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高度關注地方性知識，是因為地方性知識在維護人類生態安全上，可以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提到生態維護，人們總是習慣於單純動用技術、法律、經濟或行政的手段，去完成既定的維護目標。然而類似的手段只能在特定的時段內，解決某些局部的生態維護問題，這遠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原因在於人類的生態安全是一個全局性超長期的複雜問題，人類日常生產與生活中的一切活動都與人類的生態安全直接或間接相關聯。維護人類的生態安全當然需要各種工程維護措施，但更需要的卻不是單一的對策，而是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社會行動。協調的社會行動又只能建構在並存的各種社會行為之上。為此，生態人類學的研究任務正在於，搜集整理不同人們群體的社會行為資料，辨析梳理不同人們群體的社會行為特點，分析歸納各種社會行為造成的不同生態事實，探索總結不同生態事實的各種生態後果，並以這些研究為基礎，進而探索人類社會存在的生態意義與生態運行規律，從中找出人類社會在地球生命體系中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方式，以便更好地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
人類的社會行為始終受到各種知識系統的規約和引導，除了普同性知識外，各民族各地區的地方性知識，一直在潛移默化中規約和引導著不同人們群體的社會行為。把握了一種地方性知識，也就獲得了預測和引導特定人群社會行為的能力，憑藉這種能力自然不難運作該社區的社會行動。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將社會行動引入有利於生態維護的軌道上去。生態人類學主張憑藉地方性知識去推動生態維護，其理論依據是地方性知識必然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民族文化固有的綜合性和可自主運行性，地方性知識自然也會具有同樣的秉性。於是地方性知識規約下的社會行動，同樣會具有至關重要的自主運行和綜合作用秉賦。這就使得有利於生態維護的社會行動一經正確啟動，即使沒有外力支持，也能自行運作，綜合發揮多種作用，不斷地收到生態維護效益。
鑑於生態系統的高度複雜性，生態維護的辦法自然也需要多樣化，並具有必要的靈活性，才能確保生態維護成為全方位的並相互協調的人類社會行動。為了使維護辦法儘可能多樣化，這就必須發掘和利用各種地方性知識，使我們擁有儘可能多的生態維護經驗與技能，並如實地了解這些經驗與技能的利弊得失。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建構起全方位的生態維護體制。有了這樣的體制，即使遇到生態維護失誤，或碰到不測的生態變故時，我們也才有可能靈活地選用不同的對策，加以有針對性的補救。為此，生態人類學正在努力探明各種地方性知識及其存在與延續的前提和範圍，辨析不同的地方性知識作用於不同的生態系統時，會造成哪些不同後果，以便對不同的地方性知識作出準確的使用價值評估。只有奠定了這樣的認識基礎後，我們才能進一步弄清各種社會行為聚合為社會行動的機制，協調一致的生態維護體制也才可能建成。與此同時，各種地方性知識與普同性的技術、法律、經濟或行政手段的結合也才能作好。因此，只有珍視各種地方性知識，最大限度地發掘與利用並存的各種地方性知識，人類社會才可能獲得真正的生態安全。
不言而喻，生態人類學全面發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識，大力推動地方性知識與普同性知識有效結合的研究任務，是一項超長期的艱巨使命，這應當是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長遠目標。在短期內，生態人類學還做不到這一步，但是卻可以就特定地區的某些地方性知識，進行系統發掘和利用，並在促成與普同性知識結合的前提下，使這些地方性知識獲得在一定範圍內推廣的可能，使其發揮更大的生態維護效益。這是生態人類學近期內可以實現的研究目標。總之，不管在近期還是在遠期，地方性知識在生態維護上肯定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其獨特性歸納起來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地方性知識具有不可替代性。