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創想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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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山東外語教學》2019年第40卷第2期第76-84頁
【中圖分類號】I106
【第一作者機構】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第一作者簡介】尹曉霞，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電子郵箱:xyin@scau.edu.cn。
【第二作者機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文學院
【第二作者簡介】唐偉勝，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敘事學與現當代美國文學。電子郵箱:iamtws@126.com。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一般項目「物敘事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研究」(項目編號：18BWW003)階段研究成果。
【摘要】當前人文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物轉向」或「非人轉向」，即將研究視角投向以往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物」成分，包括動物、植物、礦物、生態系統、風景、地方等。對文學敘事而言，「物」可能承擔以下三種敘事功能：（1）作為文化符號，映射或影響人類文化；（2）作為具有主體性的行動者，作用於人物的行動，並推動敘事進程；（3）作為本體存在，超越人類語言和文化的表徵，顯示「本體的物性」。在文學敘事中，「物」的這三個功能可以獨立發揮作用，也可以組合發揮作用，取決於作者不同的修辭意圖。
【關鍵詞】物轉向；文化的物；生命的物；本體的物；修辭意圖
文化符號、主體性、實在性：
論「物」的三種敘事功能
尹曉霞 唐偉勝
1.0 引言
過去10年中，受「後人文主義」和「去人類中心主義」思潮的影響，國內外學界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物轉向」（turn to things），或稱「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或「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Breu, 2014:7），這一轉向被廣泛視為是對以「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的超越。這兩個轉向共享一個理論預設，即客體不可認知（或者根本不存在），客體是語言和文化的建構。這種「建構」立場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本質主義偏見，卻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實在的客體的關注。「物轉向」則試圖讓我們重新回到客體自身，去探索人類之外的「物」。這一轉向已經出現了多種形式：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為代表突顯「物」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格拉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為代表突顯「物」的本體實在性、以伊莉莎白·格羅茲（Elizabeth Grosz）為代表突顯身體的「物質性」，以比爾·布朗（Bill Brown）為代表突顯我們「物無意識」（material unconscious）的「物」理論，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在西方興起的「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哲學流派對「物轉向」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思辨實在論的代表人物包括昆丁·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雷伊·布雷西亞（Ray Brassier）、哈曼、列維·布賴恩特（Levi R. Bryant）等。