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陶力行 經濟觀察報
那些在外人看來較為光鮮的行業，其內部總是存在各種殘酷的爾虞我詐和精明算計；雖然身處在一個蒸蒸日上的時代，但依舊有無數卑微個體掙扎在生存邊緣。
作者：陶力行
封圖：圖蟲創意
牛津大學教授項飆是當前華語世界最知名的人類學家之一，其與單向街書店編輯吳琦的對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後簡稱《方法》）日前出版。該書一問世就獲不少好評。在這部對話錄中，項飆談及多個問題，講述了他自己如何走上學術道路、如何做研究、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理論以及我們的周遭現實。對於廣大青年讀者來說，項飆是一名可以親近的大學學者，雖然出身名校，但卻從不用各種學術黑話將自己與大眾相區隔。他提醒我們，那些在外人看來較為光鮮的行業，其內部總是存在各種殘酷的爾虞我詐和精明算計；雖然身處在一個蒸蒸日上的時代，但依舊有無數卑微個體掙扎在生存邊緣。對於人類學家而言，將這一系列現實呈現出來，既是一種道德責任，也是職業合法性的來源。在讀者心中，項飆是一名能夠充分履行該責任的傑出學者。但是，對於有心投身社會科學的同學而言，項飆不應成為追逐的對象。
如果仔細閱讀項飆的這部對話錄以及他先前出版的兩部中文作品《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和《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後簡稱《浙江村》和《獵身》），就會意識到，項飆的研究方法存在諸多問題，他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對理論本身存在「偏見」，而且由於自己強烈的價值傾向，其批判意識總是在不經意間蓋過了他的理解意識。不過，這些問題並非項飆獨有，而是為廣大人類學家所共有。雖然不少人類學家都宣稱自己的研究是基于田野調查的實證性研究，以示其結論更可靠、更符合科學標準，但是他們進入田野的方式已經先驗地抑制住了這種可靠性。人類學家將自己定位為社會科學家，但他們生產的知識都只有人文意義而非科學意義。本文以《獵身》為例，簡單談一下人類學家的方法論局限及其知識的可靠性問題。
「獵身」與制度
《獵身》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民族志研究。所謂民族志，就是通過深度浸泡在田野中以及實地考察特定目標群體來深度描寫該群體之風俗的研究方式。田野是指社會研究者為了直接獲取有關研究對象的一手資料而進入的空間場所。《獵身》的田野既有遷移者的落腳點「澳大利亞的雪梨」，也有遷移者的出發點「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海德拉巴市」。從研究策略上看，這部作品起始於「過程性發問」。一般而言，過程性敘事圍繞五類關鍵要素展開，即起點（startingpoints）、終點（endingpoints）、結點（junctions）、網絡（networks）和關鍵行動者（keyactors），敘事者的主要做法就是搜集與這五類要素相關的信息，然後將它們整合進一段或者一組有關「身處於特定網絡中的關鍵行動者從起點到結點再至終點的運動軌跡」的故事。《獵身》主要講的是印度青年是如何在獵身體系下進入IT業，然後在勞力行的「幫助」下，通過IT業的全球性網絡從印度遷移至澳大利亞及美國的過程。
所謂獵身，是指「一個立足於印度但全球運作的IT勞動力管理體系」(《獵身》，第2頁）。根據項飆的說法，它「是一個印度獨有的特殊現象」，其操作流程如下：「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諮詢公司（bodyshops），即勞力行，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後根據客戶企業的項目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人。不同於傳統的中介招聘機構，勞力行不是簡單地把僱員介紹給僱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僱主管理工人，包括為工人提供擔保、辦理臨時工作籤證、政府工資、安排食宿等。在獵身中，工人們與他們的真正僱主不發生任何直接的法律關係，從而僱主隨時可以剪裁他們；如果僱主不再需要這些工人，勞力行可以將他們派給另一個客戶，或者讓他們『坐冷板凳』，即等待下一個職位。