他八十歲生日時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包容發展思想，晚年反覆說到的就是文化自覺。面對21世紀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我們要獲得文化轉型上的自主能力，必須不斷做到文化自覺。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四個自信」，有許多課題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去深刻領會發掘。
五是知識分子定位和責任問題。費孝通20世紀50年代親身經歷了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曾經擔任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為發揮知識分子建設新中國的積極作用不斷奔走，發表了著名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沉默二十年。改革開放初期他一被「解放」，就重新開始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不斷為提高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和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積極性而鼓與呼。費孝通學貫東西卻紮根鄉土，歷經坎坷卻無怨無悔，一生從實求知、志在富民，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今天知識經濟時代，我們不僅需要對知識分子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更需要思考如何在人生實踐中，找到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定位和社會責任。（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