雖然這些哲學家討論的重點不同，甚至有相互對立的立場，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梅亞蘇所說的康德之後的「關聯論」（post-Kantian correlationism）。關聯論要麼否認物自體的存在，要麼認為物自體無法認識，因此哲學應該討論人類的認識問題，從而「混淆了本體論問題和認識論問題」（Washington, 2015:449）。思辨實在論的任務是克服關聯論陷阱：它是「實在的」，因為它相信物自體的存在；它是「思辨的」，因為它相信物自體雖然理性無法企及，卻是可以想像的。當然，思辨實在論絕非統一的哲學流派，而是由各類主張構成。比如梅亞蘇和布雷西亞持「消滅論」（eliminativism）立場，旨在想像無人的真實世界，認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與之相反，史蒂芬·夏維若（Steven Shaviro）則堅持萬物有靈論，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人類和物的關係；哈曼的重點是論述物自體的引退性（withdrawnness），認為物與人、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無法窮盡物本身；依恩·伯古斯特（Ian Bogost）、列維·布萊恩特（Levi R. Bryant）等則將重點放在對物的運作、物與物互動關係的描述上。但無論如何，思辨實在論者都認為物具有獨立於人類的生命及活性，在本體論上與人類完全平等，人類應該超越理性，對物進行（美學）想像。由此可見，「物轉向」很符合「後人文主義」的精神旨趣，試圖從本體上解構「人類中心主義」，承認物的力量，追尋物的本真。
「物轉向」給文學敘事理論和批評提供了新的機遇和視角。眾所周知，任何敘事作品中都有各種形式「物」的存在，包括動物、植物、礦物質、生態系統、風景、地方等，但以往我們通常將「物」僅僅看作人物活動的背景，因此不太注重深入挖掘「物」的敘事功能。與此同時，由於缺乏「物」視角，當我們面對當代很多以「物」為中心的敘事作品時往往也顯得束手無策。這樣，本文提出的「物敘事」就既指那些有「物」參與其中的敘事，也指那些以「物」為主要再現對象的敘事。在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基礎上，結合「物轉向」提出的洞見，筆者提出「物」在文學敘事中可能承擔三種敘事功能：（1）作為文化符號，映射或影響人類文化；（2）作為具有主體性的行動者，作用於人物的行動，並推動敘事進程；（3）作為本體存在，超越人類語言和文化的表徵，顯示「本體的物性」。當然，這三種功能在很多敘事作品中並非截然分開，而是可以同時發揮作用。必須指出的是，文學敘事中的「物」，無論是文化的「物」，主體的「物」，還是本體的「物」，都是作家用來實現自己修辭意圖的敘事成分，因此在討論敘事中「物」的功能時，我們應該結合作家的創作意旨，從而更好地理解其敘事詩學。
2.0 「物」的敘事功能之一：文化的「物」
「物」在敘事中可能成為一種符號，被用作文化、歷史、社會的隱喻。在《像客體那樣思考：維多利亞研究中「物理論」綜觀》一文中，詹妮弗·薩圖爾（Jennifer Sattaur）回顧了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對維多利亞敘事作品中「物」的相關研究，認為該項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把「物」的敘事功能與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文化理論聯繫起來，探討作為商品的「物」與工人、生產方式以及消費之間的關係，然後走向更廣泛的物質文化，尤其是消費文化理論，最後圍繞「物理論」（thing theory），不再強調物的商品屬性，而是致力於「解釋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以描述作為能指符號的物的複雜性」（2012:347）。不難看到，薩圖爾這裡勾勒的前兩個階段均將物作為文化的表徵。薩圖爾在具體評價這兩個時期（1980s和1990s）的學術著作時，試圖突顯它們的創新性。