一切地方性知識都是特定民族文化的表露形態，相關民族文化在世代調適與積累中發育起來的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都完整地包容在各地區的地方性知識之中。地方性知識必然與所在地區的生態系統互為依存，互為補充，又相互滲透。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識則不可能具備如此強的針對性。若能憑藉生態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系統發掘和利用相關地區的地方性知識，肯定可以找到對付生態環境惡化的最佳辦法。如果忽視或者在無意中丟失任何一種地方性知識，都意味著損失一大筆不可替代的生態智慧與技能。
其次，發掘和利用一種地方性知識，去維護所處地區的生態環境，是所有維護辦法中成本最低廉的手段。地方性知識並非孤立地存在，而是與當地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當事的個人在其日常活動中，幾乎是在下意識的狀況中貫徹了地方性知識的行為準則，地方性知識中的生態智慧與技能在付諸應用的過程中，不必藉助任何外力推動，就能持續地發揮作用。由於不必仰仗外來的投資，而是靠文化的自主運行去實現目標，因此這是一種最節約的生態維護方式。
最後，地方性知識具有嚴格的使用範圍，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維護方法的誤用。地方性知識之間總是處於相互制衡格局之中，這樣的制衡格局又必然是並存多元文化交互依存、交互制約的派生結果。地方性知識的制衡格局可以確保人類社會對地球生命體系的衝擊均衡化，從而大大降低人類社會對生態系統的幹擾。在這樣的制衡狀況下，維護方法一旦被錯用，就會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牽制，及時得到糾正。同時，利用地方性知識去維護生態安全，既不會損害文化的多元並存，也不會損害任何一個民族的利益。因此它是副作用最小的穩妥維護辦法，也是不容易被用錯的維護辦法。
生態人類學得到學術界承認前，人們習慣於認為，生態維護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離開了現代高新科學技術的指導萬難生效。按照這樣的維護思路，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識自然被貶低為無補於事的雕蟲小技，甚至被看成愚昧落後的歷史垃圾。可是我國半個世紀的環境救治經歷，卻對我們的救治辦法不斷地提出質疑。反省半個世紀的努力，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少環境救治工程採用的恰好是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有的還是高價從國外請專家指導施工完成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工程，也大多沒有達到預期的治理目標。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不少工程技術人員也不得不承認，我國多年來防治沙漠化的努力，僅僅是「局部好轉，全局惡化」。耗費巨資興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竟然由於水土流失而損失了一半的有效庫容。
類似的失誤不是科學技術的過錯，而是生態維護的思路有失偏頗，沒有看到地方性知識的不可替代價值。其實就在這些工程興建的相關地區，早已並存著發掘利用並不困難的各民族地方性知識。遺憾的是，當事人一直沒有意識到應該提供一個機會，讓這些地方性知識發揮作用，以便提高生態維護的成效。
生息在我國西南水土流失敏感地帶的侗族、水族、苗族、土家族，其傳統的治水治土辦法是，在陡坡地段預留一到三米寬的水平淺草帶。靠這樣的淺草帶去降低山坡徑流的速度，截留順坡下洩的水土，實現了重力侵蝕嚴重山區的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除了防止水土流失外，這種辦法還有四重好處：一，可以形成小片牧場，放養家畜家禽。二，可以構成防火帶，保護森林、農田和村莊免受火災的威脅。三，由於這樣的淺草帶會自然生長，因此無需額外投資維護，一經形成就可以持續生效下去。四，這樣的淺草帶還豐富了生態構成的內容，形成了多樣化的生態景觀，可以支持更多種類的生物生長繁殖，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其成效持續而穩妥，並不比任何高精尖工程遜色。
