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國務院參事、友成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際，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內將大學招生人數擴大一倍」的建議，以此作為一項拉動內需、刺激經濟之策。
他的建議很快被當時主管教育的副總理李嵐清所採納。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擴招52萬人，增幅超過此前十年之和。他也被因此得名「高考擴招之父」。
湯敏的建議在當時引來不少質疑，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反對聲至今仍然不絕於耳，這也讓他更多開始關注教育話題。
近日，湯敏在《知識分子·教育觀察》組織的一場和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先生的對話中，回顧了當年向中央遞交建議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如何反思高考擴招的利弊得失，並回答了中國教育該向何處去的問題。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這批人是恢復高考的最大受益者。我考入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在武大任教兩年，又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來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工作。
我一直在經濟領域工作，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主要負責就經濟政策給各國家政府出招。當時的背景是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我所在的亞洲開發銀行總部處於金融危機風暴核心的菲律賓。亞洲開發銀行又是全世界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核心組織之一。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都拿出大量的錢來救助金融危機。那是亞洲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下突然遭遇的一次大危機，形勢非常嚴峻。我們身在其間協調各國政府處理危機，所以對危機的感受非常深刻。
金融危機於1997年下半年開始，1998年愈演愈烈。適逢我到國內出差，感到中國雖然不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但是受到的影響卻很大。很多人預測中國就是下一步被波及的對象，最大的問題會出在中國。我們也在考慮中國怎麼樣才能防止出現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危機，怎麼樣走出這個危機。
當時國家的反危機措施有數條。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是核心的幾條。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包括房地產改革，鼓勵大家買房子，鼓勵大家買汽車，買冰箱等等。在當時經濟一片簫條、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老百姓捏著錢全都不敢動。
通過我們對國內情況的了解，覺得這種經濟刺激措施在那種情況下很難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為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所有的家長還是願意把錢花在教育上，這和現在大家爭買學區房是一個道理。因為教育不僅是消費，它實際上也是一個投資，是為你的下一代、為你的孩子，為你的家庭，也是為國家的未來在投資。大家願意花錢，因為這是有回報的。所以我們就從如何通過刺激消費來幫助國家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角度，提出了擴招的建議，不僅是刺激消費，而且是讓老百姓把錢花在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上。
我們提出擴招這個建議，涉及幾個問題。
1 中國當時的大學生是多還是少？
世界銀行有個統計數據叫「適齡青年入學率」，就是全世界18歲到22歲的適齡青年的大學入學率。90年代中期中國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對比之下，韓國 51%；臺灣省39%；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國19%。當年，韓國、臺灣省、香港的經濟體量都是我們的若干倍，收入比我們高，已經屬於發達地區，不好做比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國一半，印尼比我們還低，泰國和我們差不多，為何他們的大學入學率也是我們的好幾倍？是因為咱們孩子笨嗎？是我們市場接受不了這麼多大學生嗎？我們認為都不是。
2 大學是精英教育還是普及教育？