比如薩圖爾認為，安德魯·米拉爾（Andrew Millar）1995年發表的《玻璃後面的小說》（Novels Behind Glass）一書的「論證起點不是工人、生產商或商品的消費者，而是商品本身……出現在米拉爾研究中的物體（比如鑽石、茶具、鈕扣、老項鍊等）幾乎總是處於對交換循環的逃離之中，而緊緊地附著於擁有這些物體的人物的身份、記憶、情感和願望上」（2012:348 ）。但米拉爾的創新並不在於他關注「商品本身」，是轉而強調物的社會屬性，即物如何影射或象徵人物的社會地位，進而影響其行動。其實，探索物與社會歷史的象徵性關聯（無論是否強調物的商品屬性），正是把「物」視為文化表徵這一研究緯度的精髓所在。與此相對照，下文即將論述的「本體之物」則是考察存在於語言和文化表徵之外的「物性」，比如薩拜因·蘇爾亭（Sabine Schulting）在《維多利亞文化和文化中的塵土：書寫物性》一書討論「塵土」在維多利亞小說中如何掙脫文化和語言的表徵，彰顯其物性並講述自己的故事（2016:9）。
用國內學界最新相關研究作為例證也許能更清楚地闡明如何探索敘事中「物」的文化隱喻功能。《「茶杯中的風波」：瓷器與18世紀大英帝國的話語政治》一文追溯了18世紀中國瓷器在英國的熱潮，以及這一熱潮激發的大英帝國政治話語，這些話語「或重構帝國的審美和道德，或鼓吹帝國的隱性擴張，或想像性地化解帝國制瓷的焦慮，或烘託帝國科技和藝術的優越」，從而引發了一場「茶杯中的風波」（侯鐵軍, 2016:32）。很顯然，這一研究的重點不在瓷器本身，而是試圖通過圍繞瓷器的政治話語，揭示特定時期英國的帝國心態。同樣，《時尚之物：論伊迪斯·華頓的美國「國家風俗」》一文雖然聚焦《國家風俗》中的時尚之物，但重點描述的是小說主人公厄丁對這些時尚之物從「跟風者」到「擁有者」再到「操縱者」的變遷，從而揭示「歐洲時尚產業對美國社會的影響」，「美國女性在消費時尚之物同時也被時尚消費的困境」，以及時尚帶給女性「自我定義」的可能性（程心, 2016:187-201）。在這裡，時尚之物本身並不重要，其背後的消費文化及其與女性的關係才是論文關注的重心所在。在另一篇以英國動物敘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與遠東想像》中，作者認為，中世紀英國作家的動物敘事體現了他們對遠東「野蠻性」、「怪物特質」、「無物種差異」的想像，他們通過動物敘事構建的遠東「既是文化烏託邦的象徵，又是文化他者的代表」（張亞婷, 2016:73）。非常明顯的是，這裡的研究重心同樣不是動物自身，而是動物敘事折射出的時代文化內涵。
把「物」視為文化符號雖然並不涉及物自體的問題，但這類研究很重要，因為它標誌著物轉向的開端，探索敘事中「物」的文化符號功能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創作意圖。
3.0 「物」的敘事功能之二：生命的「物」
「物」不僅僅是人類活動的背景和工具，「物」自己也具有生命和靈性，這是個古老的命題，在當今這波「物轉向」中得到了普遍認同。拉圖爾在其「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中，將人類和「物」視為同在一個網絡中，而且都在這個網絡中起著行動者的作用（2005）。同樣，簡·本妮特（Jane Bennett）認為，「物」不是被動的客體，作為施事者，「物」不僅可以促進或阻礙人類計劃，而且還有自己的運動軌跡和天性，她用「物的力量」（thing-power）一詞來概括「物」的這種施事能力（2010）。如果拉圖爾和本妮特的立場是著眼於服務現實的「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那麼格拉漢姆·哈曼和史蒂芬·夏維洛則在更為宏觀的哲學層面上闡明了「物」的主體性。哈曼的「面向物的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強調走進「物」，在「物」與外界的各種關係中把握「物」（2002）；夏維洛則堅持萬物皆有靈這一立場，認為靈性是生命的前提，「物」的價值既是內在的，又存在於與其他「物」的關係中（2015:19-44）。總之，宣揚「物」的力量、靈性和主體性是當代「物轉向」的重要命題之一，它還原了「物」的主體地位，使之從人類的控制之中解放出來。
