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類學家金光億是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埃文斯·普理察（Evans-Pritchard）和莫裡斯·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是韓國「中國研究」開創者。在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人類學擔任終身教授期間，他發起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會」並出任首任會長、創建「首爾國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曾先後擔任首爾國立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及韓國文化人類學學會主席。由於他在學術上的傑出貢獻，2009年金光億教授被韓國授予「國家傑出學者」獎。五年前，他受邀到山東大學任教，並成為山東省「榮譽公民」。
近日，他在清華大學分享了他題為 「絆侶（Uncomfortable Companion），人類學和文化遺產實踐」的演講。在演講中，他以韓國和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旅遊開發為例，從人類學的角度闡釋了現有實踐的不足，他希望人類學家能夠在文化保護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下內容根據金光億教授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和現場講演整理。
金光億
羨慕中國人類學的悠久傳統
費孝通是中國人類學領域最重要的名字之一。我很羨慕中國，比起韓國，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以及社會學、人類學的傳統，胡文藻、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等等，都是名揚世界的人類學家。而韓國直到1960年代才開始有人類學。1950年到1953年那時還有戰爭，朝鮮半島被破壞。到了1960年代初，政治不穩定、經濟衰敗，到1970年代初，韓國是全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我去英國的時候，每個人去國外只可以帶出去1000塊美金，我還記得我當時是去首爾一個有很多華人的唐人街換的錢。
我在首爾大學學的是德文系，那以後對人類學很感興趣，所以在牛津大學畢業的時候拿了兩個學位，德文系和人類學。我在首爾大學建立人類學系，當時系的名字是考古人類學，這個名字起得不好。
和費孝通的趣聞
1970年代初我們都和費孝通沒有聯繫，雖然知道他在中國，但是我們不能來中國。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韓國政治不穩定，樸正熙當總統，那時候年輕人批評政府，懷疑國家要到哪裡去。我和幾個朋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很好奇，對中國很感興趣，我們就看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在當時的韓國是很危險的。
相比於哲學和社會學，我更喜歡人類學，因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裡，而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了解真實世界各式各樣的人，了解不同的人如何結合成一個社會共同體。費孝通先生的書對我很有啟發。但是1960年代的韓國還不能公開談論中國，費孝通先生的書也是禁書，封面上的作者一欄寫的是「費通」。
1988年我去哈佛大學當教授，費孝通恰好也去麻省理工訪問，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韓國在1988年開奧運會，我主持人類學的會議，我就邀請了費孝通、林耀華等。1990年我去中央民大，再看到他，很有意思，他的名片上只印了費孝通三個字。從1990年開始我就去山東做田野調查，當時研究華南地區的多，所以我就去研究華北地區了。雖然過去20多年我都在研究中國，但是我的發表並不多，因為我覺得我了解的還是很淺。
韓國社會很重視人類學
韓國是很小的國家，面積是山東省的一半，人口只有4000多萬（編註：韓國的面積實際約為山東省的三分之二，人口約5000萬），而我們有200多個大學，而且每個大學裡面都有人類學概論這門課。我還記得在我剛進大學的時候，我們的通識課還是哲學概論，而現在哲學概論已經被換成了人類學概論。韓國大概有十六個學校擁有本科生到博士生的人類學系，很多學校的人類學系是在社會學系裡面或者國際學院裡面，或者是企業管理學院裡。韓國人類學會有200多個人（都是博士學位）。
我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在社會變化中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在1990年代以前，經濟和管理專業被看得很重要，慢慢地經濟發展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到了1980年代社會學突然開始被重視了。1980年代韓國很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開始依賴社會學。
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韓國的高分學生會優先選擇法律、經濟、還有人類學。我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在社會變化中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另外就是我觀察到，2000年以來，社會學的重要性下降，人類學的重要性上升。韓國人開始談生活的質量、社會的質量。雖然現在在中國，我們看每個人的生活都比20年前豐富，比如私家車、手機的普及等等，物質生活質量很高，但是中國全社會的（文化的）質量恐怕並不高。從社會結構方面看、還有很多方面不夠好。
韓國企業重視人類學的功能
除了在大學、政府，在三星、現代這樣的企業裡面也有很多人類學家。因為這些企業也開始認識到人類學的重要性。
大概二十年前，韓國某個化妝品公司的董事長，是我的高中學弟，他有天找到我，他說在法國化妝品公司看到很多人類學家在那裡工作。我們討論，為什麼除了化工專家，還有人類學家呢？這是因為法國的化妝品是要提供給全世界的，化妝品的製造工藝和方法是化工學家負責，但是要賣到印度或者其他國家，還要考慮美人的標準、家庭結構、生活方式、喜好的味道，甚至對瓶子形狀的偏好差異了。這個就是人類學家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再給你們分享個趣事。1993年我來北京的時候，韓國的巧克力派在中國很受歡迎，好麗友和樂天兩家公司在競爭。當時好麗友的盒子是紅色的，樂天的盒子是素雅乾淨的白色。我跟樂天老闆說，兩個月以後，春節的時候應該把盒子的顏色變成紅色。可是他認為我是考古人類學家，所以不聽我的，如果我是企業管理學，他可能就會尊重我的意見了。
果然春節的時候，好麗友的牌子就賣的很火，樂天就賣的不好。在中國，春節的時候一定是送紅色的。所以巧克力派背後的文化和品質一樣很重要。現在的企業家要看文化教科書，而不是企業管理的書了。比如去印度的話，也要研究他們喜歡的顏色，種姓制度等等。清華大學景軍老師參與編寫，詹姆斯·華生的那本《金拱向東》的研究，就分析了全球各地的麥當勞是如何跟當地的文化結合的。到今天這個研究已經過去20多年了，也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企業管理學院的必修書目。
現在在韓國，人類學是很受歡迎的，像我，每年都被邀請去三星、現代等公司去給他們培訓。我擅長的是中國市場的問題，也有擅長東南亞問題的專家被邀請去講東南亞社會的情況。據我了解，在韓國現代汽車公司裡面，汽車公司總部裡面也設置有很多研究小組，這些研究小組往往是依託人類學的。你知道LG手機曾經在和諾基亞的競爭中取得勝利。當年LG和諾基亞在阿拉伯市場競爭，LG 手機最先推出了一個功能，在手機上提醒禮拜的時間。阿拉伯國家的人在全球做生意，無論去到哪裡，他們的朝拜都還需要朝著麥加方向。一個是時間，一個是方向的問題，LG都考慮到了，諾基亞的手機卻沒有做到，這也是他們在阿拉伯市場輸給LG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現在在山東大學的任期已經滿了，很多學校希望我去，但是我其實想回韓國。一個是因為我在中國仍然不習慣。
韓國有儒教傳統，社會地位最高的是學者，大學教授的社會地位最高，第二是法官，第三是政府行政管理官員。
另一個就是中國對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不受重視。中國大陸的圖書館看不到最新的資料，我的學生寫論文後面的參考文獻還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獻，這個太說不過去了。當然自然科學很重要，而且他們的研究需要很昂貴的設備。但是我認為人文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學習自然科學的大學生在本科期間也要學習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