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朝日新聞發布的一篇名為《「薯片都買不起.....」新冠疫情惹的禍，外國留學生的窮困》文章在日本上引起熱議。
報導中，因失去便利店兼職而陷入困境的孟加拉國留學生，只剩下7000日元積蓄，淪落到便宜的薯片都買不起，讓大家不禁為日本留學生的現狀感到揪心。
根據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由於疫情受到「嚴重影響」的留學生超過了80%。其中16%的留學生被迫提前結束在日本的留學生涯。
失去打工收入固然倒黴，但那些繼續打工留學生，日子並沒有好很多。
據日媒稱，自肅期間很多留學生迫於生計，不得不冒著被感染的風險，每天派發報紙、分揀快遞，呆在屬於「三密空間」（密閉空間、密集場所、密接場景 ）的工廠裡繼續工作。
表面上看，新冠疫情讓留學生陷入困境。但這一切的背後，正是日本借「留學」之名，引入大量廉價外籍勞工的不良後果。
留學人數突破30萬,
「留學生計劃」提前交卷?
為了解決日本社會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不足，從2008年起，安倍政府推行「留學生30萬人計劃」，並旨在2020年實現這一目標。
截至2019年底，來日留學生已經達到34萬5791人。日本可謂是提前交卷，正當大家想為日本點讚時，有人卻發覺情況好像不太對。
浩浩蕩蕩挺進日本的留學大軍中，中國留學生仍然是主力，人數達到13萬人。
但更加引起關注的是，亞洲新興國家的留學生增長速度驚人，比如越南和尼泊爾。
2012年日本的越南籍留學生大約為9千人，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變成了8萬人，尼泊爾籍留學生增長到3萬人，它們一躍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留學生輸入大國。
過去十幾年裡，以越南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正在崛起。由於低廉的人力成本，全球工廠正在逐步向這些地區轉移，各國都急需大量人才。
來日本留學，把先進的技術和理念帶回母國參與建設，這個邏輯看上去沒毛病。
但實現這個夢想，卻沒看上去簡單。
首先是留學費用。日本學費不算高，但對於這些新興國家來說，絕不是筆小數目。
2019年越南人均收入接近2,800美元（約合人民幣2萬元），日本語言學校的學費每年大約為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6萬元）。
僅學費一項，就相當於一名普通越南人三年的收入。
正因如此，他們大都是從國內借債來日本留學的。有必要這樣嗎？
其實是有的。日本人口結構老齡化嚴重，年輕勞動力嚴重不足，人工成本很高。日本出臺了最低的打工時薪，例如東京為每小時985日元，僅憑打工也比在自己國家掙的多得多。
但日本政府也規定，留學生每周打工不能超過28小時，按照1000日元的時薪標準，留學生每個月收入最多11~13萬日元，除去生活費其實所剩無幾。
由於很多人學費都是借的，為了償還學費，很多留學生不得不私下超時打工。據統計，很多越南、尼泊爾的留學生每周實際打工時間超過50個小時，比很多上班族還長。
一提起在日本打工，很多人想的是到便利店、餐飲店的兼職。但這種需要與客人面對面交流的工作，一般只有留學生裡的「精英」才有資質去競爭。
大多數留學生踏實肯幹，並且從事的都是日本人最不願意幹的「3K」（危險[kiken]、骯髒[kitanai]、吃力[kitsui]）行業。
由於語言障礙，他們經常從事分發報紙，打包便當、分揀快遞等不需要與人溝通的工作。
有些工作黑白顛倒，有些工作強度極大。曾經在便當工廠上夜班的越南留學生說：「一整晚不停地將配菜放入便當盒裡。身體和大腦都要瘋了。不想再做一次。」
明明花大價錢來日本留學，原本希望能夠留在日本工作，拿到比國內更高的報酬；或者在日本學到一技之長，回去從事高薪行業，沒想到卻掉入日本「假留學」的深坑。
有些人感到失望、後悔，卻不敢回國，因為學費欠下的債務還沒還清。
即使進了大學後，也沒有精力學習，每天還要拼命打工還學費，很多人選擇了逃走。
據2019年日媒爆料，東京福祉大學在2016～2018年吸納了共計約1萬2千名留學生入學，其中1610名留學生行蹤不明。
堅持下來的留學生，由於長時間打工，無法兼顧學業，與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相比，語言和能力上毫無優勢可言，只能繼續從事最低薪的工作，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留學打工潮，誰從中獲利？
最高興的是日本服務業。根據厚生勞動省數據，在日本工作的146萬外國人中，留學生比例為20.4%，他們為零售業、餐飲業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有些行業甚至過度依賴留學生的情況。今年由於新冠疫情，很多越南、尼泊爾留學生沒能按時來日本，一位報社負責人表示，有些地方可能會出現送報紙困難的情況。」
在這場日本留學潮中，日本教育產業或許是最大贏家。
進入語言學校幾乎是所有留學生的必經之路。據統計，截至2019年年底，日本共有774間日本語言學校，十年來增加了近一倍。
一些為留學生量身打造的專門學校也在不斷增加。去年4月數據顯示，留學生佔比超過90%達到有101間，其中45間學校全員都是留學生。
由於教育市場魚龍混雜，2019年3月東京甚至出現一起冒牌日本語言學校，騙取66名越南留學生共計約7000萬円學費的詐騙案件。
日本留學亂象，政府究竟管不管？
事實上，日本政府並不支持借債來日本留學。通常，留學籤證只發給那些有能力來日本讀書而無需打零工的留學生。
日本出入境管理局要求申請籤證的人必須向移民當局提交父母的年收入和至少200萬日元銀行存款餘額證明，但這些在當地都可以輕易造假。日本政府也很難追查。
如果嚴格遵循這些原則，某些國家的留學生人數會大大減少。日方在籤發這些國家的留學籤證時，往往選擇睜隻眼閉隻眼。
新冠疫情爆發後，留學生過度依賴打工收入的問題突出，雖然發放補貼緩解了暫時的生活窘境，但日本吸納大量不具備留學條件的學生，淪為日本廉價勞動力的現實暴露在公眾面前。
放眼全球疫情，日本餐飲業、零售業和旅遊業所受到的影響，短期內無法恢復。可以預見的是，即使緊急事態解除，留學生的打工難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疫情讓很多東南亞學生的留學夢破滅了。但更重要的是，疫情後日本政府和留學生們，能重新找到留學與打工之間更合理的平衡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