在敘事研究中，考察「物」扮演的主體功能可以讓我們突破以往「文化之物」的象徵模式，去考察敘事如何再現「物」的力量，凸現「物」的施事能力，講述「物」自己的歷史和故事，尤其是「物」在敘事中扮演的積極作用，比如「物」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物的行動，推動（甚至構成）敘事進程，參與（甚至構建）敘事作品的美學特質。比如，在《肉身的藝術：「物」理論與弗蘭納裡·奧康納的〈智血〉》一文中，奧裡維婭·邁克吉瑞（Olivia McGuire）論證了小說中的物件（汽車、大猩猩套裝、木乃伊）具有挫敗人物期待的能力，從而更完整地詮釋了奧康納的「肉身美學」（2013:507-22）；在《〈嘉莉妹妹〉中的女性主義物理論》一文中，特雷西·勒馬斯特（Tracy Lemaster）將「物」理論與女性主義結合起來，論述了嘉莉對物的渴望給她帶來了心理、兩性和藝術的發展機會，從而超越了男性中心（2009：41－55）；蘿拉·格魯伯·戈弗雷（Laura Gruber Godfrey）在其專著《海明威的地理：親密感、物質性與記憶》考察了海明威敘事中的「地方」如何動態地承載歷史文化和記憶，作為具有主體性的行動者，「地方」如何影響人物的活動以及海明威的文學想像（2016）。下面以美國著名南方作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的早期作品《一個旅行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1937）（以下簡稱《推銷員》）為例，說明「生命之物」如何作用於人物行動和敘事進程。
《推銷員》的情節比較簡單。一位名叫鮑曼（Bowman）的旅行推銷員大病初癒，開車外出推銷鞋子，卻在一個午後錯誤地將車開到鄉間小路，車也掉進溝裡。他到山坡上一家農戶請求幫助，誤將農家女主人看作老婦人並產生了與她交流的欲望，後鮑曼又請求在農家借宿一夜並得到應允。然而，天未亮時，鮑曼就起身不辭而別，踉蹌著跑下山坡，死在公路上①（Welty, 1995:1038-1047）。在這個情節概述中，讀者不難發現幾個令人費解的細節：首先，如果我們理解鮑曼是去農家求助，他為什麼突然間產生了與「老婦人」溝通的願望？他的車被打撈上來後，他為什麼突然又請求留下來住一晚？更重要的是，他在農家得到盛情款待明明可以充分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出發，但他為什麼要不辭而別，然後死在公路上？這些問題，要麼根本沒有得到回答，要麼被給出了不準確的答案。比如，有論者認為鮑曼之死源於他「極強的自尊心」（走錯路後不願問路）、農家婦人的「冷漠無情」（不願意施救一個虛弱可憐的人）、因為物化而無法接受「原始淳樸的愛」（農家夫婦的溫馨給他造成了精神打擊）（謝威, 2014:34-35）。
那麼，到底該如何解釋韋爾蒂安排的情節呢？筆者認為，「物」視角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進入這個文本的路徑。小說一開始，鮑曼就被作者塑造成與「物」和「人」都處於疏離而緊張的關係：透過鮑曼的視角，讀者了解到他傾向於把人進行物化，比如他對死去的祖母的記憶是那張「寬大的羽絨床」，對醫院照顧他的護士的記憶是贈送給她的「一個非常貴重的手鐲」（Welty, 1995:1038），而田地裡的農夫對他來說「像拐杖或雜草」（同上:1039），而與此同時他又與周圍的「物」保持著冷漠對立的姿態，比如當他的車失控就要掉進溝裡，他「平靜地下了車」，然後居然帶著幸災樂禍的心理去查看車如何摔進溝底。然而就在此時，韋爾蒂安排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鮑曼發現他的車掉進一大團葡萄藤中，葡萄藤「接住它，抱著它，搖著它，就像黑色搖籃中一個奇怪的嬰孩」，然後「輕輕地把它放在地上」（同上:1039）。有論者僅僅把這裡的葡萄藤理解為「神秘的自然界」的象徵（莊嚴, 2012:96），沒有對其敘事功能進行進一步闡釋。筆者認為，韋爾蒂在這裡對葡萄藤進行了母親般的描寫，暗示著南方無處不在的自然之物具有溫柔包容的力量，而目睹葡萄藤溫柔地接納汽車，鮑曼似乎感受到了地方中「物」友好的力量，這無疑在某種意義上減少了他與「物」和人之間的疏離感。只要理解到這個細節的功能，我們就不難理解接下來鮑曼的舉動：他「幾乎帶著孩子般的順從」（with almost childlike willingness）走向山坡上的木屋，而當他看見小木屋頂上厚厚的「葡萄藤」和站在過道上的女人時，「他停下腳步。突然間，他的心開始奇怪地跳動起來……」，「恍惚中他靜靜地站著，手中的袋子掉下來，好像是慢吞吞地在空氣中優雅地飄下，然後穩穩地落在門階旁的臥草上」（Welty, 1995:1040）。鮑曼的這一系列反應無疑源自他在葡萄藤與愛之間取得的聯繫，而他「心奇怪地跳動」，感到「恍惚」，以及「立刻」斷定過道上的女人是個50多歲的年長女人，是因為他把她想像成了自己的母親。也正因為如此，鮑曼才產生了強烈的願望要向她表達自己內心的愛，以至於後來他甚至都覺得自己已經融入這個家庭，有「彼此都看得見對方」的透明感。