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大學教育一直效仿前蘇聯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機會給少數精英，讓他們免費上學等等。國家的財力有限，所以只能有很少學生能上大學。那麼怎麼樣做到擴招？就應該收一定的學費，擴大高校規模。大學收一定的學費合不合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上大學是要收學費的，而義務教育，即小學中學不收費。這是為什麼？從公平的角度來看，因為義務教育是普及教育，是全體人民都享受的，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可是，在當時的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小學中學一直要交學雜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如此，進了大學反而不用交學費或交很少的費了。（註：1989年之後大學開始收很少的一部分學費）。那時候，我們77級上大學非但不收費，國家還給發生活費，這其實是扭曲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適齡青年入學率只有4%，遠低於別的國家。我們建議改變這種狀況，通過收取一部分大學學費擴大招生。對於很多貧困家庭來說肯定會有困難。我們建議要大力推動助學貸款。全世界上大學都是有助學貸款的，當時澳大利亞80%的學生都是拿貸款上學的，美國是至少30%以上的學生拿助學貸款上學。而我們國家很少有助學貸款。這就要靠國家政策來推動。比較遺憾地是，好幾年後助學貸款的體系才建立起來。
3 師生比
當時我們的建議是三年擴招一倍，可是大學沒有能力接收也不行。我們查了當時的師生比數據（一個老師教多少學生），按照世界銀行的數字，中國一個高校老師教7個學生，是7比1。韓國是33比1，臺灣省是21：1。即使歐美發達國家，也是15到20比1。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全球較低的水平，為什麼我們老師不能多教一點學生。我們認為，師資是沒有問題的。
在短期內擴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學校舍、圖書館、實驗室不足。當時國家經濟簫條，整個建築產業一片蕭條，只要有資金投入，在一兩年內建一些校舍是沒有問題的。短期內還可以採取城市學生走讀的方式。當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也有一部分學生是走讀的。
當時，我們還在國外，把建議書通過特定的渠道送到相關的領導手裡。至於怎麼送上去誰批的，我們並不清楚。直到後來國內的朋友告訴我，你的建議被採納了。我們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議，1999年6月經過一段時間準備後國家宣布啟動擴招。當年就擴招了47%。媒體上把我們說成是擴招之父，我們覺得不合適。擴招的功勞應該屬於當時的決策者，他們當時的確面對了很大的壓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對聲音很大，但是他們從國家的大局考慮，當斷就斷，該出手時就出手。擴招的功勞也應該屬於各個大學的校長、老師，是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很好地完成了擴招的任務。這也是我們常說的，中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趣的是，我在亞行的同事聽說了這個故事，也向他的國家政府提出了擴招的建議，結果石沉大海，沒有效果。
1990年我國教育部門已經有規劃，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就提出2010年高教發展目標：在校生增加到950萬，毛入學率達到11%左右。隨後的兩年，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的呼聲逐步升高，當時的教育部相關部門也就擴招問題進行過不同形式的研討，並開始加快招生計劃增長節奏。對於擴招，在當時已經有一些共識，核心焦點是擴大多少與速度的問題。當時教育領域一個主流聲音是希望多給一些時間，以做好準備，節奏上也更和緩一些。
現在很多反對擴招政策的人認為，擴招可能是必要的，但當時實施起來太倉促，應該準備好了以後再擴招。要知道，擴招並不是在歌舞昇平的背景下沒事找事的措施，而是國家在面臨危難的情況，誰也不知道危機會如何發展的特殊情況下採取的特殊措施。
回過頭來看，當時我們那個報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關鍵一點其實還不完全是刺激經濟，而是當時我們提出擴招可以部分解決下崗工人的就業壓力。1998年正是國企改革帶來大規模工人下崗的時候，當時估計全國有1500萬下崗工人。如果這些年輕人不進大學，他們就會直接跟下崗工人競爭，市場就業是有限的，在很多領域內下崗工人競爭不過年輕人。我們當時算了一筆帳，如果三年擴招一倍，擴招的學生要在學校呆四年，等於是讓三分之一的下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沒有被年輕人搶走工作機會。我們當時判斷，國企改革是階段性的，有了這幾年的緩衝，下崗的壓力會小一點。事實上，2001年後，下崗的高潮就過去了。
反對擴招的人特別反感用擴招來刺激經濟。很有趣的是他們舉的一個理由就是，老百姓交了學費就會減少消費，就不買冰箱了，擴招根本刺激不了經濟。記得當時我們還寫了文章反駁。不能因為冰箱賣不出去就不讓孩子上大學。老百姓願意拿買冰箱的錢去交學費，恰好是他們認為上大學比買冰箱重要。就教育論教育，是對國家宏觀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夠全面。社會穩定的問題，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是政府政策優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可能都不是教育圈的人關心的，但政府必須要關注這些問題。