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國家的勞力行之間會互通有無，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項目，他們就採取聯合行動，隨時將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獵身》是項飆用於回應發軔於1970年代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作品。新自由主義主張全球經濟一體化，認為各國政府應該協作將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相剝離，以便於創造一個可以讓人力、資本、技術與信息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的世界，並相信在一體化的過程中，世界會變得更加扁平，人與人之間也會變得更加平等。但項飆認為，這是錯的。他通過展現「獵身」的運作過程告訴讀者，所謂的平等化只不過是一場美麗的神話，在我們大眾的眼界之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下，有些地區的貧富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倒增大了，有些領域的工作者不僅沒有享受到更好的待遇，反倒變得生活更加不穩定。項飆認為，獵身體系存在於主流之外的灰色地帶。雖然印度官方鼓勵技術勞務輸出，但他們更希望看到的是那些擁有熟練技術的印度IT人士能夠收到來自跨國公司的邀約，憑藉一份讓人滿意的合同走上「康莊大道」，但獵身體系下的輸出方式卻是一條「邪路歪路」，即勞力行只需要通過一定的包裝手段就可將一些不具備熟練技術的IT新手「偽裝」成技術人才，然後以規避接受國法律的方式把他們矇混送出國，待成功出去以後，再以各種方式把他們打發進那些需要IT工種的公司。在這個過程中，IT新手不僅會面臨很高的失業風險和法律風險，還不得不因為害怕前期投資的失敗而總是提心弔膽，所以被迫接受了許多「不公平」的待遇。項飆認為，獵身是一個在掏空印度基層社會的系統。但是，「不公平」是一個相對的感受性概念，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個判斷？
我沒有調查過獵身體系，但拿我調查過的跨國護理移民作參照，類比一下兩者。在一些諸如日本、德國和加拿大等這樣老年化嚴重的發達國家，有大量需要護理的老年人，但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工都很貴，政府無法承託起巨大的養老開支，於是就通過發籤證的方式從其他後發國家引入廉價的「護理人才」，條件就是允許他們在工作幾年之後享有永久居民的身份。這些外籍人士到當地工作，雖然賺的錢相比政府從當地直接聘請勞動力而言低很多，但只要一想到只需幾年就有機會留在發達國家並轉業，而且賺的錢還可以用來給尚在母國的家人帶去一些資助，於是就願意「臥薪嘗膽」。中國有一些專門從事涉外護理的中介公司，目標客戶就是國內大學護理專業的畢業生，這些學生本來在國內或許只能找到七八萬年薪的工作，但是通過護理中介出國，就可改變「命運」。流程上，大致需要先繳納十萬至十五萬左右的中介費，然後參加一系列考試，成功率雖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只要通過，就可進入加拿大。
簡言之，在項飆眼裡的不公平待遇在獵身體系下的IT人士看來，可能是一種通向公平、讓自己重返人生賽道的必要考驗。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提供一種新的說法以替代項飆對於獵身體系的定性，即獵身體系不是一個不公正制度下的產物，而是一個國家的底層人民積極進取、試圖超越自身界限的故事，它給人夢想和希望以及另外一種可能性，其展現了「人之韌性」。
知識和比較
可能有人會質疑我，認為我的敘事是在胡攪蠻纏，指出我缺乏田野調查。我本人確實沒有參與任何這方面的田野調查，但引的材料都是從項飆文本中截取的內容以及一些基於共識的公開信息。其次，即便做了田野調查，我也可以做出一副和項飆截然相反的敘事，畢竟敘事的依據是眼睛，從不同的眼睛中看出不一樣的東西純屬正常，所以只要在邏輯上貫通，敘事就沒問題。但問題是：既然技術上，我跟項飆對於同樣一項事務可以做出兩種在價值取向上完全相反的敘事，那對於讀者來說，他們應該採信哪種敘事呢？如果都採信，那是不是意味著知識是一種高度不確定的東西呢？如果非要剔除掉一種，應該採用什麼標準呢？我的回答是：區分地方性知識和全球性知識之間的差異，然後通過比較的視野將地方性知識轉化成全球性知識。