這樣讀者就容易理解，在小說的最後，當鮑曼發現女人其實並不老，而且正懷著身孕，這讓鮑曼驚醒這房子裡，原來有「一樁婚姻，一樁已經有了結果的婚姻」，這一切讓鮑曼猝不及防，覺得「有人給他開了個玩笑」（同上:1046）：他本以為他們三人「彼此都看得見了」，但其實彼此看得見的只有索尼和他妻子，他們之間有「秘密的交流」，而他自己一直都是「被欺騙的」局外人。就這樣，當索尼夫婦一起走進臥室，留下孤獨的鮑曼一個人躺在客廳看著火苗消失時，他重新回到推銷員模式，情不自禁地念叨：「一月份所有鞋子都將特價銷售」，絕望之下，他覺得「必須馬上回到過去的生活」（同上:1046），於是，讀者也就能理解他為什麼要掙扎著站起來，不辭而別，然後孤獨地在公路上死去。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貼切的話，我們就能看到有生命的「物」在韋爾蒂的敘事進程中的樞紐作用。在《推銷員》的敘事世界中，美國南方的自然之物「葡萄藤」不只是人物活動的背景，也不僅僅起到象徵的作用，它本身就有生命，有影響人物活動並推動敘事向前運動的力量。通過描寫推銷員鮑曼與南方之「物」和人之間一波三折的距離變化，韋爾蒂態度鮮明地表明了她的地方意識，即與南方這片包容而溫柔的土地及其代表的價值傳統（比如忠誠、自足、自尊等）合為一體，遠比象徵工業化的出門遠行更容易給人帶來幸福和滿足。
4.0 「物」的敘事功能之三：本體的「物」
敘事中的「物」除了文化表徵和有力量的行動者功能之外，還可被描寫成具有獨立於人類理性的本體性。這類研究的典型代表是比爾·布朗的「物理論」（thing theory），它以「物」的實在性（realism）為前提，認為真實的「物」存在於人類語言和文化腳本之外，考察「物」如何從語言和文化的再現中溢出，顯現其獨立而實在的「物性」（thingness / materiality）（1996）。哈曼則認為，真實的「物」是無限隱退的（withdrawn），因此無法用傳統的「幼稚現實主義」（naive realism）的方式加以再現。他在《怪異現實主義：勒夫克拉夫特與哲學》一書中討論勒夫克拉夫特作品中的「怪異現實主義」，認為作者通過「間接提及」（allusion），誘惑（allure）讀者通過「物」與其外顯特徵（properties）以及「物」與其留給人的感覺（sensuals）之間的巨大鴻溝去窺見神秘的本體之「物」，並藉此實現恐怖的文學效果（2012）。
文學敘事中，「物」的本體功能可以給我們一個視角，去考察作者如何運籌「物」與其語言文化表徵之間的空隙來突顯「物」的真相以及人與「物」的關係。比如，亞歷山大·普賴斯（Alexander Price）討論了貝克特在其戲劇《喬依》（EhJoe, 1965）中對臥室中「髒物」（如灰塵）的處理方式，認為貝克特突顯了這些髒物在規定性之外的「物性」，並藉此重新調整了「物」與主體之間的關係（2014:155-77）；克裡斯多夫·布魯（Christopher Breu）在《物的堅持：生命政治時代的文學》一書中強調「物」對語言和文化賦意的反抗，並將其視為他定義的「晚期資本主義物性文學」的核心特徵，他討論了美國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如何在其《裸體午餐》（Naked Lunch, 1959）中使用「真實界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Real）來宣告「物性的」創傷式回歸（2014）；筆者本人也曾利用「本體的物」這個視角分析了愛倫·坡的名篇《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認為在這篇小說中，男主人公羅德裡克·厄舍長期離群索居地生活在厄舍府神秘不可知的「物」世界裡，理性一點點被蠶食，終於受驚嚇而死。這樣，《厄舍府的倒塌》就可被重新解讀為一個「理性被無限引退之物擊敗」的故事（Tang, 2018:287-301）。下面以美國當代著名自然作家瑞克·巴斯（Rick Bass）的短篇小說《洞穴》（The Cave, 2000）為例，說明「本體的物」如何被作家用來傳達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
在巴斯這篇發表於2000年的作品中，拉塞爾和女朋友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赤身裸體地進入到一個50米深的廢棄地下礦井。在這個洞穴裡，兩個人經歷了去人性化過程，然後依然赤身裸體地回到現實世界。然而，在他們眼中，此時的世界已然完全不同：
陽光似乎有些不同——仿佛他們已離去達幾月之久，如今他們歸來，已是不同季節；也或許他們已經離去幾個世紀，甚至千年，事物呈現的角度也有了些許的不同——陽光，以一種古老的，又或許是更新的模式，灑向大地。