不幸的是，多年來的生態維護工作，一直沒有認真地發掘和利用類似的地方性知識，致使維護工程投工大而收效差，個別特殊地段還可能導致災難性悲劇。2003年7月，湖南省永順縣永茂鎮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山體滑坡，不僅村莊被泥石流掩埋，焦柳鐵路也因此中斷了一個多月。事後人們都認定這是一次純粹的自然災害，其發生具有不可抗拒性，就是不願深究其發生的人文社會原因。然而類似的特定地段在我國西南地區還很多，若不從中吸取教訓，同樣的假性自然災變還會頻繁地發生。
永順縣發生山體滑坡的地段，是新生代強烈地質活動形成的重力侵蝕敏感地帶，風化後的砂巖和頁巖與石灰巖碎片混合成鬆散的泥石層順坡堆積。這樣的鬆散泥石堆積一怕上方重壓，二怕下方地下水水位升高。前者會加大重力侵蝕的強度，誘發大面積的山體滑坡批；後者則會在基巖與泥石層之間形成滑動帶，使泥石層山體更容易成片滑落。當地土家族對付類似特殊地帶的傳統做法包括四個要點：一，將這樣的鬆散泥石層用作刀耕火種的燒畲地，或用作牧場，以便降低地表植被的自重，防止重力侵蝕強度加大，同時避免植被的根系將泥石層的表面連成一體，導致成片的山體大滑坡。二，對山谷底部的河流決不壅塞，而是就地取材用鵝卵石構築低矮的半壩，引導流水繞過泥石層下緣，既避免流水切割泥石層，又巧妙地利用了流水的回流作用，將洪水季節攜帶的泥沙淤積在泥石層的下緣，以此提高泥石層的穩度。三，在泥石層的上方絕對禁止建立村莊及其他比較重的固定建築，以免加大泥石層的自重，誘發山體滑坡。四，對那些已經鬆散的泥石區段，則不加維護，任其有限地自然滑落，甚至用人力促成其滑落，既做到有控制地減輕山體自重，又避免了泥石的突然滑落而造成災害性後果。應該看到，這四項辦法是對付大面積山體滑坡的最佳模式，是地方性知識獨特價值的集中體現。若能延續上述做法，悲劇本來可以減少或避免。然而，近五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卻背離了這些地方性知識的生態維護原則。
泥石層的上方，牧場陸續改作了固定農田，休閒燒畲地也陸續改成了固定農田，為了方便就地耕種，村民們開始在這裡建築臨時住所，隨著農田的落實到戶，放牧不得不全面禁止。與此同時，由於這裡土層深厚，氣候溫和溼潤，不能開作農田的地段，以及棄耕後的農田和牧場，在得天獨厚的自然背景下，迅速發育成繁茂樹林。但是這裡地勢太高，生活水源不足，乾旱季節難於久住。不就地居住耕種，投工太大，成本太高，做固定農田使用並不合算。國內糧食供應一旦寬鬆，村民們就陸續放棄這些邊緣的耕地。一經放棄，不久就自然成林。到了全國退耕還林時，耕地全部放棄，人工種植樹苗。幾年後，整個泥石層頂部發育成了茂密的森林。喬木強大的根系把泥石層頂部3～5米深的鬆散泥石連成一個整體，隨著喬木的生長，頂部整體自重與日俱增，泥石層頭重腳輕的局面就此形成。在重力和風力的合作用下，笨重的頂部還以整體的形式，不斷地震動下方鬆散的泥石層，整個泥石層與基巖的結合開始全面鬆動，造成山體滑坡的隱患。
由於這裡的透水層太厚，基巖又向河床傾斜，位於泥石層下緣的村莊周圍沒有理想的打井位置。為了解決旱季用水的困難，村民們又在河床上修了個水庫。飲水問題雖然得到解決，但卻埋下了成災的伏線。一方面水庫提高了地下水的水位，使泥石層下部更加鬆軟，並在基巖與泥石層之間形成一個滑動層。在重力的作用下，泥石層的下部開始沿著傾斜的基巖緩慢地下移，整個泥石層的基礎隨之動搖。再一方面，水庫修成後河水的流向發生了改變，不再繞過泥石層的下部邊緣，而是直衝泥石層的根基，逐步切割了泥石層的基礎。近年來興建的公路、鐵路又切割開泥石層，於是大面積的山體滑坡就在所難免了。總之，這是一次掩蓋在自然災害背後的人為災變。人們在不經意中貶低了地方性知識的價值，忘記了土家族世代積累的生態智慧與技能，才遭到了大自然的無情報復。災變中雖然殃及無辜，但卻不能全部歸咎於大自然無情。
利用地方性知識維護生態安全，在發揮效益的同時到底需要多大的投入，學術界一直沒有人認真作過統計。其間的原因很複雜，一則，地方性知識總是與特定民族文化融為一體，作用於生態維護的具體投入由於無法剝離，也就難於加以統計。二則，這樣進行的生態維護是一個無間斷的持續過程，其間的投入與產出也具有連續性，致使統計取樣的時段與範圍用常規的辦法難於界定，規範的數據也就無從獲得。三則，這樣的投入游離在有意識的政治、經濟行動之外，因而從有意識行動的角度出發，很難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就無法加以統計了。四則，主持有意識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人為了突出自己的成績，不情願看到這種客觀投入的存在，致使在常規的統計中看不到地方性知識的生態維護投入。所幸的是，如下兩個實例由於情況的特殊，地方性知識的投入可以得到突出的展現。在這兩個實例中，常規的生態維護與地方性知識的生態維護起步時兩種投入並存，其後常規的維護方法久不生效，或是工程量太大，由於難以實施而主動退出，任憑地方性知識去獨立運作，致使地方性知識的生態維護投入變得可以直接估算。結果地方性知識的辦法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兩者投入的鮮明反差才得以體現出來。