過去18年來，高考大擴招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從計劃經濟時代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的精英教育轉向多數人能上大學的大眾教育，未來十多年後還要進入普及教育（以大學入學率接近50%為指標）。回過頭來看，對當時提出的擴招建議，我沒有後悔，反而驕傲。我不是為我自己感到驕傲，而是為當年的決策者與高校擴招的執行者們感到驕傲。
網際網路+教育是湯敏近年關心的話題。
首先，擴招為我們民族多儲備了好幾千萬大學生。如果沒有擴招，可能至少三千萬人（註：目前每年招收700萬大學生，是大擴招前的近7倍）上不了大學。現在我們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們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量達到世界第二，形成了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的競爭力，我覺得我國人才素質的整體提高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現在人類正進入一個以人工智慧、新能源、新科技大發展的時代，世界在未來二三十年裡面要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哪個國家人才儲備得好，哪個國家跟得上這種新的變化，哪個國家就會先上去，否則就會被淘汰。在關鍵時期擴招為我們儲備了這麼一大批人才，這是最重要的。當然，任何的改革都有利有弊，從教育微觀角度來說，擴招產生了很多問題。但是從戰略上看，擴招遠遠是利大於弊的。
第二，反對擴招的人往往會用當前的大學生就業難來非難擴招。擴招後，從1998年每年招生100萬，增加到今天的700多萬。任取一個大學生來看，今天的大學生就業會比擴招前難。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眾教育下大學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學生已經不是一個概念。比如說，今天僅985和211的優秀大學每年畢業就近100萬。今天他們就業會比擴招前一個一般大學的大學生就業更難嗎？擴招並沒有擴出人來，如果不擴招，剩下的600萬大學生中學畢業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學，他們找工作不會更難嗎，他們拿得工資不會更低嗎？ 根據大學生就業比較權威的麥可斯公司的調查數據，我們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沒有就業的人裡面，其中一半還繼續在找工作，還有三分之一是準備考研、考公務員、考出國，真正沒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成為「啃老族」。這已經是全世界大學生就業率最高的了。
第三，反對擴招的另一個理由是擴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對這一問題，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不能拿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質量進行簡單對比。首先，擴招後僅985和211大學就招一百萬大學生。你認為現在的211和985大學的水平還不如擴招前包括大專在內的一般大學的平均水平嗎？ 再者，2000年中國有1041所院校，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數量增加1倍以上。這些新增的學校大多數是從過去比較好的中專升格上來的。除非你認為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現在的教學與科研水平還不如當年中專的水平，否則你就不得不承認，擴招後我國總體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換個角度看，如果你認為擴招後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這個邏輯，如果我國高校縮招，比如說，全國就只準北大清華招生，其他的大學全部關門，我國的高教水平就會大大提高。這一邏輯不是很可笑嗎？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擴招也存在很多問題，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也不應該忽略。
第一，當時還是對高學費對貧困家庭的衝擊估計不足。助學貸款當時拖了好幾年。國家政策對銀行業的利益訴求沒有給予足夠關注，造成銀行對助學貸款不感興趣，能拖就拖。助學貸款肯定會出新壞帳，全世界都是這樣。但這些壞帳國家要擔一部分，不能讓銀行都背下來。國際上對大學貸款壞帳的處理有很多值得借鑑的經驗。如果我們把助學貸款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會減少擴招對貧困家庭的壓力。
第二，關於如何來保證教育的質量。當時我們提出來的建議中有一條是讓好的大學擴招多一點，差的學校擴招少一點甚至不擴招。結果因為政策一刀切或是反向激勵機制的關係，反而是好的學校覺得收那麼點學費划不來，所以擴招比較慢，擴招的人數比較少。反而較差的學校擴招更快，特別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資金和設備投入文科類的專業擴招的人數更多。
第三，當時如果高職高專擴招更快一些，大學本科擴招更少一點可能就業結構會更好。當然，高職高專也在擴大，速度也不慢。可是人們的觀念轉變比較慢，現在高職高專招不著人，家長不願送孩子上高職高專。國家政策對高職高專傾斜不夠。高職高專需要專業設備的投入，比本科教育可能更花錢。地方政府還是更多支持本科。