並非所有知識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有同樣程度的價值，在人類知識庫裡，絕大多數知識都是只有局部性意義的地方性知識（localknowledge）而非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全球性知識（globalknowledge）。兩者的區別在於，地方性知識以敘事性事實為基礎，其生產隨時隨地，而實在性知識以實在性事實為基礎，其生產需要經歷一個反覆比較和思量的過程。
雖然大學管理者將大學裡的科學分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兩者的核心差別在於研究對象不同，而不是研究目的不同，至少就知識生產的類型而言，兩者都以生產基於實在性事實的全球性知識為目的。我們在日常語言中所說的科學知識或理論以及科學活動，其實也就是指全球性知識以及以生產全球性知識為目標的活動。《獵身》只是在生產地方性知識而非全球性知識，因為這部作品以敘事性事實為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開頭的時候會說「人類學家的知識沒有科學意義」以及「項飆對於『理論』有偏見」的原因。
雖然大學管理者將大學裡的科學分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兩者的核心差別在於研究對象不同，而不是研究目的不同，至少就知識生產的類型而言，兩者都以生產全球性知識為目的。我們在日常語言中所說的科學知識或理論以及科學活動，其實也就是指全球性知識以及以生產全球性知識為目標的活動。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從過程式發問出發的民族志人類學家是否有可能提出全球性知識，比如，在看到一根羽毛從天空落下時，他會怎麼說？他會說「在空氣環境下，這根羽毛會做勻速運動，但是在無空氣環境下，這根羽毛會做勻加速運動」嗎？不會，他只會說「一根羽毛勻速地從天空中降了下來」，因為深度浸泡在「空氣環境下」的人類學家只關注特定對象，他提問的方式是「羽毛是怎麼降落的」，而不是為什麼200g的蘋果、80g的香蕉、150g梨、30g的鉛筆在降落的時候，都是在做勻加速運動，唯獨10g的羽毛在降落時，是在做勻速運動。人類學家只有將提問方式從前者切換至後者時，他才有可能找出「空氣」這一變量，從而做出全球性知識。項飆沒有通過擬定一個差異性問題構建自己的敘事，而是將工作始終停留在反覆強調「被掏空」這一感覺層面。
重新理解「獵身」
差異性的提問依賴於比較視角和生態學視角的引入，但深度浸泡在田野中的方式會不自覺地將研究者的眼光「禁錮」在田野內部，使其無法採取跳脫式的比較視角和生態學視角。在《獵身》中出現的唯一的一次比較在「結語」中，指出印度和東亞國家的IT業在「全球—地方」的經濟聯繫方面有明顯的差異，具體表現為，在東亞「『地方-全球』的經濟聯繫一般體現為直線型的垂直關係——即大公司從全球市場上接到訂單，然後把訂單中的某些部分轉包給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務分解」，整個過程能夠自上而下地帶動就業，然而在印度，不僅沒有大量下沉業務的展開，反而是「把印度基層的經濟價值源源不斷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發達世界」，最終使得印度的IT業成為了一個「為世界IT工業生產和提供技術勞動力的中心」（《獵身》，第159頁）。項飆對此的解釋是，不平等的性別關係、階級差別、種姓制度下的歧視導致大量人從事報酬大大低於付出的工作，以至於印度能夠以很低的成本培養大量IT勞動力，使得他們成為了發達國家的獵身對象。但是，這個解釋是不可靠的地方性知識。
我們可以用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人均GDP數據作勞動力成本比較的間接參照：1990年，中國317美元，印度367美元、美國2.39萬美元，澳大利亞1.82萬美元；1995年，中國609美元，印度373美元、美國2.87萬美元、澳大利亞2.03萬美元；2000年，中國959美元，印度443美元，美國3.63萬美元，澳大利亞2.17萬美元。雖然1995年的時候，印度人勞動力成本比中國低很多，但是兩國的差異相對於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勞動力成本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僅從勞動力成本考慮，那麼中國應該也有理由產生獵身體系。但是，中國並沒有。