貴州省畢節地區金沙縣平壩鄉是一個苗族山寨，由於對土地資源長期的不合理使用，導致了土地的石漠化。全鄉70%以上的土地都是裸露的基巖，或是覆蓋著碎石，鄉民們只能在石縫中種植玉米和洋芋勉強餬口。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自從20世紀50年代原生植被遭到破壞之後，這裡也曾多次植樹造林，造林辦法也是按照同一的模式，但因土地的高度石漠化，種下的樹苗只有極少數成活，而且這些僥倖成活的樹苗總難以長大，經過二三十年，這些殘存的樹依然只有1米多高，被人戲稱為「老頭樹」。20世紀80年代後期，畢節地區為了貫徹實施「天保」工程和「長防」工程，特意邀請林業專家對該鄉的林地做了評估。專家認定的結論相同，該鄉現有林地是一片殘林，必須實施全面更新，才能恢復達標的森林。他們要求將林地全面挖翻清理，移開碎石修築保坎並填土建成梯土後，再行定植樹苗。按照這樣的規劃，種植一棵樹的代價需要數百元。貴州省省、地、縣三級均無法籌集這筆巨額資金，也沒有人敢於承包林地更新工程。這一殘林更新工程也就一拖再拖地被擱置下來。
該鄉鄉民楊明生時任該鄉黨委副書記，主動要求更新殘林建設家鄉。他的條件僅是要鄉政府為自己作保，批准他借貸一筆資金，暫時解決造林人員的生活困難。有關部門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自然順水推舟讓他帶職造林。但是事情並不順利，造林工程一開始，楊明生就與林業專家因意見不合而發生了爭執。因為楊明生的造林辦法對於林業專家來說，簡直是聞所未聞，由於大家都沒有把握，因而害怕他造不成林，還不了貸款。於是大家出於好心，多次出面勸阻，甚至不同意讓他繼續幹下去。但楊明生卻胸有成竹，依然硬著頭皮幹到底。
而今，楊明生所承包的殘林更新任務已經全面完成，他確實在巖縫中種出了參天大樹。其造林辦法的特異之處如下：一，既不清理林地，也不挖翻土壤，而是在已有殘林中相繼移栽野生的草本和藤本植物，作為以後苗木定植的基礎。二，既不建苗圃，也不購買苗木，而是從周邊已有樹林中，選擇林下的各種合適的幼樹苗進行移栽。三，移栽時完全不清理定植點的原有植被，而是在灌草叢中直接開穴定植，樹苗移栽後完全隱藏於灌草叢中。四，對原先無灌草的石漠化地段，則不惜工本移開碎石，或是人工填塞土壤，先撒播草種，或移栽灌木。待草類長大後，再定植合適的苗木。五，隨著樹木的生長，待樹冠超過灌草叢後，才及時相繼清理灌草叢，割去喜歡陽光的植物，留下耐陰的植物。而且僅僅割去植物的上半部，留下半米的殘段，目的是讓它們繼續發揮截留水土的作用。六，割下的灌草和落葉不焚燒，與泥土混合後，填入低洼的石坑中，作為日後定植新的苗木基礎。正是這套植樹育林辦法，遭到了專家的質疑，他們規勸楊明生不要白費力氣，最後造林不成無法還清貸款。楊明生事後告訴我們：樹與人一樣，沒有夥伴活不了也長不大。雜草灌叢就是樹的夥伴，把它們清除之後，孤零零的樹苗就肯定長不好。
楊明生取得成功之後，有關他的事跡報導頻繁出現在各級報刊中，但撰文的記者卻很少正面提到他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人們很少提到，他運用了自己了如指掌的地方性知識，更少有人指出苗族的傳統生態技能在其中發揮了作用。而這些傳統知識正集中體現於上述六項植樹造林辦法之中。苗族的生態技能是什麼，楊明生可以總結如下：一，利用植物的殘株落葉截留水土，富集可供林木生長的土壤，同時為日後定植的樹苗提供庇護。二，從已有樹林中移栽樹苗，則解決了當地適用樹種的汰選難題。三，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要領是，他的造林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多次進行，憑藉自然力不斷優選出可以成材的植株來。四，整個造林過程並不局限於原先擬定的規劃，而是順應自然，與具體的自然背景相契合。因此，當地苗族的傳統生態智慧就集中體現為對自然生態背景的認知和尊重，為樹木找尋和營建適合其生長的最佳條件，而不是簡單要求自然順從人類的意願。