我正在關注未來教育的問題。教育是要前瞻性的，是要服務於未來的。培養大學生不是說就只看畢業那一年的就業情況，而要看未來十年二十年。現在人工智慧等新科技的發展速度是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在不久的將來，計算機就要超過人腦，這是一個大變化。經濟結構，就業市場都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牛津大學最近的一個研究顯示，現有的大量工作在未來的20年內將會被機器人所替代。信貸員、前臺和櫃檯服務員、法務助理、做零售的銷售員被機器人奪走飯碗的概率均超過90%；計程車司機、保安、做快餐的廚師失業的概率均超過80%；程式設計師和記者的失業概率分別為48%和11%。連醫生這麼高大上的崗位也岌岌可危。
有人預言：「大學生今天進校時學的知識，當他們出大學時都已經過時了。」 與過去上了個大學，拿了個碩士、博士就可以吃一輩子的時代不同了，今天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地充電。現在說一個人一輩子至少要換七次以上的工作，這不是說從一個崗位到另一個崗位，而是顛覆性就業行業崗位的變化。你就要有非常非常強的學習能力，持續地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而這些都是目前中國的教育缺乏的。
同樣的問題還在於教育公平的問題。農村基層薄弱學校與城市優秀學校在網際網路下的馬太效應越來越嚴重。這就是我近幾年倡導「網際網路+教育」的原因，現在又是一次教育改革的時候。去年我寫了一本書叫《慕課革命》，研究如何藉助網際網路的優勢，讓高等教育資源和一些中小學的優質教育資源共享，讓教育更公平，讓教育更創新。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現在關心教育。我是偶然進入這個領域的，因為擴招跟教育圈的一些人辯論，才更關注教育。2010年我從亞洲開發銀行退休以後，更多開始從事教育，關注大學，中小學，以及農民工教育。現在我做未來教育，越看水越深，越看解決的難度越大，但是越看我越覺得越有意思，覺得自己應該幹點什麼。
如果總結一句話，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擴招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又一個裡程碑，它跟改革開放後當年恢復高考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樣，擴招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但是我還是堅持認為利大於弊，方向沒錯，時間過去得越久遠遠，它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越可以顯現出來。
觀眾提問1：如果讓你重新選擇是會搞教育還是搞經濟？
湯敏：讓我重新選擇的話可能我還是先搞一段時間經濟再搞教育。因為我覺得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教育。如果我一開始搞教育，那麼我可能會被傳統的思路束縛住了，正因為搞了經濟，才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教育，跨界才會有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想法。
觀眾提問2：當初支持擴招的人都是非教育圈，反對基本都是教育圈，你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湯敏：我覺得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反對金融改革的往往都是金融界的，支持的是馬雲這樣非金融界的。實際上創新往往都在跨學科的邊緣發生。因為某一個學科的發展已經時間長太了，該創新得都已經創新了，已經非常成熟，在學科內創新非常非常難。我原來搞數學，為什麼去搞經濟？因為我發現要在數學上突破實在太難了。所有的行業其實都是這樣，我為什麼要說未來我們教育應該多元教育方式，因為未來學習不是靠大學四年就能完成的，它是終生學習。
觀眾提問3：我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生，主要研究社會分層，根據我們社會學的一些研究發現，在大擴招之後中國的教育分流結點基本上提前到高中階段。但是我們知道，中國高中資源分配存在非常大的不均衡，尤其城鄉差距非常大，一個農民的孩子想上一個好高中、好大學是非常難的，我想問一下您對此有什麼看法或者有什麼對策？
湯敏：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現在有人會把社會分層、社會不公歸結到擴招，擴招到底是擴大了我們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還是減少了機會，我認為總體上是增加了農村孩子上學機會的。當然，好大學現在農村孩子的比例在下降。這是因為現在我們的教育資源太集中在城裡的優秀學校，特別是在非義務教育的高中階段，這是不對的。我們跟人大附中劉彭芝校長做了一個「雙師教學」的實驗，把人大附中的課拍下來用網際網路分享給全國200多個學校進行實驗，效果很好。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行「雙師教學」的方式，把他們省、市的優秀學校的資源也用網際網路送下去共享，這也是一種解決辦法。(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附文：
錢穎一：高等教育改革與經濟改革的異同
經濟與教育之間有密切關係。由經濟改革和開放引發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提高了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教育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二是經濟發展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從而增加了教育經費，特別是來自政府的經費；三是經濟改革是在中國率先進行的改革，所以經濟改革為教育改革提供了改革經驗和參考。下面特別就第三個方面具體論述。