回顧歷史可知，其實印度和中國的IT業可謂是同步發展，就人才教育而言，兩國的體系都較完整，從高端院校的計算機專業到民間培訓機構的各種軟硬體培訓都有覆蓋。如果要論科研底子，有可能還是印度好，而印度自1950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建設和西方接軌的現代大學教育，尤其是科學和工程類教育。但是如今，至少從1995年以後，中國的IT教育能夠直接為本國的IT產業提供後備人才，無論是高端人才還是低端人才都可以，但印度的IT教育部門向社會輸出的低端技術人口卻只能往外國輸出而不是被國內的IT產業吸納掉。中國莫非實現了科技的彎道超車？不是。而是因為IT業本身就是一個輔助性行業，在科學或工程學領域，它不是前端而是後端。IT業的價值並不在於其獨立性而在於它能像橡皮泥一樣通過「凹造型」的方式嵌入其他行業內部，以提升被嵌入行業的水平，比如搜狐、網易這些門戶網站嵌入新聞業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快速，淘寶嵌入零售業使得商品流通範圍更加廣泛，各種ERP軟體嵌入製造業是為了使得企業內部的流程管理更加清晰。如果這些行業沒有發展的契機，那麼IT業就無法在本土擴張。所以，與其說獵身體系是一種特殊的IT產業形態，不如說是印度的產業環境本身就很特殊，沒有能力去支撐一個龐大的IT人口。
相對於西方而言，中國和印度都屬於後發國家，差不多在同一時段走向市場經濟，印度還比中國早5年加入WTO。除此之外，人口規模也相當。但在整個長跑的過程中，中國越來越快，而印度被甩下這麼多。一個經濟學上的猜想是，印度交易成本太高。印度人口目前13.2億，但有1600種以上的語言和方言，使用人數超過百萬的有30多種，聯邦官方語言有22種。一個國家內部語言越多，個體在這個國家內部的行走就越難。一個社會的流通成本越高，交易成本就越高。多語言的狀態是隨著種姓制度的延續而保留下來的產物，雖然從政治制度層面看，印度早就廢除了種姓制度，但在社會層面，種姓制度所維護的社會形態——包括多語種的分布格局——依舊很完整。印度政府也曾試圖從國家層面統一語言，但這根本不可能，因為印度在獨立之後就開始推行民主制，大大限制了國家能力，更甭提靠國家強制力廢除社會層面的種姓制度。
因此，我的解釋是：印度因為較早實行了民主制，削弱了國家能力，無法通過大規模的改革創造一個有利於產業投資的低流通成本環境，所以直到IT教育業發展的時候，印度也尚未形成足夠大規模的基礎性產業以吸納這麼多IT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廣大的IT人士而言，出國是比留在國內更好的出路，其不僅不是不公平體系下的產物，還是底層IT人士實現階層越級的一種最優路徑。
人類學的限度
社會科學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從世界範圍內看，這套方法論已經變得比較成熟了。但中國的社會科學還在起步階段，對於方法論，尚未形成基本共識，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還處在「義和團」階段。也正因為此，很多人並不知道怎麼去分辨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好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用身份本位代替學術本位去評價一名學者，即只要這個人有海外名牌大學教授的頭銜就默認這個學者很優秀。雖然這些知名學者裡，優秀的不少，但也不乏平庸。作為一名學習者，我們應該隨時保持反思的狀態，採取一種成熟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按一個我尊敬的老師的說法，我們應該時刻追問：他在說什麼？證據在哪裡？他說的一定是對的嗎？憑什麼相信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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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書評 | 地方性知識、科學方法以及人類學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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