這一成功實例中，苗族鄉民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投入，顯然無法明確計算。我們只知道，楊明生當年僅貸款20多萬元就完成了造林任務。但若按專家的殘林更新規劃，那麼楊明生完成的這片林地更新所需的投資總計得耗費數百萬元以上。兩相比較，苗族居民按傳統知識所完成的造林任務資金投入量還不到專家規劃的十分之一。而且，楊明生所借貸款主要是用於日常生活開支，而很少用於原先造林規劃中必須包含的苗木購置、林地整理和技術指導等費用。由於兩者資金投入的統計辦法完全不同，要準確計算楊明生的造林辦法到底省下多少費用並不可能。但這一實例本身卻可以明確告訴我們，用傳統辦法造林在這一特殊地段所需資金投入遠遠低於任何一種其他造林辦法。
甘肅省黃河南岸的秦王川目前正在規劃新建大型的提黃灌溉工程，計劃將這一片地區改造成糧田區。需要提到的是，當地的各族居民在秦王川地區依靠砂田進行種植。營建一畝砂田需要500～800噸的砂石，因而砂石的搬運量較為可觀，但砂田一旦營建之後可以持續耕作數十年。因此平均下來，人們每年在砂石搬運上的勞動力投入並不算大。而興建提黃工程情況則大不一樣，除了工程投資之外，每年提水所耗費的電費平均到每畝必然高於砂田的興建費用。若再加上購買水資源的費用，其實際的投入費用更是大大高於砂田辦法。此外，在這一地區實施漫水灌溉方法種植會引發鹽鹼化等許多生態惡果。兩相比較，當地居民採用傳統辦法實施的砂田種植辦法同樣比興修工程的辦法來得划算。因此在我國西北地區保持和推廣這一傳統辦法依然是有利可圖的舉措。
發掘利用地方性知識進行生態利用和維護，其最大長處還在於它不容易導致維護辦法的誤用。任何地方性知識都是針對特有自然地理環境和生態資源，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專屬性認知與應用體系，離開了這些特定的自然環境條件，地方性知識就會失去原有的效用。因而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識註定會很快曝露其缺陷，並較早引起當事人的警覺，從而得到及時的矯正，錯用地方性知識的事例也就很少發生了。我國雲南哀牢山區哈尼族的高山梯田水稻種植辦法，只適用於面向海洋的高海拔迎風坡地段，離開了這些地區，就根本無法建構類似的高山梯田。其他地區的各族居民當然也就不會照搬哈尼族的做法了。再如，我國彝族對豬也採用野放的方式餵養，並利用豬食性廣的特點，去控制牧場中某些惡性雜草的蔓延，這種做法僅適用於溫暖潮溼的緩坡谷底。而這些地段主要分布於滇黔桂三省比連地區，因此也不會為其他民族所誤用。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識指導下的生態利用和維護，卻經常發生被誤用的情況。
一個值得反覆重申的教訓是，在已經石漠化的地段強行開闢梯田並不是正確的做法。從農田種植的常規上看，在山區開闢梯田是一種普遍認同的做法，也是有利於水土保持的對策。由於受到普同性知識的引導，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國外，山區種植大多仰仗梯田。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客觀存在著諸多例外情況。比如，在溫暖潮溼的喀斯特山區，如果地表已經高度石漠化，那末修築梯田肯定會貽害無窮。其原因在於：一，在這樣的地段基巖間縫隙極多，施工興建梯田時一旦鬆動了基巖，土壤和水源會更容易地順著這些縫隙下滲，進入地下溶洞和地下伏流，從而導致更為嚴重的水土流失。二，在石多土少的情況下，修梯田主要的工程內容是石方建築，還需要大規模地長途找土運土進行鋪填，修築的梯田才能勉強種植。興建一畝梯田的代價十分高昂，而效益又不明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根本沒有推廣的價值。三，這樣營建的梯田由於需要從石縫中掏土鋪田，將會導致周邊地區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殘存在石縫中的泥土被掏去後保水保土能力進一步喪失，周邊的地段將真正成為不毛之地。而所建構的梯田卻類似於一些大型花盆，它與周圍環境的物質能量交流被人為切斷，因而無法保證這些梯田的穩產。四，由於梯田周邊地帶的生物多樣性嚴重受損，這些孤立的梯田將會成為各種病蟲害滋生的溫床，若不仰仗農藥和化肥，農作物就無法正常生長。這又會進一步加劇農田及周圍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