……陽光漏過楓香樹、山毛櫸、橡樹、山核桃樹，灑下金綠色的光束，留下斑駁的光影，他們穿行其中。他們能嘗到皮膚上綠光的味道。這是更加濃稠、潮溼的日光——仿佛他們是在水中前行。
……他們沿著山型前進。一頭母鹿和小鹿受了驚，一躍而起，驚恐地看著他們好半天，沒有認出他們是人類，最後它們搖著尾巴，慢慢地走進了樹林。
……然後，他們手腳並用地在野草莓地上爬行，有時候用手抓一把野莓放進嘴裡，有時候則彎下腰來直接啃食地上的野草莓②。（Bass, 2000:159-60）
草木叢生的大山、溼漉漉的灌木叢、山核桃樹、母鹿和小鹿等令人眼花繚亂的自然之物，與他們在地上爬行、摘吃草莓的動作一起，讓讀者全然忘記他們作為人類的特殊存在：他們完全融入到自然中，與自然中的動物、植物沒有任何等級差異。他們仿佛化身為「動物人」，融化進了自然萬物之中。不難看出，巴斯在這篇小說中突破了「人」的文化規定性，突出了「人」的物性，把「人」真正變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按照伊莉莎白·哈什（Elizabeth Hash）的說法，巴斯這樣書寫人類的意圖是「想成為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並為之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為短暫的生命找到更長久的意義（2015:385-91）。值得注意的是，與《裸體午餐》這樣的文本不同，巴斯的敘事沒有採用打破常規語法的「真實界的語言」，而是使用了常規的「人」視角和符合規範的語言，但同樣運作出了一個「人類」處於文化規定性之外的神奇時刻。
5.0 結語
「物轉向」已經是當今人文研究領域一個相當顯著的現象，也引起了部分國內學者和相關期刊的關注，該文詳細回顧了哲學領域的「物轉向」及其對文學研究的啟示（88-99）；筆者本人也曾先後在《外國語文》《學術論壇》《當代外國文學》等期刊上發表過「物敘事」相關論文，並從2016年起多次在國內學術會議上做過「物敘事」主題發言，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興趣。但總體來說，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界還沒有充分重視「物敘事」，已有的研究也還存在不少盲點。比如搜索國內主流文學期刊上發表的以「物」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會發現幾乎所有論文都停留對「文化的物」這個功能的探討，很少對「生命的物」這個功能進行探討，「本體的物」在敘事中的功能則完全缺失，這無疑是目前國內「物敘事」研究的一大缺憾。
事實上，在「物敘事」研究中，除了完善研究模式外，還有很多工作值得學者們去探索。首先，需要探討「物」敘事與性別、種族、環境、歷史、全球化書寫之間的互動關係。一直以來，性別敘事、種族敘事、環境敘事、歷史敘事、全球化敘事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還原被壓制方的創傷記憶，賦予他們力量、話語權和平等地位，書寫他們獨特的生命存在方式，「物」敘事研究模式有利於深入挖掘這些敘事的內在含義。其次，需要探討「物」敘事與中國本土學術資源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如傅修延教授在其《中國敘事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敘事傳統中向來注重描寫「物」，體現的是「萬物相互依存」的文化思想（2015:43-47）。此外，中國哲學思想裡也蘊含了豐富的「物」思想，比如道家強調「物各有性」，也就是說「物」有自己的本性和功能，人與「物」是平等的，沒有本體級差。我們可以挖掘在《唐傳奇》《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經典作品中「物」的敘事功能和文化含義，並聯繫哲學傳統中的「物」思想，用中國視角來夯實「物」敘事研究的理論基礎，並將中國文學文化傳統帶入當代國際學術前沿對話中。
【注釋】
① 此引文為筆者的譯文。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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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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