我們首先要意識到，教育與經濟不同，高校也與企業不一樣。企業是以營利為目標的組織，商業市場中的競爭規則是利潤，而政府在市場中的職能主要是裁判員。相比之下，高校是教育中的非營利性組織（在中國是「事業單位」），而學術「市場」中的評價標準是複雜的，競爭有一定局限性，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也超過在經濟中的作用，包括資金的提供和在大學治理中的作用。
從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來看，非國有企業在改革初期大量進入市場是關鍵，這其中包括鄉鎮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已經這麼多年了，非公立的高校進入教育領域則非常困難。政策限制多是一個方面：目前民辦高校很難頒發本科文憑。辦高校的進入成本高，高校多是非營利性的，這對國內企業家的吸引力小。「外資」與「合資」類的著名例子包括由李嘉誠出資20億港元建設的汕頭大學和它名下但在北京辦學的長江商學院，以及由歐盟與上海市政府合作舉辦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民辦大學多集中在外語和計算機等實用專業，比如目前最大的民辦大學是西安翻譯學院。
回顧國有企業改革歷史，可以看到其中的艱難。國企改革經歷了多種嘗試，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製、集團制、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90年代的下崗、破產等，才找到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就是所有權多樣化（股份制、合資、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改革（「公司法」），取得了顯著成效。以中國建設銀行為例：1984年變成獨立的專業銀行，1994年成為商業銀行，2004年股份制改造。
高校都是「國有」的，改革比國有企業更難，重點大學改革難上加難。顯然，股份制和上市等辦法都不適用於高校。《公司法》規定企業的治理結構是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而《高等教育法》規定大學的治理結構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是資產的保值增值，目標單純。但大學書記和校長的目標就複雜了，除了教學和研究之外，把握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維護政治穩定更為重要。在大學內部的管理體制上，所謂「部處專制」是常態。而院系的目標，首先是保護本單位教職員工利益。因此，說大學像國有企業並不準確，因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已經有很大變化，儘管還存在很多問題。大學改革比國有企業改革至少落後15年。
另一方面，商業市場與學術「市場」也有很大不同。學術水平的度量在量與質上不同，在短期與長期也不一樣。不同學科的差異更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實用學科之間千差萬別。重大的學術突破需要很長時間，所以學術競爭既有好處又有局限，競爭提供鼓勵，但也容易導致追求短期成果。大學評價和排名都有很大局限性，學術標準的規範化和量化指標既有用也有局限。美國更多的是分類排名（本科、博士項目、職業學位），而中國的排名更多是綜合性的，所以就更加粗放，比較有利於規模大的學校，而非質量高的學校。
現實中高校間的競爭體現在招生和就業方面。在本科生招生方面，國際競爭仍然有限，而國內競爭主要由「高考」制度決定。在研究生招生方面，競爭來自國外學校和直接就業。在就業方面，市場需求的影響很大。資源方面的競爭體現在與其他行業的競爭和大學之間的競爭。
大學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政府的作用，至少在出資作用和大學治理作用這兩個方面最為突出。出資方式包括直接撥款（appropriation）、科研經費贊助（grants）和委託研究（contracts）。在大學治理中，「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與「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中重要的一條是「黨管人事」，即人事任命，還有其他方面：落實黨的教育方針、保障校園穩定、加強學生思想教育和就業導向、控制輿論導向等多方面。
在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曾經提出這樣的改革設想：「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濟負責制，經過試點，逐步推廣，分別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聯合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還有黨委領導下的校長、院長、所長負責制等等，也考慮有準備有步驟地加以改革。」他的這個設想在企業中已經基本實現，但是在大學中還沒有。（本文節選自《大學理念演變與中國大學改革》，載於錢穎一所著《大學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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