我國滇黔桂邊區就是這樣的地帶。如果按照當地苗族、布依族的傳統做法，則可以保證對生態環境的利用和維護到位。他們利用已經石漠化土地資源的要點是：首先，不輕易觸動已有的殘存植被，而是在殘存植被中見縫插針地種植有一定經濟價值的木本植物，如槐樹、構樹、馬桑、桐油樹、山蒼子、椿樹、漆樹等等。此類野生或半野生的植物在取得經濟收益時，只是收取植株的有用部分，如：葉、果、花、枝、汁等等，無須連年種植和清除殘株，也就不必連年翻土，自然不會擾動脆弱的表土，從而控制了繼續石漠化的勢頭。其次，保持這些木本植物和野生雜草灌叢的自然存在，不強行改變其物種構成。這樣做既能加速植被的擴大與恢復，支持多種動植物的生長繁殖，又能攔截從高處自然下洩的水土，使已經石漠化的土地逐步增厚擴寬表土，穩步恢復土地的生產能力，持續穩妥地獲得石漠化救治成效。最後，農田用地僅僅限於低洼的溶蝕盆地，靠人工塞住地漏鬥的辦法，構築小片的農田，種植農作物，滿足糧食供應。一般不盲目擴大農田，十分必要時才動用草坡種糧食，種一年後立即休耕，使之自然恢復。按照這兩個民族的辦法，不僅可以防止石漠化，而且能救治已經石漠化的土地資源。以此為例，我國目前很多生態失控地帶，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誤用普同性生態維護辦法而導致的惡果。面對當前實際需要，地方性知識特有的不易誤用性就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了。
地方性知識不易被誤用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地方性知識與相關民族文化結合十分牢固，由於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互斥作用，各民族一般不會輕易地採用其他民族的辦法去利用生態資源。我國甘肅和寧夏的比鄰地帶，野生苦杏林對於生態的維護具有重要價值。這一地區的漢族居民早就注意到，豬會自動採食落地的苦杏果。由於杏核十分堅固，因而在豬的消化道裡不會被消化，而是隨豬糞排出體外。來年，這些杏核中的杏仁會在豬糞中發育成苗，移栽這些杏苗就能擴大苦杏林面積。當地居民一直都採取這種辦法操作，早年對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然而20世紀60到90年代，當地漢族居民的做法卻相反，為了獲得短期經濟利益，他們從豬糞中揀出苦杏仁核，然後剝出杏仁出售，供作藥材和食品。這樣一來，原先可以穩步擴大的苦杏林，在30年間卻日趨萎縮，給當地肆虐的風沙敞開了大門。但是地方性知識的錯用僅在當地漢族中流行。當地的回族居民因宗教信仰關係，將豬視為不潔之物，他們決不會接受這種辦法，去利用生物資源。於是漢族地方性知識的跨文化誤用，在回族中也就很難發生了。
同樣的情況在我國南方的侗族與漢族間也可以看到。我國湖南、貴州兩省的毗連地帶雜居著漢族與侗族。這裡的漢族居民和其他地區的漢族居民一樣，當前已經普遍使用各種化學殺蟲劑去對付水稻害蟲，使用化學除草劑，去消滅水田中的雜草，並大量施用化學肥料。目前類似做法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淺水溼地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樣性也蒙受了重大的損害。然而在侗族居民的水田裡卻不會這樣，原因在於侗族對於稻田害蟲的價值定位不同，他們憑藉地方性知識建構起來的治理辦法也不同。侗族是將好幾種水稻害蟲作為食品食用，他們在收集害蟲供作菜餚的同時，控制了蟲害的蔓延]此外侗族的水田裡還要放養魚蝦，田中的許多動植物也是他們的取食對象，因此侗族的稻田不會輕易使用化學藥劑和化學肥料，他們的水田生態環境當然也不會像漢族地區那樣受到損害。在類似的情況下，民族文化間的制衡機制發揮了作用，使得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識獲得了免疫力，有效地控制了生態受損範圍的擴大。因此，發掘利用地方性知識，推動生態維護，在通常狀況下是最為穩妥的做法，一般不會導致明顯的副作用。
發掘利用地方性知識去維護生態環境，不會損及任何一種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會打亂文化多元並存的格局。多元文化相互制衡的結果，最終會引導人類均衡地利用地球上的各種生態資源。既減輕了人類社會對於地球生命體系的壓力，又能確保任何一種生物物種都既有人加以利用，也有人不加以利用而保護起來，從而形成利用和維護的相互兼容。在這樣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無需對自然生態系統加以特意的維護，也能坐收生態維護的實效。
正是考慮到地方性知識的上述特性，以及地方性知識與特定民族文化的依存關係，生態人類學高度重視地方性知識的發掘利用，並將其作為根本性的研究任務去展開工作。同時堅信，如果能全面地發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識，人類就能扭轉當前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確保自身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